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时我二十五岁，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大法是让人修炼得道的，师父是在末劫时下来传法度人的，从那时起，我天天学法炼功，总觉的自己得法晚，属于第三批進来的，所以特别精進，即便干活的时候，心中都背着师父的经文，事事用法来衡量，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到同修家时被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后由当地派出所接回，关押到收容所。当时的情况是，我如果写个保证书就可以回家。我的亲人全部上阵劝说我，就连八十多岁的奶奶、姥姥也被拉过来劝说我，逼我写保证书回家，我丝毫不为所动。后来家人趁我不备把我的胳膊扭在背后，在一份东西上摁了手印。

我被接回家后，父母一直看着我不让我外出。直到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在收容所认识的同修托上访的常人给我送来了《走向圆满》、《排除干扰》两篇师父的新经文。看了两篇经文，我觉的应该去北京证实大法。

二零零零年七月初，我以到镇上剪头发为名出了家门，骑着自行车刚到理发店，就看见跑城里的小公共停下来了，我来不及跟理发店的老板交代，扔下自行车就上了车。到了城里，跟同修交流一下，借了同修一百五十元钱，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市天色已晚，找了一个不要身份证的地下室旅馆，那儿住的大部份是同修。我们结伴来到了信访局，还没等進去，外面各地区的驻京办人员就把我们拦住，我们不报地区名，也不报姓名，他们就拿话套，听口音猜是哪里人，一旦报名或者被听出来，立刻把人拉走。最后同去的人中就剩下我，就听旁边一位大叔说：“你快走吧，在这里站着干嘛？”我一听此话，快步离开此地。

我还是要去天安门，刚走不远，一位男同修追上来，他刚从信访局出来，是学自动化的大学生，我俩结伴来到天安门，在天安门附近的大路旁休息。等天亮了，我俩到天安门广场，这时天安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警察便衣到处都是，眼看一波波的同修被推上了车。我俩不能再等待，走到天安门广场的里面，选好位置，铺好报纸打坐，炼起了第五套功法，我想闭上眼睛闭不上，因为眼睛周围的小法轮转动着，手上、胳膊上的小法轮都在转动着。

我们炼到加持神通时，警察把我俩推上警车，拉到一个院子里，关了有好多同修，报出名的立马被车接走，不报名的也被分批拉走。我想：不报名的目地就是让当局看看这么多的大法弟子進京上访，引起他们的重视。我随着被拉走的人群往外走，最后发现别的同修都被拉上车，只剩下我一人站那，这时旁边又有一位大叔对我说：“你在这站着干什么？还不快走！”我回过神来，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一次我结识了一位个子高高的大姐同修，我俩走到天安门广场，炼起了“法轮桩法”。不一会儿就被警察拉到了之前的院子，一女警察看着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们在我身上没发现任何证件，后来见一卷卫生纸的厂址是烟台地区的，就让烟台驻京办的人将我接走。

烟台驻京办的一人说：“送你到火车站，给你买上票回家吧，要不就给你买票钱，你自己回家吧。”我说：“我不回家，我还要证实大法呢！”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拉着我一起去游览卢沟桥。到达目地地的时候，他们让我下了车，自己开车跑了。

我找到公交车站，又来到天安门广场。这回我没立刻站出来，而是在广场上找同修，几天下来结识了不少同修，我们晚上睡在天安门附近的小公园里，准备“七·二零”再一同站出来证实大法。这天，我跟同修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寻找更多的同修时，都被推上了警车。

辗转几番，我与约三十个不报名的同修被关到天津大港看守所。我们在一起背法、炼功，并且绝食反抗非法关押。警察多次提审大法弟子，相对提审我的次数不多。记得一次，警察来提审我，我慢悠悠走着，忽然涌上来一口痰，我赶紧拿出一块卫生纸吐在里面，快步走向垃圾桶扔在里面，这一小小的举动，竟然感动了提审我的警察：“你们大法弟子真是好样的，到这个时候还做的那么好。”

每次提审，我只告诉警察“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师父是被污蔑的”、“还大法、大法师父清白”等等内容。记的有一次他们气急败坏的把我铐在楼梯上过了一夜。

在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下，警察最终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不通过当地政府，而是让家人或者朋友来接走。大部份同修被接走了。由于当时我哥的电话号码换了，只好让村干部来接，谁知村干部报告了乡政府，最后是乡政府人员和村干部一同来接我。回到当地，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历时一个月左右，我终于完成了到北京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的心愿，返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