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了人民的嘴,改不了人民的心

我两年来被迫害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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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年12月9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丈夫下岗在姐姐家开游戏机室,我息工两年也长期住在姐姐家中。1999年7月19日下午得知当权者要陷害法轮功的消息后,当天下午4点半钟和本地区的功友一起纷纷赶到市政府证实大法。

这天,从各地来上访的功友整齐地坐在公路两旁,等待政府官员与我们和平谈话。谁知等来的却是大量公安武警对我们的围攻、驱赶。晚上11点多,警察派来十几辆大客车强行拉拽部分功友上车,转载到不知名的地方弃于途中。半夜1点左右,又把数千名功友分别送到本市各个地方非法关押起来,当时我被送到一中学内。他们强迫我填表,说出单位和住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才放人。当我走出校门时,一名男公安又叫我再次填表说我是辅导员,其实我不是。

2000年4月23日下午,我和母亲乘火车到北京上访,4月25日这天广场上到处都是公安、便衣、警车。上午9点半,我们在广场上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公安打倒在地,并强行拉上警车。一路上我不停地向窗外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下车后,母亲没向公安说出姓名被送到另一个地方非法关押。中午11点,我被带到北京公安处,和一名四川口音的功友铐在一起,我的一本手抄《洪吟》也被抢去撕了。12点又被带到驻京办事处,由我单位的领导带回厂保卫科,后又被派出所审讯12小时,并在看守所行政拘留15天。在那里和八个同修关在一起,其中两位现已被非法判刑。

释放后,我来到姐姐家中,有一天下午,我们那里的公安逼我去派出所,并非法审讯我6小时,理由是有人举报我拿大法资料翻印。

7月9日下午6点,片警把我骗到派出所,结果被派出所关了一整夜,其原因是怕我再次到北京上访。第二天上午8点,市公安局张局长、分局张局长、科长朱启强、派出所所长卫文伟、指导员黄冶等十几名公安又非法审讯我十几小时。每次审讯都恶毒攻击大法和老师,并拍桌打椅地骂我、恐吓我,污蔑和诽谤我的家人和亲友。当晚11点,黄承基和另一个公安把我送到一看(第一看守所)拘留。在路上,黄对我污言秽语,不让我抬头,我一抬头,他就打。到了第七天,分局张局长和派出所卫所长带着一个不知名的男记者(瘦高个,30多岁,1米75左右)给我录像。第八天晚上8点左右,在电视台34频道“新闻直通车”栏目中播出,说我不再炼法轮功了。其实是电视台工作人员给我配音,以此蒙骗广大群众和功友。第二次非法提审时公安告诉我家已抄,书和炼功磁带被拿走。第三次提审是分局孟科长和片警黄某带我丈夫和我见面,要我丈夫帮他们,逼我骂老师、交大法书、揭发同修,我拒绝。两个公安无半点收获,提审记录白纸一张。

在劳教所里,卫干部(女)说我没交150元钱(钱已交),不给任何日用品。犯人强迫我洗厕所、栽赃同修(李书琴、方琼玲)偷洗衣粉,被我拒绝。不论天晴还是下雨,这39个夜晚,我们都睡在门外露天厕所旁边最脏的地上。每个星期黄干部(女)带着武警和男犯人抄一次监。那个情景回忆起来都很可怕,和流氓土匪没什么两样。每次抄完后,黄干部要我们脱光全身衣服进行检查。有一次省公安厅要来检查生活情况,广播里传出通知,让我们对检查干部说每星期都吃了一次肉,如果不配合,“就没有好果子吃”。

8月19日下午4点半,黄某要我丈夫交生活费800元。我丈夫不配合邪恶拒交。黄代交600元,其余200元写欠条补交。这天下午放我回家的干部不停地吼我:“你如果回家还因炼功来这儿,我对你不客气。”到派出所后,黄要我在拘留证上签名。当我问他拘留39天为何只写15天时,他无言以对,又叫一个不知名的公安威胁我。过了一会儿黄又把纸、笔、还有印油放在我面前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还说我是“高压电”不怕打,我不但没签字,还问他要抄家被拿去的大法书籍。

释放后,我和丈夫不愿连累姐姐家人,9月初,就开了一个糕点店,并请了一位女同修帮我做事。在这期间派出所、区政府、办事处、居委会多次来店里找我。有一次黄某和张芬等人要我到办事处开“座谈会”,我坚决不配合,只好关门三天。

