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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考验中 有师父保护
文/云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一九九六年我走入大法修炼。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疯狂打压迫害法轮功,在面对诸多旧势力强加的魔难面前,我数次遭遇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但是我始终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一次次闯过了生死关和一个又一个的魔难,经受了许多风风雨雨的考验。我深切的感受到佛恩浩荡,大法的神奇,修炼的殊胜。

一、二十多年的“类风湿病”修大法后不治而愈

一九九六是我人生最低谷时期,各种冤屈接踵而来,精神几乎全垮了。那时我每天抽烟、酗酒麻醉自己,也不跟任何人讲话,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加之我一九七五年就患上了“类风湿病”、“腰椎一~五椎间盘彭出或脱出”、“腰椎退行性变形”、类风湿引起的“腰底椎变形”等等。在得法前的二十多年里,我都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那时腰痛、不能完全直立,四肢大小关节经常肿痛、严重时连路都不能走,阴天、下雨时更是如此,每天都得服用進口的抗类风湿药。

那时三十多岁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冷水不能碰,背米、拉蜂窝煤这样的家务事都是妻子去做。因为身体不好,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目光呆滞。有一次公安到单位来,差点就把我当成了“瘾君子”。那时我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一住就达数月,什么中医、针灸、单方、验方、秘方,对我都没有用,我就这样在人生无望的痛苦中挣扎着。

妻子为了让我好病去学气功,回家来教我练,我也没好好练。一九九六年的一天,妻子又准备到朋友那儿学某功后来教我,她到朋友家说明来意后,朋友说:我没练某某功了,现在在炼法轮功。妻子听后赶紧说,我也要炼。这样她将朋友送的《转法轮》带回了家。

妻子回家后,将《转法轮》放在客厅桌子上,就去忙别的事了。我顺手拿起书,翻开一看,书中的字都发着红光,而且每个字都是立体的,惊奇之下,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我完全被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折服了,我突然间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生中要追求的东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我所遭遇魔难的根源,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修炼法轮功、一修到底,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

我看完一遍《转法轮》后,折磨我二十多年的类风湿就觉得好了,药也想不起来吃了;第三天,我就戒了烟、酒等许多坏毛病,就象大法书中讲的,我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走路也不累了,上楼上多高都感到很轻松。

二、两次闯过生死关

二零一二年,我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在看守所,我突然出现“高血压併高危族”,有时血压可高达200/120mmHg以上,并有频繁“心房心室早搏”,被强行送到医院,住進急诊抢救室。住了三天,医生用尽各种方法和药物,我的血压都没有降到正常。

这时我强烈要求出院,看守所医生劝我“安心住院治疗”,我对医生讲:我没有病,都是被迫害出现的症状,你们再这样对待我,非要了我的命不可!由于我的坚持,他们只好将我拉回了看守所。

晚上医生来测血压,血压已降到正常,医生惊奇的说:真不可思议。有时医生巡诊都会对看病求药的其他人讲:你看人家法轮功(弟子),血压那么高,都不要药吃,你们才是点小病,就大喊大叫,要药的人总会说:人家法轮功有他们的师父保佑。

二零一七年的一天,在监狱车间里,我突然头晕目眩,站立不稳,我心想没事,但狱警们怕出事,还是把我送到了医院,随后就出现了口齿不清,右半身活动障碍,经送外做CT、核磁共振诊断为“脑梗塞”,监狱、监区警察都十分紧张,怕我出什么意外。但是,没几天,我就慢慢恢复了,手脚也能活动了,因为同监区比我年轻许多的一个服刑人员也是得了“脑梗塞”已经快一年了,还要人架着才能行走,狱警们都惊奇的说:修炼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

我知道都是师父一次又一次为我化解了旧势力强加给我的魔难,是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

三、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 师父看护

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不久,我为说明法轮功真相到省委上访,被警察绑架关進了看守所。以前就听人说过看守所如何黑暗,進去才知道,这个看守所实际就是“人间地狱”,被关進看守所的人不死也要脱层皮。看守所里死人、伤人是经常的事。

