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一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遭受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2004年12月22日】1997年5月,我有缘得大法,头晕、呕吐病、腰疼病渐渐的消失了,脾气也好了,从以前的骄横变得能容忍别人;从以前爱拿厂里的东西到不拿,还把拿家的又送回厂里。从此,象换了一个人,自己都感觉学大法真好,活得快乐、充实。

哪知,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江××开始全面非法镇压法轮功,他凌驾于法律之上,剥夺公民信仰自由,还在媒体上栽赃陷害大法和师父,真是乌鸦遮日,而且强制每个修炼法轮功的都得表态,交出大法书等。1999年7月23日,由于我不交横幅(上面印有大法简介),乡政府、派出所来了三辆车,一、二十人,到我家抄家,还把我弄到乡政府看诬蔑师父的报纸、电视。我不看电视,心里不停的背着法。过一段时间,乡政府工作人员就问我一遍:看明白了没有?我就告诉他们:“电视上演的全是假的。”到了下午,乡政府又找来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十几个妇女做我的工作,他们看我非常坚决,都无计可施。我就一直背法,到天黑下班时间,乡政府领导也不让她们回家,说:“她一天说炼,就一天不让你们回家,十天说炼,你们就十天不用回家。”这时我动了人情,可怜她们无法回家给丈夫、孩子做饭,就答应签字(纸上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就回家了。

回家后,心里总是苦闷,吃不下,睡不下。难道这么好的功法就这样不让炼了?我开始萌生了去北京给大法和师父讨公道的念头。1999年9月8日,我闯过层层关卡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了北京,又不知怎么办好。在广场上炼功的都被抓走了,我不想被抓,只想找个地方说句公道话:“法轮功是好的!我师父是最好的人!”又听说要缺席审判师父和研究会人员,我想决不能让他们审判师父,缺席审判也不行!那也是对师父的侮辱。我下定决心,吃多大苦也在北京等着,如果真有那一刻,就是审判台周围布满尖刀、火枪,我也要冲过去大喊:“不许侮辱我师父,我师父是最好的人,我们学大法的都是好人。”但在北京逗留期间,因《转法轮》一书被旅店老板看见后举报了我,我被北京公安局绑架,乡政府连夜把我拉回,第二天,也就是1999年9月22日被非法关进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们开创学法、炼功的环境。恶警张旭(后因敲诈犯人家属钱财被查)打我们,我们就绝食抗议。后来管女号的张新所长答应我们可以打坐,慢慢的我们就开创出了集体背法,集体炼功的环境。每天晚7点,由一人负责喊口令,大家开始炼四套动功,连监室的刑事犯也跟我们炼了三天。后来警官找他们,他们就不敢跟我们炼了,但她们背大法诗《洪吟》。后来,女号的所长换了姓杨的,他极其邪恶,一上任就搜经文,不让我们炼功,我们就集体炼功正法。一次,我们集体炼功时他闯進屋内,穿着皮鞋,拿着电棒挨个电。当电到我时,让我把手拿下来,我不拿,他就电我手,我感觉到他就像一个跳梁小丑,忍不住笑出声来,对他说:“这能起什么作用呢?”他看我笑,跳下床,气呼呼而去。还有一次,大所长刘浩进监正看着我们集体炼功,就嚷嚷:“谁喊号呢?停下来!”我继续喊,一直到练完功。刘浩问我:“让你停下来,你怎么不听?”我说:“没炼完怎么停下来。”在大法弟子的集体正念下,刘浩二话没说就走了。象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恶人们把我转到另一看守所,我照样绝食,开创集体炼功的环境。看守所不许我们有纸、笔,刑事犯们就给我们提供纸笔,我们抄写成小本的《洪吟》和经文,大法弟子、刑事犯人手一本。当电视上演法轮功是×教时,有一个刑事犯就喊:“赶紧把电视关了,不看那个瞎掰的,我看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根本不象电视上说的那样。”

