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员邱珍丽的遭遇

揭露恶势力对上海弟子的迫害


【明慧网2000年9月30日】 我是一名上海的大法女弟子,修炼快4年了。原是上海某商店的营业员,4年来我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在向顾客洪法,使许多有缘人得到了大法。

然而就在2000年4月11日晚上9点,我突然被4个不明身份的人从单位带走,并遭到长宁区公安局治保处的严厉逼供,并威胁要搜我的书和磁带。我回答:"大法就是我的生命,你要我的书就等於是要我的命……"这时又来一个人并说:"她要死就让她死。"我回答:"你们知道我没路费上北京,但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讨饭也要讨到北京去一一讲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朱总理说要接待好每一个上访者……一切与宪法有抵触的以宪法为准。"他们又问我:"你有宪法书吗?"我回答:"没有,你们借一本给我看。"他们说:"不借,要看就买一本,16元。"我立即严正地说:"这麽厚的一本《转法轮》书,只要12元。你们这麽簿的一本宪法书却要16元,到底是谁在敛财?"第2天他们就把我放了。而後我单位开始对我严整,先是多人在部门办公室对我进行围攻,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又要逼我辞职。我不动心,他们就给我换工作,想以此断绝我与外界联系,达到阻止我洪法的目的。

6月5日,在我献血的第三天,我与母亲2人第一次进京上访。在北京,国务院信信办的工作人员一面说:"我们不阻止你们上访。"一面就将我们送交上海驻京办事处。第二天,由上海警方将我押送回沪,并进行治安拘留。我认为自己无罪,所以拒绝在拘留书上签字,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我送到长宁看守所。我开始绝食,到第四天,他们把我押到监房门口强行灌食,目的是给其他监房的功友看,想"杀鸡儆猴",阻止大法弟子绝食。他们将我双手用五副手铐井字型铐在审犯人的大椅子上,使我的双手上下左右都不能动弹一点,脚下再铐上一副带夹板的脚铐,他们见我仍在奋力反抗,就再叫一个大个子女犯人用力压坐在我的脚上(我只有45公斤),他们揪住我的头发朝後拉,用洗脚布蒙住我的嘴及鼻子,狱医强行插管(粗型洗胃管)用一大脸盆未全部溶解结块的豆奶粉加盐强行灌入胃中(洗脚布既洗脸又洗脚的),由于鼻子和嘴均被蒙住透不过气来,我晕了过去,於是他们用指甲掐我的人中,把我掐醒,他们以为我无力挣扎,就将蒙嘴用的脚布松了一下,没想到刚被灌进的豆奶粉一下子从嘴和鼻子中全部喷出,他们再一次将我的头发往後揪,并狂叫着"再灌,再灌两盆。"连强压在我腿上的女犯人都吓得逃走了,有的女犯人吓得躲在墙角下不敢看,有的被吓哭了。这种残暴的行径激起了大法弟子的强烈不满,从各监房里传出了大法弟子背诵《洪吟》:"生无所求,死不惜留"、"十恶之徒等秋风",并鼓励我:"坚持住,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女警长(约45岁左右,中等个)狂叫"谁在喊话",并恶狠狠地说我像个刘胡兰……他们把我的插管拔掉後,这时血和豆奶都混成一片沾满了我的全身。胃管一拔掉,我就笑着高声背诵:"生无所求,死不惜留。"从另一监房马上传出:"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时女警长叫犯人将我连椅子一起倒拖到办公室门口,过很长时间才给我解铐,这时我连站都站不住,一路上都能听到大法弟子有的在高声背诵洪吟,有的叫我坚持下去,保重身体。就这样,我在长宁看守所共被关了15天。

6月22日,我出狱後,就离开了家。不久,在上海参加了一个60人左右的法会,法会顺利进行。这段时间都是我献血休假及公休期间,同月,单位强行取消我公休,逼我上班。当我到单位後,店总经理带领一批部门经理及办事人员,对我进行围攻,除强行取消我的公休外,并破口大骂我们的师尊,还逼我脱离法轮功,我回答说:"我与大法共生死"。从当天开始,让我从8点30分上班,晚上10时15分下班,第二天8点30分再到单位报到,在这种不公正待遇下,我於当日晚又一次踏上北京之路。

在赴京的火车上碰到三十几个上海大法弟子。6月底的一天,我们下了火车,因北京武警要搜查我们的身份证而被冲散,当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後,又见到了上海的大法弟子,我就加入了他们护法行列。他们中有20岁到70岁年龄不等的功友,我们有一个人拉一条横幅的,有两个人拉一条横幅的,也有几个人拉一条大横幅的。有的从金水桥上跑下来,有的在金水桥边,也有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有的学员打着横幅在前面跑,一会儿这儿出现"法轮大法好",一会儿那儿出现"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的横幅。此起彼伏,警察在後面追,顾此失彼,十分狼狈。当我们被警察抓到强行压上警车後,看到广场上继续有大法弟子边拉横幅边跑时,我们一起拍手大声叫好,警察就冲上来殴打,并拉下窗帘,不让我们看。