“自焚”播出后,我已猜出是邪恶之徒又要加大力度陷害法轮功及师父,于是正月十三便停止营业,和姐姐一起到亲戚家弘法和证实大法(亲戚现已得法)。正月十六晚上7点,我随姐姐来到仓埠,一进门,姐夫告诉我,公安黄某今天来过,我知道事情严重,住在姐姐家里一直没露面。没过两天公安再次来姐姐家问姐夫要人,随后又找我父母交人,还到我女儿的学校威胁我女儿追问我的下落。因无半点收获,他们怕我再次上访,要求厂里有关单位再一次到北京去找。期间我丈夫经受了公安、区政府、办事处、居委会、以及单位的无理骚扰,不是敲门就是电话。无奈之下,来到大弟家。女儿也不回家。正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在姐夫家给功友放真相CD,不小心被公安童XX和所长方XX碰到,强行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审讯。打手们逼我们在门外站着吹冷风,一掌把我推到臭水沟旁边闻臭。当晚9点几个同修被释放,接着公安又去抓姐姐(已不在家)。家中25寸TCL王牌彩电和步步高影碟机被他们抢走,并连续抄家三次。晚上11点半,公安局长等四人把我带到派出所洗脑班。这里关着12位同修,他们都没回家过年。有的被非法关押已长达一年。我和同屋被关的三位功友商量,一定要冲出这三道牢门。半夜2点,我们顺利脱险。其中一位因回家拿车费被丈夫跟踪,第二天送回洗脑班,我和另外两位功友当晚得到功友的帮助,走小路离开。当地公安挨家挨户询问我们的行踪。无奈,又经功友和好心人的多次转移才幸免被困。等风平浪静后,我被丈夫的三哥接到他家,其余两位同修由功友转入其它安全的地方。一天早晨4点多钟,丈夫的小弟骑摩托把我从三哥家带走。我想:在家没走出来的功友是领略不到这种四海为家的滋味的。

2001年4月上旬,由于种种原因,我和丈夫回到了久别的家,当地公安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全家不再炼功。他们又到学校找我女儿,女儿软硬不吃。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我的生活费从去年7月起一直压着没发,经过许多周折到今年9月7日才发。

4月下旬,公安发现有传单。黄冶、张芬等人突然来抄我家,并把我强行带到党校进行封闭式洗脑,主要由“610”办公室徐主任、分局朱科长负责。在那里整天有人监视,不准我们互相说话,先后有十几个干部给我们洗脑,还重复播放犹大的录像给我们看。

五月初的一天,市公安局发现有很多传单,他们说是我和我女儿发的,要祝老师搜查我女儿住的床铺和书桌。市公安局极其邪恶,我母亲年近70被他们拘留三次,还多次到我家把母亲带走。

8月17日我带着小外甥(新学员)来到凤凰镇,特地看望曾经保护过我的同修们。一位从洗脑班出来的男功友告诉我:在我们走出洗脑班的当晚处分了一名公安。第二天早上找人重新做门窗。尽管如此功友们都纷纷走出了洗脑班。现在我们那儿的洗脑班彻底崩溃。他们看到我们那儿的功友都纷纷走出了洗脑班,劳教所不得不释放了关在洗脑班里的四十多位功友,以免日后不好向上级交差。

当晚7点,我来到姐姐处,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姐姐。姐姐在外流浪两个月,使一位有缘人得法。在劳教所里误入歧途的功友回来后都很快醒悟过来,痛悔不已,并一起到北京上访,被公安抓回后又被分别非法判刑。在中国邪恶还在继续,我和许多功友一样被监视。我表侄的舅舅在第二次上访被公安打死。公安为了封锁消息,连其家人都被软禁,亲友的电话也被做了手脚,至今死因不明。

以上是我两年来被迫害的遭遇。在中国,居然没有法律可言。好人被抓、被打、被拘留,有的被活活打死。无论对错强制服从。整个国家搞起一言堂,不容你上访,不容你讲清真象,不容你有任何辩护。

然而法轮大法是一部高深大法,并非江泽民等邪恶当权者所说的干涉政治。我们也不讲政治,不搞政治,没有政治可言。做为大法弟子和受益者,所说的,所做的,只是在告诉世人这是正法,让广大人民群众看清真象,明白“真善忍”法理。历史的警钟长鸣,一个腐败、邪恶的独裁者终会被淘汰。封了人民的嘴,改不了人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