因为我总挑头,又把我转到另一看守所。在那里整整给我戴了4个月零20天的大镣,兼13天背铐。在这5个来月的时间里,我都是和衣而睡,背铐是在第13天时,因我们不能洗漱,连上厕所解裤子都得别人帮忙,身上也已经很臭,准备绝食时摘去的。在这戴背铐的13天里,白天站冰冷的墙根,晚上值3小时的夜班,但无论恶人们怎样体罚我,也动摇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心。后来,刑事犯中有两人得法,其余刑事犯跟着背《洪吟》,这是她们从我们的言行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在大法的感召下在往好的方向变。在看守所期间,我们当地法院给我非法开庭。我在开庭申辩中说:“大法没有组织,不参与政治,我们去北京只是说句公道话,政府说法轮功是×教,请问:何邪之有?大法教我们做好人,何邪之有?政府说大法是邪的,那不等于说我们也是邪的吗?所以我们要進京上访,说明真象,政府取缔错了。”最后审判长问我:“你违法了没有?”我说:“没有。”又问:“你犯罪了没有?”我说:“没有。”公诉人说我态度不好,要判我7至10年。我说:“难道我不承认有罪就态度不好了吗?你们判我多少年,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以后他们真的没判我入大狱。

我还被转到其它看守所。那儿的所长根本没有所长的样儿,不但骂大街,还亲手动手打人。一天,我和一同修正在炼静功,恶所长闯進来,拿鞋底打我和同修的脸和手,还把已经绝食6天的我俩拖出去吊在走廊里,一直吊到同修休克,我呕吐不止,他看我俩非常坚决,就不再管我俩炼功。我俩一直绝食、绝水12天(后3天喝点水),怕我俩死了,把我俩送進市里的安康医院(又名戒毒所)。这里没有医德,实行的是迫害。姓张的主任恶狠狠的对我说:不吃饭,我就害你。在我绝食13天时,我还坚持炼功。姓高的主任把我吊在窗栏上,我的胃、心脏非常难受,姓高的主任说我只要说句回屋后不再炼功,就把我放回去,我说:“你妄想,死了我也不说。”直到下午,他们看我真的不说,也就把我放回了屋。我照常炼功。他们看我不吃饭还挺有精神头儿,四、五个人强行给我注射了破坏中枢神经药物“冬眠灵”,使我精神恍惚,四肢无力,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睡不能睡。绝食13天还有精神头的我,却被安康医院打毒针迫害成这样。

到2000年11月份,我整整在看守所超期羁押了14个月后,我被非法判劳教到了省第一劳教所。江氏集团从上到下都是谎言。当时让我们收拾行李时,恶警撒谎说是转监,哪知等待我们的是非法判劳教。宣判会上我们四位同修高喊:“法轮大法好!”但因我已绝食、绝水9天,喊出的声音很小。

劳教所更是邪恶至极。恶警张文君就连绝食5-6个月的大法弟子都要叫出屋列队,走不动就拿脚踢。如果谁炼功,就被拉出去绑在后院的大树上冻着。那时管班队长一進屋,都得起立喊:“队长好!”我们二班就喊:“大法好!”12月份的一天,恶警张××等逼死大法学员朱有荣。我们80多位大法弟子要求给朱有荣申冤,要求法办逼死朱有荣的管班班长张××。首先我们80多名大法弟子集体炼功,消除邪恶,由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喊炼功口令。因我们都在绝食、绝水,声音小,所以两个人喊。紧接着,我们80多人集体背法,不跟劳教队长谈话(因为他们长期撒谎欺骗我们,所以没资格和我们谈话),要求中央最高层派人来给我们解决朱有荣死亡一事。僵持一个星期后,劳教所强制把我们分班。在医院的楼里,我们各班照常学法、炼功。

