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京护法的经历

【明慧网2002年12月18日】2000年11月的一天,我悟到:我应该进京护法了。前几天,我到一个同修家谈到要进京护法的事。那个同修说:“你再等几天,我给你找几个同修一起去”。我说:“那也行”。可是,在晚上我们几个同修出去撒真相材料时,一个同修说:“要想进京护法,要想去就马上去,不能等,一天也不能等”。我猛然悟到:这一定是点化我,让我不能等。我下了最后的决心,再不能等了。第二天早晨,我穿了一身工作服出发了。

在汽车站,我碰见了炼功点的辅导员。我说了要进京护法的事。她听了很高兴。她正要去看望第二次进京回来的同修任××。我说:“我是晚上的火车,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小任”。在一个大副食商店,我买了几十元钱的水果和辅导员来到小任家。小任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我们知道他这次进京护法承受很大。谈话中小任谈起了他进京护法的经历。他讲的很感人。我和辅导员十分感动,我俩都眼里含着泪听完了小任的叙述。我说:“你做的真好,我有一个想法,你应该把你的经历写下来,我给你整理一下给明慧网发过去,这也是揭露邪恶”。小任点点头说:“行,过几天我身体恢复好些,我就开始写”。我们一共谈了五、六个小时。

天快黑时,辅导员请我吃了一顿送行饭,我才来到火车站,买完火车票不一会,就到了检票的时间,上了火车上,车厢里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一会儿,火车开了,车厢里刚刚平静下来,突然来了四个警察,他们一上来就把我围住了,为首的一个胖警察,十分凶恶地对我说:“把你的车票拿出来”。我把车票交给他。他一看去北京就问:“你有身份证吗”。我很平静地说:“我没带”。他又说:“到北京干什么”。我说:“去打工。”“打工,不带身份证住那里”。我说:“我有亲戚在北京。”他问:“在什么区”。我说:“在房山区”。那个胖警察看我这样平静,一点慌张惧怕的神色都没有,就把车票还给我领着其他警察走了。我心里想:怎么车上还要检查,要不是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就麻烦了。我自己也感觉奇怪,那么多警察问我,而我却出奇地平静。事后回想起来很后怕,当时,只要有一点慌张,他们就把我带走了,我身上有一个条幅。

后来,听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些铁路警察搜查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搜查出一个给200元钱,难怪他们这么卖力。

在火车上,我一宿也没睡觉,回想起自己得法后的身心变化,真是有千言万语也不知如何倾诉,一幕一幕象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

列车大约早晨5点钟驶进了北京站。我知道北京站盘查法轮功的人很多。我看到一个女同志拎了两个大皮箱十分吃力,我就走过去说:“我帮你拎一个吧。”她说:“那太谢谢了”。我和她一边谈着话一边轻松地出了车站检票口,我把皮箱交给那个女同志就向汽车站走去。

早晨6点多钟,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正在举行升旗仪式。我想:这时人多,打开条幅效果好。这时,有一个老年人,看样子有七十多岁,满头白发,被两个警察架着朝警车走去。那老人一边走着一边哭着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炼法轮功啊?”我想看个原因就跟了过去,那两个警察把老人塞进了警车。我心想:到北京护法是很神圣伟大的事,为什么要哭呀?我可不能这样做。我回头一看,看升旗的人已散。我只好到天安门附近的商店转了一圈,到上午9点左右,我又回到天安门广场。我下决心,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做好。这时,我看见有四个女同修在广场上炼动功——抱轮。刚抱轮一分钟,就被一群警察绑架走了,我正要走开,一个警察朝我跑来问:“你有身份证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是又怎样”。这时,我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不知那来的力气,一把推开纠缠我的警察,猛地抽出衣兜里的“真、善、忍”条幅,边打起条幅边大声喊道:“法轮大法好”。我的喊声惊动了旁边的警察,他们跑过来和刚才纠缠我的那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用脚踩着我。

一会儿,一辆警车开过来,我被他们推上了警车。这时车上有五、六个大法弟子,过了一会又被推上来七、八个,大约十几个人。我们被送到前门派出所,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一个地问。到提问我时,一个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大法粒子”。“从那来”。“我不说。”我们这一批有两个说了地址姓名就被带到其他地方去了。剩下我们不说姓名的被送到地下室的大铁笼子里。那里有几十个大法弟子。我们一进去,所有的大法弟子都热烈地鼓掌,象欢迎亲人一样。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大铁笼子里有七、八十人,天南海北操着各种口音的大法弟子在互相交流、互相鼓励着。有人提议大家一起背《洪吟》。于是,有人领着,我们七、八十人大声背起《洪吟》,接着背《论语》,响亮的声音震的铁栏杆嗡嗡地响,整个站前派出所都能听得到。一会儿,一个头头模样的警察进来,一边骂着脏话一边用警棍敲打着铁笼子,他不让背。我们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所有的警察都被这声音震慑住了。一会儿,他们都出去了。

到了下午,大铁笼子装不下了,要分散到别处去。大约5点左右,警察让男同修都出来,到我出来时,却不让我去了。仍把我留在铁笼子里。在铁笼子里,我们尽量让出一些地方给年岁大的同修坐,我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同修就地打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还有一个河南的同修脸上被警察打破了几处。

