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氓、流氓与流氓江泽民


【明慧网2002年4月1日】小时候住在北京,见过一些被称为“流氓”的人。他们多是一些衣冠不整,贼眉鼠眼之辈。整天不务正业,在自己的地盘上(如一个居民院,一条胡同等)称王称霸。他们的特点是欺软怕硬,满嘴脏话,不择手段,百般无赖。他们当中有些人会些功夫拳脚,老百姓对他们是惹不起,躲得起。他们的靠山,是社会上的旧势力。他们欺负人,从来不需要原因,看谁不顺,或感到谁不服他,就拳脚交加。如果你敢于申辩,或不屈服,他们就会变本加厉,愈加残暴。

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的潮流中,这些小流氓首当其冲,遭到红卫兵的打击。许多人被打死打残。

红卫兵,实际上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一群特权分子。许多红卫兵成员,在学校里曾经是好学生,在社会上是好孩子。其中不少人被流氓欺负过的。但是就是这样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几个月之内,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开始对“反动派抄家”,打、砸、抢。私设公堂,草菅人命。做尽了伤天害理的暴行。红卫兵对人的迫害,先是从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开始,到了后来,只要是对他们行为不满者,一律定为阶级敌人,罪加一等。红卫兵的行为,比起他们打击的小流氓来,是整整上了一个档次。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大流氓,靠山是谁,就不用多说了。红卫兵运动持续了大约一年,其靠山感到目的已达到,再无使用价值,便一巴掌把他们打下去。其中的许多成员,在父辈成了“走资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颓废堕落,变成了他们自己从前唾弃的小流氓。实际上,从1967年到1969年,北京市的流氓械斗,多数发生在前红卫兵成员中。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的政府机构,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公、检、法等执法立法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打、砸、抢行为。

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运动,很多人感觉是文革重演。从一定意义上看,的确如此,无需赘述。但是,如果再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场镇压,与文革有所不同。

首先,文革的打击对象是最高领袖在党内的“一小撮”政敌;而迫害法轮功,打击的是信奉“真善忍”宇宙特性的一大批百姓。

再有,文革中惯用的手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领袖的“一张大字报”就掀起惊涛巨浪;而当前的运动,在1999年7月动用了全国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还是难以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局面。百般无奈,只好直接动用政府机构,制造伤天害理的自焚伪案。为了把法轮功压下去,从国家总理,党政要员,社会名流,宗教人士,驻外使节,都被逼着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耍流氓,强词夺理,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官位,金钱,甚至在押罪犯的减刑,都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条件。江罗集团镇压法轮功,挟持政府耍流氓,实属首创。

下面笔者的亲身经历,给这场江泽民犯罪集团主持的流氓运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注脚。2002年3月26日晚(北京时间3月27日中午),笔者给长春市公安局锦程分局副局长余作英家打电话,讲真相,劝善。当表示自己是海外华人,希望“余局长”(笔者用的称呼)善待法轮功时,对方没有表态就挂了。再打去,想继续说几句,谁知道电话里传出一句很难听的脏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紧接着更难听的脏话象机关枪一样传到了大洋彼岸,由于它骂得太快,还夹杂着一些地方土话,许多话我没听懂。大致是它形容要如何折磨虐待法轮功学员,如何用它自己身体的某些器官来侮辱祖宗八辈等等。它骂了足足三分钟,其间笔者几次问它“骂够了没有?”它却毫无止意,在骂到高潮之处,竟然夹杂着狂笑。笔者儿时听过的流氓骂脏话,比起这位“余局长”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它骂够了后,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我没等它开口,就正色道,“我现在要录音,你还骂吗?”对方一句话没说,赶紧挂了。都知道公安人员素质差,但是一个国家干部,成年人,能骂出如此下流的话来,还是让人难以想象。

纵观历史,流氓都没有好下场。小流氓被红卫兵收拾,红卫兵又被其靠山打倒。人们可能会问,流氓江泽民和它的政治流氓集团结局会如何呢?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