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劳教所遭受的折磨和苦役


【明慧网2003年4月18日】2001年1月我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被抓后送往北京海淀看守所,被恶警张×同时用二根电棍击打全身。后来被送到上海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后,于2001年3月被送到上海第一劳教所(大丰农场)二大队一中队(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中队,以下简称“专管中队”)。

刚到劳教所期间,每天被强迫洗脑,强迫军训,每天在房间内长跑达10小时,其中变相体罚包括,高抬腿跑步;踢正步;拳打脚踢,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左手背曾被犯人赵庆良用拳头打得全黑,二个多礼拜后才消下去;头顶墙,头吊马桶,休息时把小板凳翻过来坐在4个脚上,或者在小板凳上放二个甚至一个热水瓶塞子,晚上只让睡5、6个小时,除了军训之外的任何时间,有4名劳教犯人轮流对我洗脑(后有一名犯人良心发现,不再做此事),或看一些攻击大法的录像和书籍,主管恶警夏迎雪(音)经常找我所谓“谈心”,我便给他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表示坚信大法,夏恶警气急败坏,所以每次“谈完心”之后,劳教犯人对我的军训强度突然加大、加强,对我猛打,后来才知是恶警夏迎雪对他们没完成洗脑任务非常生气,拳打脚踢和扣奖分,所以反过来,这些犯人就把气发泄在我身上。犯人组长赵庆良猖狂地讲:“在我手上转化了几十个(实际上是几个,后来得知),没有转化不了!”我义正辞严地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真正的法轮功弟子!”夏恶警在有次公开谈话时,赵庆良对自己近二年在劳教所获得的奖分表示疑问,说应该是一个半月到二个月,而不应该是一个月,夏恶警阴险地笑道:“你是一个半月还是一个月的奖励,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关键是看他了(指指我)。”我对大法的坚定,导致没有人性的恶警和良心丧尽的犯人赵庆良疯狂地折磨我,在无法改变我时,后来又求我随便写点什么,好让他拿“奖分”。

5月初,中队长恶警洪××,找我“谈心”,亲自做工作,又未得逞。之后又来请了一位上海市的心理学“专家”(某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他们讲授“如何用心理战”,最后该“专家”讲有一种法轮功是转化不得的,即当他(她)真正可以为法轮功付出生命的,你们不用浪费时间了,最后这位“专家”对我得出结论:我认为你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4月底,我父母、妻子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到上海大丰农场来看我,恶警们不许我亲人接见。第二天下午,我亲人不甘心,强烈要求见人,我母亲边哭边说,不见我儿子,死也要死在这儿。恶警害怕出事,答应我亲人第二天接见。后来,我正在军训时,被人喊出接见,恶警企图利用我亲人用亲情来逼我妥协,连摄像机都准备好了。在接见时,我父母由于害怕,违心地劝我说不要炼了,我母亲说到动情处,跪下地求我不要炼了,我马上跪着把老母亲扶起,严肃地说:“妈,您不要这样,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您不能这样勉强我!”由于我坚修大法的心不动,又一次挫败了恶警们的企图。

5月中旬,我被调离新收组,每天从事一些体力活,如种地,做信封,做狗套子,但禁止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每天有三、四名犯人看管着我。专管中队是非常邪恶的地方,所有被非法判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都在此,尤其在新收期间,恶警们利用某些邪恶的犯人对大法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洗脑,3─4个犯人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关着门地狠整,恐吓、欺骗、拳脚相加、强迫洗脑。新收队的恶警有:中队长洪××;王队长,夏队长,施队长。

7月份,我被调入西边(属于法轮功学员离开新收组后被合并在一起的中队),那时被强制洗脑的人比例较高,每个房间住十几人,一二个犯人,恶警想通过被洗脑的人做我的工作,“自信”地说:“这里你们可以讲,谈谈,多听听别的思想!”被强制洗脑的人被恶警安排来轮流做我的工作,我发现有不少人是因为承受不住恶警的残酷迫害,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加上自己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这场魔难,导致走入迷惑或邪悟,用人的观念去看待这一切。我站在法上,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不卑不亢,从法理上,从法律上,从人间的正理上,和他们交流,并利用可能的机会,和其他坚定信仰的学员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3个月,各个房间的不少人纷纷向恶警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高压下和强迫洗脑时所写的东西作废。恶警们着急地寻找原因,不断频繁地调换人,10月29日将东边(新收组)和西边(非新收组)合并,我被恶警们认为严重影响其他学员而被调入二中队(常规中队,主要关押犯人)。

10月29日之后,我和劳教犯人一起被迫一起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早上4:30起床,干到晚上7点~9点(一天7点,第二天9点),每天12~15小时,干的活是拉皮球即足球和排球,据说都是出口的,在中国“二劳”场所所干的活大都是手工活,出口的。做足球是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双手经常被针和锥子扎得鲜血淋漓,手指被线勒得开裂,一段时间下来,双手指头变形,老茧很厚。每天睡觉在9点半~10点,累的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时,腰背痛的翻不动身,队长对拉不出球的犯人拳打脚踢,用木板打得屁股发裂,队长公开讲:这里就是地狱。对曾犯了错的犯人不做什么思想转化工作,也是法西斯般地以暴制暴,很多犯人对人生的期望就是只要能活着出去就满足了。在那里,每天有三、四个犯人看着我,有一名恶人每天记录我的一言一行,并定期向恶警汇报邀功。我凭着对大法的坚定,正念正行,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给队长和周围的犯人讲真相,教人向善。很多队长和犯人都逐渐认识到了法轮大法的大善大忍,看清了邪恶的迫害。

2002年3月上海劳教所将所有的法轮功(男性)学员从大丰全部调到四所(青东农场,上海市郊),我和不少坚定弟子又被从其他法轮功学员处分开,安插到其它各犯人中队,我被安在二中队,干的活是洗管子(产品是出口的节能灯管),每天要无偿工作在10小时左右,有3名犯人监管我。

2002年5月因临近解教时间,我又被调回四中队(也是专管中队),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才发现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迷途的学员已经重新回到了大法中。由于真正背叛信仰的人少了,恶警害怕我们,就把坚定信仰和背叛信仰的分开关押,即坚定学员单独关在一起,背叛信仰的人关在一起,并严禁相互之间讲话交流。很多大法弟子会背不少经文,就互相教,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会背《洪吟》及后期经文,每天背诵几遍,以此方式学法,并通过上工厂车间干活,上厕所短暂的机会,做那些背叛信仰了的人的工作,陆陆续续又有不少人写严正声明:强化洗脑作废。在最后几个月里,大法弟子都在自觉自愿地学法,洪法,讲真相,使许多犯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同时在各方面,不配合邪恶管制,据理力争,到后期,恶警们也认识到大部分大法弟子是不可能背叛信仰的,而且迫于我们大法弟子的联合抗议,恶警不得不放宽政策,环境也得到有效地改善。

2002年12月底,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上海劳教四所(青东农场),出来后,上海浦东三桥分局以种种理由不给我恢复户口,只给了我一张三个月的临时身份证,现在已经过期,我无法乘飞机、去银行取款及所有与身份证有关的事,给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参与迫害的有:

上海劳教四所四大队:顾大队长,洪中队长,陈(程)指导员,孙建国副中队长(手机:13917671790)

黄浩,上海浦东新区洋泾警署
地址:上海浦东录山路800号录山大楼10楼,新区610成员,
电话:58990990-47157(办),传呼:63238238-90383;

程思奇,上海浦东高桥警署署长,地址:上海浦东高桥通园路21弄18号,
电话:58674953(直拨),总机586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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