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八年喜得大法的，那时我四十多岁，每天沐浴在法光中，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觉的自己太幸运了，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邪恶发动了对大法的迫害，师父也被谎言恶毒的攻击。我在家里再也呆不住了，决定走出来，到北京去证实大法。

下面我就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证实大法的伟大和大法弟子的慈悲。

那是二零零零年的深秋，北风夹着雪花。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个小包，决定到北京去。当我把门锁按上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万分难过，不知这一走，要何时才能回来。当我们几位同修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以后，一切的一切都放下了，我要去履行我神圣的使命和责任。

我在北京呆了不到四个月，每隔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高压下，大家都在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证实大法，救度众生。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北京的同修给安排住处，我们的房间里住了不到十个人，年龄不等。大家每天都出去，有喷字的，有贴粘贴的，有发资料的，有写信封的，有挂横幅的。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去。当我把“还师父清白”的粘贴贴上以后，那一刻，我的心里非常轻松，我终于能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了。

一天，我在一个小区里贴，由于时间过长，被岗楼人发现了。两名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我和几名男犯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但没有门，中间底部是隔开的。到了很晚警察出去喝酒都回来了，一个警察走过来跟我说话，他可能是个所长。我跟他说：“让我出去吧，我给你们打扫卫生。”他没同意，可能是怕我跑了，就安排一个人看着我们，他们就都走了。我就跟这名警察说：你让我出去吧！他同意了。这名警察很善良，我就跟他讲真相，后来他问：“你们那功怎么炼？”我就给他学第五套功法的动作。他喝了酒，慢慢就睡着了。等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悄悄的打开房门，轻轻的走出去，还能听到其它房间的放水声，但是没有人发现我，我就跑了。这都是师父帮了我，我又回到原来的住处。

可是没住几天，房东大叔来说：“你们快走吧！”因社区人员问他，租你房子的人是干什么的？他很害怕，让我们快点走。我们想，必须马上离开，已经很不安全了，因为我们每天从门卫路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我们留下了二三位同修，收拾东西，其他人赶快离开。

又来到一个新的住处，这地方人可多了，大概有三十多人吧，是散区，没有门卫。大家都很精進，早晨集体炼功，晚上集体学法，白天大家就做自己该做的。谁也不问谁姓什么，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就是随其自然的自动组合，三三两两的出去做事。这时北京已经很严了，坐公交车有的还查身份证。一次我和一个同修去楼里准备发资料。我去的这个门洞就有一个男子，穿个军大衣，在那里装着看报纸，我上到二楼就觉的不对劲儿，我就没发，找同修快点跑。我们跑出去三、四米，就看到他正在那打电话，还看我们。我们俩打个出租车跑了。后来这个同修去买做横幅的布，晚上就没有回来。当我发完资料回来，正好路过潘家园派出所，把我吓了一跳，我止住呼吸，悄悄的走过去，因为这个派出所很邪恶，从周刊上看到他们打死了我们一个同修。

由于人太多，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大家都很自觉，都会主动去买，买些馒头咸菜菠菜之类的、做点汤。这样，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有地方住，能吃上饭，能作证实法的事就知足了。

那时，北京居民也不明白真相、都很敏感，都在注意，看到自己楼下有陌生面孔，就盯上。后来我们改为早上天没亮就出门，即使动作很轻，他们也知道，有时还有狗叫。有的小区门卫他们特别注意。我就是一大早進去，他们就把我绑架了，那时经常有同修早晨出去，晚上就没有回来。

一天，我们在屋里作横幅，门外有人敲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把门打开，我们都不敢回答，也不吱声，也不敢动，他们看半天没回应，就走了。我们确定他们是真走了，就开始悄悄的收拾东西，紧张的准备快些离开。

我们住的是北京同修的一个新房，住户还没有搬过来多少，可能是我们人太多，早晚上卫生间冲水，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们几个人轻轻的从屋里出来，心里是怕怕的，眼睛都不敢往两侧看，只是用余光环视四周，漫无目地的向一个方向走去。后来我们坐上了一个车，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才下车，在一个地方坐着。记得那时非常害怕，好象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在害怕，心怦怦跳。后来听同修说，我们走后，那里就停着警车。

和我一起去的当地六名同修，在很早我们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在什么住处又遇见了，就说大家做的都不容易吧。记得那天转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北京同修给我们安排了住处。