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有的同修把随身带来的水和饼干分给其他同修,我和那个河南同修一点也没吃没喝。

9点多钟,我们50个大法弟子被警察推上一辆大客车。大客车在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在一个看守所门前停下来,我们还在车上,地上已站满了警察,一边下车一个警察在每人的背上用粉笔编上号,我的编号是38,我们50个大法弟子在看守所的院子里站着,旁边有几个持枪的武警看着我们。接着是逐个提审。天气很冷,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旁边的那个年纪大的老同修又炼起抱轮。提审我的是一老一小两个警察,他们问:“叫什么名字,从哪来”。我不说。也不知他们在纸上写着什么。一会儿,那个年轻的警察带我去体检。主要量血压和测心率。体检完,我们又回到院子里站着。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我的代号38。原来是一个高个子警察,把我和那个年岁大的老同修,还有一个女同修,带到一个房间里。高个子警察说:“你们被释放了,现在就可以走了”。我旁边的老同修说:“我不走,我是来正法的”。那个警察拉了我一下胳膊说:“你劝一劝那个老头,现在就放你们还不快走,因为你们都检查出有高血压、心脏病,我们这不能留”。我走到老同修的身旁小声说:“他们放我们,我们就走吧,也许我们就不应该呆在这里,也许师父的法身就是这么安排的……”老同修终于想通了。我们三个第一批先被放出看守所,在那个大门旁,我仔细一看是:延庆县看守所。

在大门外,我们等着被陆陆续续放出的大法弟子。最后,我们十个大法弟子租了一辆面包车,来到延庆县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很小,候车室已上锁,我们只好在台阶上坐着等车。有一个管候车室的铁路警察走过来,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说等车。他说要给我们找一个地方等车,但必须每人交两元钱,我们每人都很累,而且一天没吃东西了,就答应了他。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楼上,我们一边休息一边闲谈。还向那个警察洪法。谁知那个警察听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就报告了他的上级,他的领导又找来当地的派出所。于是,派出所的警察用警车把我们十个大法弟子绑架到延庆县派出所,我们抗议。要找他们的领导谈话。可是,他们说这是要县公安局决定。我们在派出所呆到天亮,8点多,来了十多个警察又强行把我们绑架到看守所。一个管教看到我们说:“昨晚刚把你们放了,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我们在车站上等车,不知为什么又把我们抓到这里来了”。过了一会儿,把我们十个人都分别投到监室里。开始,我投到16号,里面地铺上坐满了人。一个犯人叫我坐在水泥地上,有两个人走过来问我:“因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法轮功”。有几个人冲我微笑示意,我心里明白,他们一定是我的同修。在这个监室里只呆了一个多小时,那个警察又把我叫出来,又换了一个监室,那个警察打开15号,并大声对犯人们说:“这个大法弟子不说姓名地址,你们要好好招待招待他,叫他说”。说完他就走了。

我一进监室,一群犯人就围着我拳打脚踢,打累了又换上一批。他们还嘴上说着:“这是管教让我们招待招待你”。我的身上腿上都被打肿了,一个年轻犯人一拳打在我肚子上,我半天才喘上来气。我忽然想起我是炼功人,是有师父保护的。我心里想着:请师父保护我,弟子受不了了。那个年轻犯人又一重拳打在我肚子上,我这次没感觉十分痛,可那个犯人却摇着手走开了,很显然是他的手弄伤了。不一会儿,犯人们不打我了。到了晚上,快睡觉了,犯人们扒光我的衣服浇凉水,说是每人要过的一关。我被浇了几十盆凉水,冻的我浑身发抖,这个监室里的另一个当地的大法弟子拽我的手示意我:要赶紧穿衣服。我一看一个叫“小山东”的犯人,正在我的棉裤上乱翻,(我的棉裤里真有200元钱,那个小山东把所有的地方都翻遍了,放钱的布也翻了,就是看不见钱在里面。真是不该丢的东西不丢。)

我穿上衣服,身上有些暖和了。到睡觉时,犯人头对我说:“你也没行李就靠墙吧”。我就穿着衣服贴在冰冷的墙壁上。当时,北京的天气也很冷,外面飘着雪花,墙上有裂缝,我冻的一夜也没睡觉。第二天早晨,犯人们开始吃饭,我绝食抗议。犯人们一边骂我,一边打我。我心里很坦然,不为所动。大约中午11点左右,有一个警察拿着门钥匙开门。一个犯人说:“你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一定是要给你灌食,你就不怕把你灌死吗?”我没吱声。那个警察打开门说:“38号法轮功出来,收拾收拾东西”。我心想:灌食收拾东西干什么。我穿好衣服跟着那个警察走到一个过道口,那里一个戴着眼镜的瘦警察说:“你到门卫室把你的东西拿着,你被释放了”。我到门卫室拿了我的东西,那个瘦警察把我送出了二进二出的延庆县看守所。

我坐车回到北京,晚上上车,坐了一夜的列车回到了我已离开三天三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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