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丈夫的故事

丈夫在小的时候，算命的说他命短，他奶奶就让巫婆年年花纸钱给他卖命。后来，我和丈夫成家了，奶奶依然如故的做。我修炼大法后，对奶奶说：“奶奶，我学大法了，我们有师父管，以后不要再找巫婆了。”丈夫的胆囊炎很严重，自从我修炼，丈夫胆囊炎一次也没犯过。

丈夫虽然不修炼，很支持大法。邪恶最疯狂的时候，他也发过真相资料。每当邪恶到我家骚扰，绑架我的时候，丈夫都站到我这边，保护我。丈夫爱看新唐人，邪党的台一个都不看。在新唐人看到的内容，他就讲给世人听。无论什么场合他都讲。丈夫的胆子大，看到谁都敢讲，党委的人，派出所的人，公安局的人，他都讲过。

大约是二零一二年，我出去讲真相被绑架，在拘留所被关押两天。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回来了。我的东西仍在派出所，我让丈夫去要。丈夫到派出所，就给副所长讲新唐人的内容。副所长说：“你说的这些，我为什么不知道？”丈夫说：“共产党拿你们当枪使，能让你们知道吗？等共产党倒台的时候，你们就遭殃了。”副所长直点头，这样把东西就给他了。

因此，丈夫得了福报。自从我修炼，我们一家三口没吃过一粒药。后来，丈夫在师父的保护下，闯过了三次生死大关。前两次，一个是二零一七年，一个是二零二零年，丈夫虽然不修炼，都凭着对师父的坚信闯过来了，以前我写过，现在就不写了。我就写在二零二五年的时候，丈夫又闯过第三次生死大关。

二零二五年四月份的一天，我和丈夫在大棚里摘了很多葡萄，因为第二天有好几家要买葡萄的。晚上吃完饭，我就和丈夫一起往筐里装葡萄。刚装了一会，丈夫说：“我今天怎么了？这么困。”我说：“可能这几天没睡好觉，今天晚上你早早休息吧。”刚说完不一会，丈夫就说：“坏了，我右手不会动了。”我赶紧去扶丈夫起来，可丈夫已经不会走了。我背着他（因背不动），连背带拖往小屋走。睡觉小屋离棚十多米远，我背着他刚到门前，他一点不会动了，把我也坠到了。我去扶他，可是怎么也扶不起来。我俩求着师父，我递给丈夫一个凳子，丈夫左手摁着凳子起来了。丈夫扶着墙，一步步走到炕前，上炕躺下。我也上炕，拿出《转法轮》读法给他听。一会儿，丈夫睡着了。我就发正念。我不时的观察着丈夫，看他会翻身了，我的心落地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丈夫睡醒了。我说：“你好了吗？”丈夫说好了。我说：“起来装葡萄吧。”他说：“好。”师父又一次救了丈夫一命。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那一天，我和丈夫把葡萄装完，一家家送去，又把公公接来（因公公偏瘫，不能自理，哥仨轮着养），给公公洗澡，换上干净衣服，整整忙了一天。真是太神奇了！按照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

星期天儿子和儿媳回来，丈夫买来水果点心，给师父供上。我对儿子说：“给师父上香磕头吧，师父又救了你爸爸一命。”我把经过跟儿子说了一遍，儿子说：“没有师父救，爸爸早没命了。”

（二）儿子的故事

我得法的时候，儿子刚五岁，虽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大法的根已经扎在了他的心里，很善良。我刚得法那年，迫害就开始了。儿子不会写别的字，就拿着粉笔，带上一个小伙伴，在村里的墙上、树上写：大法好。在我家里的墙上、摩托车上，他都写：大法好。

儿子也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小时候，他长得矮，就站在爸爸的肩膀上贴。他把同学带家来，让我给他们劝三退。儿子跟同学说：“我妈修炼大法，我们三口没吃过一粒药。你看我身体多好，班里每次体检，我的身体都是最好的。”

儿子长大了，出去上学工作。每逢节假日回来，都问我：“妈，有没有不干胶、条幅？给我点。”到了晚上，儿子就一个人出去贴不干胶、挂横幅。有时他走的时候，拿些到上班的地方贴。二零一九年，我被迫害关進看守所，儿子拿钱为我请律师，还到法庭为我辩护，被法官无理阻止。

儿子所做的一切，给他自己带来了福报。儿子是技校毕业，学了一门技术，十九岁那年踏入社会，开始工作。儿子换了好几个工厂工作。因为他也按真、善、忍做事，无论到哪个工厂，都得到领导、同事的信任。他每次走的时候，老板都不舍得他走。他走了之后，老板都打过电话，让他回去。

现在，儿子找的工作更好了——八个小时，双休，而且还当上了经理。有一次，儿子开车回家，顺便拉着一个我们本镇的小伙回来。他是研究生毕业，干医护工作。他在车上对我儿子说：“我一个研究生毕业，工资还没你多，我妈在我身上花了很多钱。”儿子笑了笑，知道他自己的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

儿子娶了媳妇，是一位同修的女儿，小两口情投意合。媳妇虽然没有正式修炼，有时也看大法书，认同真、善、忍。现在的姑娘没有楼房不结婚，可是我们家没买楼房，照样娶媳妇，在我们村成为佳话。这一切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弟子无以回报，只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责任编辑：志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