我三次走上天安门，第一次去是打横幅。记得头天晚上另外空间的邪恶就阻拦，就吓唬我：“你去，就让你脑袋开花。”电棍在头顶上晃，我不惧它。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几位同修走上了天安门，打出了横幅，喊出“法轮大法好”。随后就有便衣警察过来，按住我们，把我们推上依维柯警车，拉到附近派出所。还没到地方，我就看到一位同修满脸是鲜血，鲜血染红他的白上衣。

進到屋里一看，啊！好多人呢。走廊站满了长长的两大排。他们都高声的背着师父的诗《洪吟》，一个接一个的背，一会一个警察过来，叫我们去签名，问哪来的，我们都没有报地址。每个人都签上“大法弟子”四个字，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自己能做大法的弟子，伟大的师尊的弟子是多么的幸运啊！真的是太幸运了。

那时去天安门的同修比较多，但都一车一车的被拉走。我被拉到北京延庆县，被关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大房间里，只有一个气垫子。我们就脱掉鞋坐上去。不长时间，警察就过来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拽出去，也不许我们穿鞋。在走廊一顿打嘴巴，然后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路上光脚走在冰面上，都没有感觉怎么冷。是师父慈悲在加持呀！

進到屋以后，那两个警察也不吱声，我看他俩不吱声就说：“我们都是好人，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全世界都在学《转法轮》。那本书你们翻开看看，没有一句话是教人做坏人的。”这时他就拿起电棍开始电我。当时我也没有害怕，就背：“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可能当时我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师父就保护了我，过一会他们就停手了。这次同修承受的也很大。有的被打的满眼青，有的被电起了很大的水泡，有的被拽出去在外面冻着，好几个小时才能回来。又冷又饿。没有人给我们饭吃，水喝。第二天他们上班，又拽我们出去迫害。后来把我们送到一个不知名的看守所。临走时，我看到地上还有一排鞋没有人穿，同修没有回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遭受到怎么样的迫害，我心里非常惦记他们。

到看守所，那里有很多同修，来自各个地方。大家坐在一起，交流证实法的体会。一个年轻同修还给我们买了高档的被子。可到了晚上，我们就被分开了。我和三名同修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其实都没有暖气）。一个水泥炕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被子本来就很冷了，他们还在门边上放一个电风扇，对着我们吹凉风。我穿了一个不厚的棉衣，一会盖上，一会铺上，不盖上边冷，不铺地上凉。

第二天又叫我们出去，拉了几车人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是小车）也不知道开了多长时间，把我们拉到大山里边。车停下后，他们说：“炼的就下车，不炼的就不下车”当然大家都炼啊！就都下了车。下车后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就往山上跑，怕又被他们抓回去，过一会回头看，他们都走了，我们才松了口气。从山上下来到了路上，我们就决定，顺路往回走。不一会，从山里面开出来一个卡车，到我们身边就停下了，里面的人说：“你们去哪儿啊？”我们就说去火车站，他说：“那还远着那，我送你们去吧！上车吧！”大家万分高兴，又惊又喜。是师父安排来接我们的！到站后，我们谢过他，又坐上去北京的火车，证实法去了。

第二次我去天安门是配合同修打横幅（九十九米长，上面绣着师父的诗《洪吟》）。我们按照定好的时间在那里等着。那天广场上的人很多，风很大。有放风筝的，有拍照的。便衣警察也很多，我身边就有，他有时就看我，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会看天上的风筝，一会拍照。气氛十分紧张，好象空气都凝固了，静静的等待着同修到来。回头一看，一个皮箱落地，同修正在往出拿横幅，这时我们有撒资料的，有撒乒乓球的。目地是让他们冲我们来，让同修把横幅打出来。这时几个便衣扑过来，把我们按住连踢带打。我的腰被他们按的都直不起来了。但我还是看到同修把横幅扯起来。向天安门广场的中心走来。这伟大的壮举，震撼着整个穹宇。

我们被送到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各个房间里都是我们的同修。里面很脏，灰很厚，厕所大便满地都是。我们跟他们要了工具，把这个地方的每个角落打扫的干干净净。我拖着一条被他们打伤的腿还能这样去做。我们这功这么好，这么善，我想我们的行为他们也能记在心里。