朱有荣死后,恶警们收敛了许多。但自从江××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出演后,劳教所恶警们又开始失去了人性,大打出手。就连过大年也不让安宁。2001年春节下午,恶处长张建忠带两个随从挨班找茬打人,原因是因为他们所里没给他们放假。那天下午,我们所在的四班6个大法弟子都遭到了张建忠等人的毒打,在我们“不许打人”的喊声中匆匆溜走。初一,恶处长张建忠(被誉为劳教所第一大魔头)又挨班找茬,又有百、八十名大法弟子被绑到冰冷的大厅(棉袄被脱下),谁要背法就用胶条粘嘴,打嘴巴。

我正好被绑在大厅的第一排中间位置,当时我悟到,把我绑在这个位置肯定是师父让我证实法,我又看到主席台上铺着红地毯,我灵机一动,应该上台炼功,消除邪恶。正好恶警们都在后面,我悄悄的用手指勾开绑在椅子上的绳扣,大跨步跑到台上,做起来第五套功法的动作,这一举动鼓舞了大法弟子们,有的大法弟子喊起了“法轮大法好!”恶警们茫然失措,顾尾不顾头,大法弟子们的整体力量震慑了邪恶。大法弟子们以为我这一举动会招来恶警电击和毒打,都为我捏把汗。但当时我面对十几名恶警,一点怕心没有,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的确,恶警们也没敢打我,中午早早的把我放回了屋。

大年初三,由于在班上炼功,又有二十几名大法弟子被拉出屋站在墙根,我想:不能配合邪恶。我就带头喊“口令”炼第一套功法,大法弟子们的心相当齐,都跟一起念炼功“口诀”,这也是恶警们想不到的,这么折磨我们,我们还是顽强不屈。三、四个恶警向我扑来,把我打倒在地,用皮鞋没头没脸的乱踢,眼、脸虽然踢青了,我心里决不配合邪恶。气得恶处长咆哮着:“电棒是共产党给的,不是我们家造的,我早已充足了电……”

因为恶警们总是电、打、吊、铐我们,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楼上楼下200来人几乎多一半绝食抗议迫害。恶警们完全没有了人性,绝食就野蛮灌食。2001年6月份,劳教恶警们为了达到“转化率”拿奖金,执行了江××下达的违反《宪法》的“打死算白死,死了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命令,它们完全失去了人性。开始时,采用各种难受的姿势把我们铐在椅子上,后又每天强制我们坐20小时的小板凳,谁要动一下或合一下眼,恶警田××就拿小木棍打,不许睡觉,不许大小便,吊,冻等各种体罚,甚至恶处长王建忠还想挖坑把我埋了(石家庄劳教所对大法弟子就用过此刑)。

我在此声明:绝大多数大法学员的“转化”都是在恶警长时间的剥夺睡眠、强制洗脑、酷刑折磨下神志不清时做出的,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当他们回到家,没有邪恶的控制时,绝大多数都清醒过来,写了严正声明,重新投入了正法洪流。

现在,我和家人在集市上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每当遇到有缘人就揭露江××怎样导演“自焚”“杀人”等栽赃法轮功的丑剧,怎样以酷刑迫害和折磨我们,以及学大法的身心受益。有时间我们就骑摩托车去大街小巷,派出所、乡政府撒真象传单、光盘,往电线杆上贴“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方圆数百里内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让世人看到了大法的真象,有力的震慑了邪恶,铲除邪恶。2003年时,当时我们没有印刷的真象资料,我们就自己编写。开车跑在路上,我们除了发正念外也高喊“法轮大法好!”,目的是让花草、动物、树木、汽车等等,都能听到,也让它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路过派出所、乡政府我们就发正念铲除其背后的邪恶。

因为我是邪恶黑名单上的人,所以做正法的事有时还是有些顾忌。通过学法,随着师父正法進程的推進﹐我增强了正念,认识到邪恶根本不配干扰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救度世人,是在做最正的事,邪恶要不想在大法中被同化,就只能是被彻底销毁,它们没有任何反驳余地。我们大法弟子也一定要紧跟师父的正法進程,更多的救度世人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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