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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时是中共 有钱时仍是中共 中共永远是中共
文/笔道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二月五日】围绕张又侠被审查的讨论,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关注。若将这一事件置于更长的历史与制度脉络中考察,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个案本身,而在于它所反映的政治思路和治理方式的延续性。《九评共产党》一书恰恰提供了一个分析这种连续性的理论视角:即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政党,它是西方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苏俄的现代版,始终着保持其固定的组织特征、行为模式和权力逻辑。

如果能接受体制改革,能反垄断,能容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民生自由,能放弃“不断清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这种极端思想和暴力行为,中共就不成其为中共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它:“没钱时是中共,钱多了还是中共,中共永远是中共。”

一、从《九评共产党》看中共的“敌我区分”

《九评共产党》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将中共视为一种以斗争为核心机制的政治组织,而非以道义、法律或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政党。在这一视角下,政治并非利益协调的过程,而是通过不断制造“敌我区分”,来维系组织活力与权力的合法性。

这一组织逻辑决定了:权力优先于法治,对个人的忠诚优先于能力与专业,立场选择必须绝对以党为中心,党的利益永远优先于民生。

因此,“审查”并不只是法律或纪律问题,而是一种政治筛选机制,其目的在于确认个人在任何问题上都处于“组织可控”的范围之内,以维持党的权力和垄断控制。

二、文化大革命:组织逻辑的极端呈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并非历史偶然,它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只是利用了“无产阶级”,以实现党的利益,是上述组织本质在特定条件下的一次极端释放。《九评共产党》指出,文革并不是失控,而是党的斗争哲学的制度化实践。

在文革时期,“审查”以政治运动形式展开;指控无需明确事实基础;结论先于证据,定性先于调查。其本质并非司法过程,而是权力斗争与忠诚考验的工具。个体命运完全服从于党的政治需要。

三、当代审查机制:形式变化,逻辑不变

与文革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已进入高度技术化、利益化、精细化的控制阶段:公开暴力与群众动员早已转移到公众视线之外;以控制舆论来驯化民众的思想。即,党的宣传手法早已东西兼容,正如苏共成为中共的地方化过程,但《九评共产党》所揭示的党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只是以更制度化、更隐蔽的方式运行。

现年75岁的张又侠,是除习近平之外,中国解放军中实际排名最高的将领。在张又侠被审查这一类事件中,可以观察到以下连续性特征:审查标准模糊,解释权高度集中;程序缺乏透明性与可预测性;个案具有明显的示范与震慑功能。杀鸡给猴看,一切只为党。

不同于文革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群众批斗”,党的当代审查更多依赖行政权力、舆论控制与资源剥夺,但其目标仍是通过不确定性来强化服从。“今朝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你是否忠于党、该死该活,结论不取决于事实和证据,更不看业绩和历史。

四、经济发展未能改变权力逻辑

中共并非因贫穷而极权,也不是因掌握了全球供应链才想成为世界霸主。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导向中共改变本质,只会让中共停止韬光养晦,更有资源实现其终极目的。这一点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它在金钱匮乏时期,斗争以生存为名;在金钱充裕时期,斗争以安全为名。

“没钱时是中共,钱多了还是中共”的说法,实质上指出了一个制度事实:财富的增加,只是为中共的控制和称霸野心提供了更多工具、资源而已。这种连续性带来的后果具有结构性而非偶发性:法律不会成为真正的约束机制,更不会带来公平和正义;民众、社会成员被迫基于恐惧而进行长期自我审查,视野狭窄,被局限在党主导的话语圈之内;信任、公德与理性思考能力持续流失。

当政治安全始终凌驾于民生发展之上,个体只能通过鸵鸟避险的模式来换取安全感,整个社会难以避免在低风险、低信任、低底线的异化状态中越陷越深。

结论

将张又侠被审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内斗相对照起来看,模式清晰,逻辑未变,是党的制度行为模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党魁手中的延续。

形式可以听起来更法治,但本质上还是人治。话语可以调整到更精细、不再那么文革,但只要中共还在,其斗争哲学仍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原则,中国就会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的异类国家。

作为中国人,无论自家钱多钱少,如能放弃幻想,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共产党还在主政,不管谁上台,中国都逃不出“共产邪灵”的人治魔爪。只有真正抛弃中共,才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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