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无论是当事人或大陆通讯员在撰写报道时，还是大众读者在阅读报道时，将“定性词”改为“事实描述”能显著增强文章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举个例子：
写法一：“恶警非法闯入大法弟子家，非法抄家，并非法绑架了大法弟子。”
写法二：三名未着制服、拒绝出示搜查证的人员闯入民宅（三男一女，年龄看起来在30-40岁之间），在未提供扣押清单的情况下搬走两台电脑，并将当时正在做饭的李女士强行带上私车，未向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属告知去向。”

我们换位思考，上述这两种写法，哪种属于“内部伸冤”，哪种让人感到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呢？

现代读者不再喜欢被喂养现成的结论，而是希望通过细节自己推导出结论，因此在报道中，为了更好的讲清真相、让真相更好的传播，我们应避免直接使用“非法抓捕”作为唯一论据。很多读者对他们认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或宗教色彩的“定性词”（如“绑架”“构陷”）有天然的防备心理，我们叙述时，也应该注意在他们的眼里，逻辑和事实的关联是否成立。

根据法律，一份程序合法的“抓捕”必须满足一系列法定条件：

1. 执法主体与证件（身份合法性）

执法人员必须主动出示《警察证》，证明自己的身份合法。如果是进行刑事拘留，必须出示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拘留证》。

例如，描述 “来人未穿制服，未出示（或拒绝出示）警察证，也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便强行将人带走。” 这样的事实描述，能让读者自己看到事件的“非法”属性。当然，如果能正确地指出对应的法规作为参考信息，则可以让有心的读者自己去查证、确认。

2. 传唤与拘留时限（时间合法性）

法定要求遵守传唤时限， 刑事传唤或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经批准不得超过24小时，并严禁变相拘禁，比如通过连续传唤的形式延长拘禁时间，很可能属于“变相拘禁”，要当场提出质疑，报道中也应对这样的事实给予陈述。

如何用事实说明“非法”呢？举例说明，如果你说“当事人在派出所铁椅子上被扣留超过48小时，期间未收到任何拘留证明，且审讯结束后仍不释放。”这就属于事实描述。如果你只说“非法绑架”“非法拘留”，读者不但无法了解事实，还会认为你很主观或情绪化，从而丧失阅读愿望，更谈不上帮助你传播事实。

3. 家属通知义务（知情权合法性）

法定要求采取刑事拘留或逮捕后，除无法通知或涉及特定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外，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告知拘留原因及羁押处所。

如何用事实说明“非法”？例如，你可以描述： “当事人失踪三天后，家属多方打听才得知其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办案单位从未主动履行通知义务。”

4. 搜查与扣押（物权合法性）

法定要求，进行搜查时必须出示《搜查证》（紧急情况除外，但事后需补办手续）。扣押财物必须当场开列《扣押物品清单》一式三份，由当事人和见证人签名。

如何用事实说明“非法”？例如，可以描述 “警察进入民宅后翻箱倒柜，未出示搜查证，拉走数箱私人财物却未提供任何扣押清单，也拒绝见证人签字。”

5. 暴力与文明执法（人身安全合法性）

法定要求严禁酷刑： 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搜集证据；使用戒具（手铐等）应仅限于防止逃跑、行凶等必要情形。

如何用事实说明“非法”？例如，你可以描述： “抓捕过程中，多名无警号人员将年过六旬的当事人按倒在地，导致其手臂多处挫伤，且在审讯中连续多日剥夺睡眠。”

上述举例不一定准确，只是建议同修们多从主观“定性”转向“实证”（即关键事实描述），通过列举时间（何时）、人物（有无警号证件）、文书（有无拘留证/清单）、地点（有无送往看守所）等事实，读者和法律专业人士自然能推导出“非法”的结论。至于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能向法律专业人士请教、确认、在报道中指出更好。

对于年轻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员来说，这种规范化、法律化的写作方式更符合他们的逻辑习惯。

当然，即使文章用了“事实描述”，一些普通读者仍会怀疑：“你说的这些细节是真的吗？” 这时如果有照片、视频或第三方的佐证，而不是仅凭文字描述，会有助于更多读者打消保留态度。

还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如果法律规定得这么明确，为什么基层执法中会大面积出现文中所述的违规行为？”现代读者习惯于碎片化信息，我们的报道可以点出这种“执法违法”的深层原因，但不必长篇大论，而且新闻报道与时事评论属于两类不同的文章，不易混淆。

“非法”本身的确是事实，用“绑架”能精准体现迫害的性质，所以有的同修可能会提出异议：“在那种暴力抓捕的极度紧张环境下，我们很难记全警察的姓名、警号，甚至无法索要文书。要求提供详尽的事实描述是否有些脱离实际？”

答案是，讲真相的确很难，顺着普罗大众的执著讲清真相更难；然而，我们如果没有描述事实的意识、不知道如何才算“讲清”，又怎能尽最大限度地做到“讲清真相”呢？所以不是要求做到完美，而是这种意识和努力是必须有的。

有的同修可能想：“迫害本身是邪恶的，中共本身根本不讲法律，我们跟他们讲法律程序有用吗？”答案是，有用，因为法律是常人层面的理，之上才是良心和天理。从最低的层面开始讲，有助于震慑邪恶、唤醒当事警察的良知，也有助于报道的读者接受真相。

总之，即便在世俗层面，我们也要学会从 “喊冤者”（弱势群体）转变为“目击者”和“记录者”（强者）。也就是说，反迫害的文章，要有事实、有要点、逻辑通顺，让读者自己认为你说的合情合理，他们才会生出正义感而不是疏离感，从内心支持和认同真、善、忍普世价值，赞同大法弟子的反迫害勇气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