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市调遣处和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和洗脑 【明慧网】

我在北京市调遣处和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和洗脑

【明慧网2004年8月11日】我叫刘巍,自幼体质较弱,面黄肌瘦。大病没有,小病不断,采用各种体育锻练也不见效。由于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根本不相信有神、佛,认为那些都是迷信。念中学的时候,正值气功在中国广泛普及,因为听说气功能治病,所以我也和一些同学利用假期时间练起气功。不久要参加高考,也就忘记了气功。

那时我已经有许多在书本和现代的科学领域里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比如: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个女生,为什么长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因为当时我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所以没有时间考虑其它。但是我发现一件令我非常奇怪的事情,在我念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教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是错误的,念高中时人们却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是对的。自95年修炼大法后明白了人生真正意义,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通过修炼不仅我的身体渐渐强壮有力,而且主要我的思想在升华,说真话,热心帮助别人,在利益面前不去争,认真干好本职工作。

99年4月25日“万人集体上访”后一个月左右,我就到市信访办,打算告诉政府法轮功对个人、社会以至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到信访办时看到已经有一百来名法轮功学员等在那里,進去三个代表。信访办的人说法轮功的事情他们管不了得由中央政府决定,中央没说不让炼那你们就炼吧!可是从99年4月25日到7月20日之间,我们市每个晨炼的地点都有几个警察或者便衣监视,他们还千方百计打听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姓名、住址等等情况。

谁知,99年7月20日一夜之间,电视、报纸以及所有的宣传工具铺天盖地的同时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批斗,与此同时,我们市许多辅导员、学员开始被警察非法逮捕,判刑。

自此江泽民控制的中国政府不断制造新闻,栽赃陷害法轮功,挑起不明真象的中国人民打击、仇恨法轮功。很多人被其毒害。背地里却打死和残害法轮功学员。为了能让群众了解到真象,我自己复印真象材料,发给别人。

2001年9月25日因为我把真象材料落在办公室,被不了解法轮功、而又被政府错误宣传煽动仇恨法轮功的同事发现,并且报告给警察。白天十几名警察先在我们公司办公室审问我,一名自称是国安的什么局长亲自审问我,他讲了许多法轮功的坏话,让我为国家工作,我才不会为专说假话的江泽民政府做事。他们看到我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当天晚上出动二、三十个警察到我的住处抄家,他们把我的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把我的所有法轮功书籍全部抄走,不由分说把我关到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东城区看守所的每个牢房里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人数不等,外地的学员都是从家乡到北京告诉政府真象的。我们每天被要求坐板,背监规,牢号长不让我们几个炼法轮功的坐在一起,还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看到我们在一起说话,就大声呵斥我们。不管牢号长如何阻挠我们都坚持在吃完饭的休息时间炼上一、两套动作,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压迫下,我们的身体状况还是越来越差。

按照中国法律,在看守所最多只能关一个月,而我是在第43天才接到劳教票,预审根本没有走法律程序就把我劳教一年零六个月,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送回辽宁老家服刑。我没有在劳教票上签字,并且告诉警察自己对此判决不服,我是无辜的,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那个警察对我大吼的说:“你就是不签字,我也会把你送到劳教所。”回到牢房里,我向负责我们牢房的警察要纸和笔,说要写行政复议,她找各种借口不给。我就每次看到她都要,第三天她才给我一页白纸和一管钢笔。写完行政复议的第二天清晨5点钟,我被叫醒,还没来得及交行政复议,被送到北京市调遣处。

北京市调遣处本来是一个中转站,被判劳教的外地人先关在这里,等攒到一定数目由当地的公安人员一起接走。而现在的调遣处,却是一个劫持法轮功学员的中转站,因为北京市劳教所关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他们怕每次去的新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不利于他们洗脑,所以每个月只送劳教所去20几个,剩下的先关在调遣处。调遣处是新盖的楼,从外面看象一个居民区,有很大的绿地,操场,因为抓起来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原先的调遣处装不了那么多人,才动用几千万人民币选新址盖新的调遣处,监督仪器很多,非常先進。

刚進入大门,我们被迫蹲在地上,同时双手抱头,头低下,脚后跟并拢。由于姿势不标准,一个女警察从后面猛踢我的头。当天送去50多个人,其中40个左右是法轮功学员。分别被编入8个班里。在楼内我们也是同样姿势蹲着,等着管班警察登记,恶警强迫写不炼功、不传功和遵守所规定的保证,不写就一直在大厅蹲着。警察派几个吸毒的看着我们,不许说话,互相看一眼都要遭到打骂,见姿势不符合她们的要求,上去就踢。由于蹲了四、五个小时,很多人晕在地上。接着又站了六、七个小时,晚上九点多才進班里。每个班是大约二十平米的房间,有十二张上下铺床。法轮功学员平时各种活动只在这个屋里,不准出屋,定点洗漱、吃饭、上厕所也是一个班一个班轮,所以基本上见不到其它班的人。

每天除三顿饭外,只能喝到150ml的水,我有一次趁着洗手的时候喝了一口凉水,被一个吸毒的看见了,她就骂我,不准我喝。三次上厕所时间,如果临时需要,必须先请示值班警察,并不是每次都同意,很多人得了便秘。走路要低头抱手,不准左顾右盼。晚上房间门是锁起来,起夜在屋里拿自己的洗脸盆接。一个星期不让洗衣服和头更不可能洗澡。我在的班有5个法轮功学员和4个吸毒人员。不仅法轮功学员不准说话,除了班长外法轮功学员也不准与吸毒犯人说话。否则连打带骂或者体罚。我们每天被迫做各种各样的劳工,给方便筷子包写着已经消毒的小条,其实筷子很脏,根本没有消毒。经常十四、五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如果没有活,让我们学背各种规定、学劳教歌曲,我们不学、不唱,长时间被罚站。睡觉只能平躺,经常被值班的吸毒的叫醒,平时我们还要被强迫看电视对法轮功的报道。看后写感想。有时经常听到又有人被单独关起来,四肢绑在床上嘴里塞着抹布,穿的很少,冬天大开着窗户。坐小板凳有一定姿势,两腿、脚并拢,双手置于腿上,眼睛向前看。几个小时后身体酸痛,臀部火辣辣的疼。

