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区别“正信”和各种背景的信仰，是因为当今社会很多信仰是无神论、现代观念和现代科学的产物，局限性很大，甚至有害无益。这个话题可以另文探讨。

正信对人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正信形塑个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无论是宗教教义，或是对某种信念的坚持，正信提供了一套符合宇宙法则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使人能在复杂的现实中作出基于正信的选择。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种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身心修炼法门，包括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与强调道德提升的教导。由于其强调个人道德、和平非暴力、并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民众修炼，成为中国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精神信仰群体。

许多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能坚持不义不取；能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展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定力，从而也促進社会中的信任与良性互动，就是正信对当今社会提供有力支撑的实例。

其次，正信具有安定心灵的功能。当人面对挫折、失落、疾病、死亡或无法掌控的处境时，内心容易产生焦虑与不安。但对于有正信的人只会把这些苦难当成是磨练或试炼，从而提升生命的韧性、善性、包容力。

最后，正信能赋予生命意义。很多人在历经许许多多的争名夺利后，感到名利的短暂与空虚，便开始反思“人为何而活”。正信让人将自身置于更宏大与高远的脉络中，无论是利益他人、追求真理、或实现某种信念，都使生命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使生命在短暂的数十年光阴之外，获得永恒的意义。

逼迫人放弃正信是在泯灭自身和他人的灵性

人的灵性与生俱来。正信是人保持灵性、以找到精神归宿和实现人生终极目的所必需。正信者的身心升华，对当事者来说是比任何世俗体验都更真实的经历；当一个人被迫背弃自己深信不疑的正信时，那种伤害绝不是“改个想法”或“换个仪式”那么简单。

首先是对自我高维认知的否定。正信关系到“我是谁”与“我为何而活”。当外在力量强迫一个人否定这些信念时，等同于强迫其背叛真正的自己，将人掷入强烈的迷失感、空虚感、自我怀疑，進而在内心产生矛盾与焦虑，丧失对未来的期待与行动动力。相当于是精神层面的谋杀。

其次是造成自我厌恶与罪咎感。在暴力和强权下背叛心中的神、真理、高维的自我，在世俗层面丧失善恶是非准则，这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羞耻感。即便身体存活，精神上却会觉的自己是个“背道者”或“懦夫”，这种道德上的污点感往往伴随终生，引发长期的心理创伤，例如焦虑、抑郁，甚至创伤后压力反应，造成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相当于慢性谋杀。

最后是社会公信崩塌。当最神圣的信念都能被暴力扭曲时，公信就会被权力和金钱取代，人类对他人、对社会公义、甚至对人性的信任都会快速崩解，人与人之间变得很难再与他人建立真诚的、精神层面的连接，从宏观到微观，人人为近敌，尔虞我诈互害不止。这相当于对一个健康社会的谋杀。

因为正信对人生、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历史上何止千千万万的人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放弃正信。除了罗马帝国对基督徒三百年的残酷迫害造成无数的殉道者，在近代，藏传佛教徒也经历了严峻的信仰压制。许多寺院被关闭或拆毁，僧侣被迫还俗，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部分僧人因坚持正信而遭拘押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许多藏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家园，只为保留他们世代传承的信仰传统。这些事件同样显示出，当政权试图摧毁一个群体的信仰时，其伤害不仅落在个人身上，也落在整个文化与民族的精神根基上。

结语

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不仅是基本人权，也是维护身心健康与人格完整的重要条件。而此刻中国正在重演迫害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历史，用谎言诬指法轮大法为邪教，以关押、酷刑、判刑、反复上门骚扰、断绝生活来源等手段，胁迫法轮功学员签下背弃自己、背叛正信的“转化书”等“四书”“五书”，甚至活摘器官。

权力者应当铭记：手中的权杖可以统治土地与身体，却永远无法真正统治信仰。基层的公检法人员当谨记：逼迫人放弃正信是如同杀人，而大恶终有恶报。大量参与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正信的执行者，纷纷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现世报应或子孙恶报，这既是对当事者的惩戒，也是对周围人的警示。“法不责众”只是自欺欺人的虚幻，能借鉴历史，守住善念，不食“人血馒头”，才是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