刚進看守所的人无论年纪大小都要被“升堂”(即折磨你,给你先来个下马威)。过堂常见的有:“罚拳”(根据情况,每个人轮流打你三~九拳不等,有的被打的吐血,肋骨打断)、“高山流水”(脱光衣服蹲在卫生间,由一个人抬一盆水,从头上慢慢淋下,曾有看守所的警察在大冬天亲眼目睹、计时,一盆水倒了四十分钟)、“蹲冰柜”(冬天脱光衣服蹲在洗漱水池下面,蹲的时间长短因人而定)、“开飞机”(常用的方式是头低下,用肩背抵着墙,双手反背着,很快可以致人虚脱)等等五花八门,由牢头视情况选定方式。

酷刑演示:开飞机
中共酷刑演示:开飞机

到看守所的第二天,我也被“升堂”了。他们问了我姓名、年龄、职业、单位后,又问是为什么進来的?我说是因为炼法轮功進来的。有人就问:法轮功是干什么的,我说: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有人就又问:是不是现在电视上说的法轮功?我说是呀!他们一哄而笑:共产党说不好的,一定是好的。然后他们也没有为难我,就算过了堂,当时可能我心里很坦荡,也没有怕心,师父就帮我挡了这一难。后来,牢头还带领其他人跟我炼起了法轮功。

在看守所都要做苦工,那时候的活是捡辣椒,又灰、又呛、又累,人人都是鼻涕、眼泪一起流,手又痒又疼。但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人家都把我当怪人。分配辣椒时,不知什么原因,分给我的比别人的都多,我也不吱声。按监号的规定,什么时候捡完,什么时候休息,到晚上十点(睡觉时间),除了堂口上(牢头手下的人)分的少的人已经捡完可以睡觉外,其他人都得继续捡,牢头叫我也休息了。

第二天起床时,那些人虽然没捡完,但剩下的也不多了,就我的还有一大堆,牢头叫别人帮我,我谢绝了,我说:我能行,大家都很辛苦,别再麻烦别人了。洗漱完,我就开始捡,这时奇迹出现了,我的那堆辣椒,辣椒把自然脱落了,我只需要把辣椒和辣椒把分开就可以了,这样不一会儿我就捡完了。这时牢头对那些还没捡完的人说:你们看人家老头还睡了一觉,现在都捡完了,你们还在磨蹭。那些人辩解说:法轮功有他的师父帮忙呀!我知道又是师父帮我解了难。

四、警察对女儿说:你父母智商真高

“七二零”迫害开始不久,各地开办了所谓“学习班”,其实就是暴力转化班、洗脑班,企图改变大法弟子的信仰。单位也专门为我办了一个半月的“学习班”,没有达到目地。省里准备办“学习班”转化我,要我和妻子都去。为了抵制非法“转化班”,不让单位再受牵连,我和妻子便离家出走。我们走后,单位、公安四处寻找我们,怕我们到北京去,甚至下发了内部“通缉令”。他们几乎找遍了所有我们认识的人,甚至几十年都没有联系的亲戚也被他们骚扰,就是找不到我们。我们经常是突然动念要离开所在地,亲戚朋友埋怨我们走的太急,我们一时也解释不清(其实都是师父的点化与安排),有时是我们刚刚离开,警察就找上门了,甚至有一次,我们与警察几乎擦肩而过他们也没有发现我们。警察对被监控的女儿说:“你父母智商真高,把我们玩得团团转。”

有一次,我们住在某市一个朋友家中已经一段时间了。一天凌晨四、五点,朋友就打电话让我们收拾东西,说一会儿带我们走,然后就将我们送到相近的另一个县城。事后,这个朋友才说,那天晚上他和几个警察朋友吃宵夜,那几个警察说:你认识某某(妻子)吗?人家说他们就在我们市,“六一零”要我们找到他们夫妻俩。朋友意识到可能是警察有意的提醒,所以决定立刻将我们送走。朋友送走我们后返回该市时,入城的路口已经设置了关卡,有关人员拿着我们的照片在進行检查。我们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

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中共残酷迫害下,我们能走到今天,都是伟大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们一定要紧跟师父,信师信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兑现史前的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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