被拉到广场分局後,他们问我们叫什麽名字,从哪里来,我们回答:"叫大法弟子"、"从宇宙中来",他们对我们进行搜身後,把我们押到分局大院,在这里我又碰到了我的母亲,在院子里,我们几百个大法弟子一起炼功、背《论语》、《洪吟》经文,警察气急败坏,拉走了十几个功友,把他们双手反铐在监房的铁棚栏上上电刑,有的电得几次晕过去,最後警察觉得他们要死了,才把他们从地下室拖了出来,下午4点多,我们被送往北京东郊十三处,由於人多,他们尽量把年轻的押上车,我与母亲分了手,到了十三处,警方除了手纸外,收走了我们所有的用品,我们都光着脚,没有毛巾,没有牙刷,没有茶杯,没有替换内衣裤,当时,北京气温高达40度,我们的监房约12平方米,关押了14人,木板上睡不下就睡地上,警方故意打开所有的纱窗,白天闷热异常,晚上成团成团的毒蚊子围着我们咬,根本无法驱赶,有的功友一晚上身上被咬了几百个包,我被咬得浑身上下一片红肿。整个监房的功友都认为我们是无罪的,不应受到如此虐待,要求无罪释放,要求还我们的大法书,当天便开始了全体绝食抗议,绝食到第五天,狱方让男犯人把我们的手脚绑在床上强行灌食,在这几天时,他们为了让我们说出姓名、地点,就诱骗、威胁、谩骂、毒打,有两个20岁左右从国外回来才三天的功友不知被打了多少个耳光,脚上被踢破,让她们蹲下站起上千遍,靠墙飞机式等等。有个郑州学员被打得身上发黑,而我被送去灌食的路上(当时以为是提审,不知是灌食)靠了靠墙,一个叫宋科长的说我弄脏了墙,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撩起一个耳光,打的我身子直摇晃,在功友严厉地制止下,他才悻悻离去,在走廊上我听到一阵阵地惨叫从另一走廊的监房里传出来。我们抗议他们的恶行,他们大言不惭地说:"为了对你们的生命负责。"下午,那宋科长召集我们功友开会,说我们是文明监狱,不打人,不骂人,你们看见我骂人吗?功友们当即撩起了衣裤,累累伤痕一一露出,在严厉的事实面前他无话可说。由于种种虐待无效,第二天上午,他们又是审我,他们让我坐在一张纸上,我坐下後看到的背面复印着老师的像片,并有老师的名字和诬蔑老师的话时,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伤心欲绝,有一种犯罪感,这时他们很得意,于是我突然悟到,就对他们说:"老师知道我的心,你们的卑鄙手段没有用。"他们丧心病狂地威胁我:"江姐知道吗?老虎凳?烙铁板块、灌辣椒水知道吗?"我说:"这不是国民党的刑法吗?"警方说:"对!对付敌人的刑法我们都有。刘胡兰知道吗?"我问:"你们现在还流行杀头?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折磨我的心灵,杀死我的肉体,但你们消灭不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永存。"他们目瞪口呆地看了看我,放我回了监房。

当天下午,我和十多位大法学员一起被送进了北京北郊康复中心精神病院,许多大法学员被灌食後又被押回牢房,而我却被留下并且和病人关在一起,在精神病院时,每天要收取弟子150元住院费,而在监牢里绝食的与不绝食的都要强行灌食,每灌一次需要50元,如学员没钱就摊在其他学员身上。(後来知道经常有大法学员在此被关被灌),他们将我的手脚绑在床上,有的医生偷偷地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好伟大,好伟大!"有的医生说十三处最残酷,是来的都是体无完肤的。医生看到我浑身红肿的身子简直不敢相信,有的则强行给我灌药、检查。他们也都在宇宙中摆放着自己的位置。当他们抽我的血时,血一抽出来就凝固了,抽了两次都无效,又检查了血压,心电图等等,当用心脏B超仪器检查心脏的时候,只听见我的心跳,却找不到我的心脏。当时我想:"我没有心脏?"後来我悟到:"舍去常人的一切心"。过了很开时间才测到我的心脏。这时有一位警察说了:"我们也不愿关你们,是李岚清下的命令:说出地址姓名的当地来接,不说的全部给关起来。"

在医院里,我悟到我们不是来送死的,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我就对另外几个功友说,一定要设法活着出去,只要有一个活着出去的,就要告诉世人,疯人院里关有我们无辜的大法弟子。後来我姐姐在北京关押的地方(她也是来上访的)从别的功友处知道我被送到精神病院,向警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被押回沪後继续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我,後来警方又将我押回了十三处,这时我悟到,监狱不是我们的修炼环境,我应该走出去向世人揭露他们的恶行。几天以後,我被押回了上海长宁看守所,那女警长发现我炼功,大声嚎叫着要罚我,并威胁要炼就给我上铐,我一句都不搭理她。有一位功友因为炼功手脚被铐在一起,铐了三天三夜,在这期间不准任何人帮助她大小便,在这种情况下,她绝食了,三天後监管教(女)将这位功友拉到我们的监房门口,以同样的手法进行强行灌食,灌食後又被铐了一天一夜,她8月13日被放出来,现在又被关押,那位女警长还对一位60多岁的老功友恶意相骂……

我於8月13日被放了出来,从15日开始在工作单位受到了一次以总经理为首的围攻,逼我放弃大法,由於我的回答是:"誓与法轮功共生死"。有人说没想到现在还有像刘胡兰这样的英雄。我说,你不是第一个说,也不会是最後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他们就强行让我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用一颗善心继续向他们洪法,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他们看我思想没转变,连续为我办了三期学习班,十天考试一次,对於他们来说,我的考卷是永远不会合格的。

现在,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并离家出走,在外面继续向世人说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