同修被迫害，在哪都一样。就听其他房间里经常有电棍的啪啪声。到了半夜十一点，他们就接到通知，准备放人（不是全放）。因为我被打的严重些（脸和腿都是青黑色的），就让我先出去，还有一个山东的大姨（我悟到是师父安排她照顾我的）。我们走出大门后，因为太晚，只能找个地方住下来。大姨扶着我進了一家旅店，他们问有身份证吗？我们说没有，她说：“查的可严了，没有身份证不能住啊，老有人来查。”我们和她商量，让她帮忙照顾一下。这人很善良，就让我们在这住，但是明早早点离开。可能她看到我这个样，心就软下来了，我们俩在一个单人床上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就出来了，一为了安全，二为不给店主找麻烦。

大姨有她要去的地方，后来我们分手了，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又找到了一对夫妻同修，这个房间里住了五个人，其中有位年轻的吉林女同修。夫妻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出来证实法。她丈夫因为喷涂真相，很早就失踪了。这位同修很了不起，没有过度的悲伤，该干什么干什么。有时背上小孩去发资料，有时我们给她看着孩子。我由于腿的原因不能再发了，就往信箱里投信。不知道哪有信箱，我出门坐公交车，师父总能让我看到信箱，我下车就投進去了。

我们除了做真相以外，谁都不出去。一个同修专门给我们送菜。那个地方都不能久住，为了安全，同修让我和那个带小孩的同修到别的地方住。住到了大学生住的房间，大学生放假了，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俩。我除了做饭，就是学法炼功，学法炼功。因为不能出去，看不到别的同修非常寂寞。那时真的让我饱尝寂寞之苦。真正的体验了寂寞是什么？因为每天都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

后来腿好些之后，我就想，干什么来了？证实法来了，那要不就证实法，要不就回家吧。回家又不甘心，这样我就又走出去了。北京人很敏感，到一个楼院去发资料，他们看我是陌生面孔，都会盯着。所以我都是快速的快上快下。记得有一次我刚上楼，一个老头就跟上来。我就装作系鞋带，他问我找谁？我没吱声，就快速的下楼，他就在后面追。这时我快速的拿出一张寻人启事，边跑边说：“找人的！”我坐上车了，他们还站那看着呢！就说北京证实法的事，真的很难。

有一天，天还没亮，我就跟一个男同修到一个小区去发。刚上到三层，直觉就告诉我，不安全。我就没发，下来了，这时他们就过来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他们先用电棍电我。后来就问我是哪来的？叫什么名？资料从哪弄的？住在哪？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带我开车出去找。走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我都说不是，不象。他们气的够呛，把我拉回去了。就让我在走廊打倒立，没几分钟我就挺不住了。到了晚上，就把我送到了看守所。

午夜，看守所监室门外一个警察高声喊着我的名字。我就跟他走了，穿过一个楼一个楼，穿过一个一个房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心里很害怕。我暗自思量，不会是刑讯逼供吧。终于到了一个屋，他让我坐下。简单的问了我几个问题，做了笔录，就让把我送回去了。虚惊一场。

因为看守所人太多了，装不下，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往北京的调遣处。到了那里高高的大墙，电网，高高的大黑铁门，十分邪恶恐怖。大门开了，就有几个警察提着电棍站那。我们一進去，就让我们蹲下，电棍就放到我们后背上。说那里的监规。然后就把我们带到操场上，让我们一丝不挂的接受检查。阳春二月，北风呼啸。我们冻的直哆嗦。她们检查完了也不让我们穿衣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让我们穿上衣服的。等分配到房间里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那里的警察非常邪恶，每天拎着电棍走来走去的。上厕所就3分钟时间，没有洗漱的时间。一边蹲厕所，一边刷牙。晚上休息，只要铃声一响，警察马上来各屋查看。所以马上就得躺下，等他们过去再起来整理。我们睡在床底下，铺一个跳板。白天包卫生筷子。没活就齐步走，就是岁数大的老太太也得走齐了，走不好就被打骂。包完的卫生筷子还要送到库房里。我一个小个子，扛着一麻袋真的很吃力。

我认识的一个北京同修，被他们电的脖子肿大。我们吃饭的时候要从屋里站排出来到操场打饭，到谁谁就得跪下，双手把饭盆举过头顶，然后还得说：劳教人员谁谁谁请求吃饭。才给盛饭。

记得在那呆了一个星期吧，因为那时走出来的同修比较多，看守所装不下，就送到调遣处。调遣处装不下就送到劳教所了，我就是这个时候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零六个月。以上是我在北京证实法的部份经历。

师父说：“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精進要旨》〈真修〉）。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记得那个时候，我没有觉的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想过家和孩子，只有欣慰。因为我做了要做的事，维护了大法，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是我最欣慰的，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

责任编辑：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