在调遣处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听说我因为法轮功被抓受到很大打击,我们母亲由于伤心过度,本来健康的身体突然右腿走路不灵活,他们十分憔悴。我丈夫辞了家乡的工作来北京,家里没有一份积蓄,还要供刚刚买的房子,冬天没有钱烧暖气,在家里用凉水洗澡,冬天的北京零下十多度,他的双手得了冻疮。父母为了能找到我,能见我一面花掉一生辛辛苦苦积攒的7万元人民币给了警察,有一次仅仅请4个警察吃一顿饭就花掉6千元,饭后有个警察处长还要去2千元搂着一个妓女走了。这就是“人民警察”,带头执法犯法。

2002年1月初我被送進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刚分到班里就看见一个二十四、五岁模样的女孩在门后面蹲着,屋里人都看着她,不准她随便动,有的用扫地的扫帚使劲打她,有的故意往地上泼水,使她的绒裤都湿了。看到曾经那么善良的人被当权坏人转化后变得那么凶残。第一天几个“转化”的人轮番给我洗脑。由于99年后我没有跟上正法的進程,没能正念对待对我的迫害,只是消极地承受,我感到心烦意乱。我觉得她们讲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便反驳她们。到了晚上别人都就寝了,只有我们几个新来的还在走廊或者水房里分别被洗脑。警察拿着电棍在走廊走来走去。由于前几个月的体力劳动、睡眠少、没有炼功,我的身体又象炼功前那么差,十分消瘦,到半夜十二点时,已经困得不行,我感觉自己心里烦躁,心脏难受得不行,她们对我可是不依不饶,用手不停的推我,防止我打盹。我一直在坐小板凳上,这时我的思想已经开始不清醒,当我难受的刚闭上眼睛时,她们就想办法弄醒我,当时我只希望她们哪怕让我休息一分钟都行,不要听她们胡言乱语。可是她们换了一批人,继续讲,我没有一秒钟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自己马上要崩溃了,比死了还难受。已经是半夜二点。真不知还要坚持多久。为了能休息片刻,我恍惚地写了“两书”,刚感觉睡着,又被喊醒起床,迷迷糊糊又是坐了一天的小板凳,几批人轮流跟我讲,我的情况比前一天还糟糕,心脏也是经常难受,头越来越晕,开始有些分辨不出来哪些是师父讲的,哪些不是,由于承受不住身体上的痛苦,我违心的写了“三书”。

谁知写了“三书”她们也没有放过我,依旧每天两批人分别做我的“转化工作”,担心我转化不彻底。并且专门有两个人和我一个互帮小组,说是互帮,实际上是专门监督我。在我清醒的时候,觉得转化是错误的。第一个月他们一直给我洗脑,这时劳教所派人专门检查我们被洗脑的情况,检查我转化不合格,队里对我又進行了新一轮强化洗脑。我依旧被迫边劳动边洗脑。平时我们被迫做劳工,给小工厂织毛衣、手套,出口国外。我的手磨起了泡。有时给不合格的羊绒衫摘杂毛,使其看起来含毛量高,也是出口国外。为了这些造假工程,我们经常十二点睡觉,四点起床。白天照样反复看洗脑录像,几个月后警察让我去做新来的人的“转化”。当我看到年龄跟我母亲一般大的人,因为相信法轮功,乳腺癌治愈,却在劳教所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还要罚她,我的心在颤抖,这根本不是正常人的行为。我知道,我们没有错,法轮功更没有错,而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发动的一场对法轮功学员、中国广大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浩劫。这时我所在的班正好有许多人也认识到这种所谓“转化”是错误的,警察担心我们集体“翻车”把我调到另一个班,只有3个人,加强对我们的监视和洗脑。每天看洗脑录像,写感想,写的不合格就要单独带走洗脑。所以每天我只能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由此带来的痛苦无以言表,我像在地狱中饱受煎熬,而政府当权坏人却希望我们说假话、不说真话。

我在北京市女子劳教所时,共七个队,其中六个队是劫持法轮功学员的队,在整个劳教所将近80%的人是法轮功学员。有教授,大学讲师,政府工作人员,医生,工人,农民,外企人员,留学生,航天高科技研发人员,等等,几乎来自360行。我见过最大的74岁,被折磨得半身不遂,最年轻的18岁,因为在调遣处喊“法轮大法好!”被打成痴呆。整个劳教所人员的平均年龄四十多岁。连有些警察也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关过这么多、这么大年纪的一群善良的人。有一家三口都被抓起来,有的大家庭五、六口人抓起来,有的是家里只剩年幼的孩子。在中国因为无端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破坏了多少美满的家庭,数不胜数。

现在我认识到由于自己的执著心久久不去被旧势力利用,说了一个炼功人绝对不能说的话,做了一个炼功人绝对不能做的事,我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有在劳教期间写的任何不利于大法的东西全部作废。谢谢师父的慈悲,我会珍惜您给予我的一切,加倍弥补,走正今后的修炼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