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次进京上访和在湖南祁东县拘留所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2004年8月17日】我是湖南祁东县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2月28日幸得大法的。在没学大法之前,我身上有许多病:风湿性心脏病、胃病、肩周炎、喉结核、肺结核、骨质增生、尿道炎等,经常打针吃药,是一个“药罐子”。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以后,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幸福。就在我庆幸自己喜得大法的时候,1999年4月,邪恶之徒已经对法轮大法发难了,当地派出所把我的大法书给抢走了,不准我们集体炼功。我真是想不通,但我坚信师父,懂得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做世界上最好的人没错。于是我决定去北京上访,我要去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一、在北京上访遭受的迫害

1999年7月,我踏上了第一次去北京上访的征程。那是7月初的一天,我到北京刚一下车,警察就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告诉他们说我是炼法轮大法的。于是恶警就将我非法抓去,拳打脚踢一顿后,拽上车子开到了北京610办公室。大法弟子所携带的东西全部被搜去,特别是现金,少则几十元,多则几千元,全被掠走,分文不留。我在心里说:我身上的钱不能落邪恶手中,我的钱要用到大法上。我这样想了以后,身上带的600元现金一分也没被拿走。那时我不懂得动这个念的作用,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呵护我。后来我被祁东610的贺峥嵘一伙从北京接回,被非法关押在祁东。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邪恶之徒逼我老公打我,让我写了不炼功的保证才放我出来的。这次我在祁东被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出来后我为写保证的事痛悔不已,后在明慧网上发了“保证”作废的声明。

第二次去北京上访是2000年11月的,那天下着大雪,我乘火车到了北京,第二天到广场打横幅,却不料被恶徒抓住,对我拳打脚踢。我只顾打横幅,喊口号,并没有感觉到伤痛。三个警察把我劫持到北京办事处,在里面我也打起横幅、喊口号。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什么派出所我记不清了,在那里他们问是什么地方的,哪来的 ,叫什么名,我不答理他们,只是用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确实好。问了三个多钟头没问出什么,恶警又急又气,后来就不问了。两天后我们被转到大兴县看守所。到大兴县看守所的第三天有个警察问我话,我同样只讲法轮功的好处,讲师父教我们如何做好人,讲什么是真、善、忍,他问不出什么,也就没问了。

有些大法弟子一进去就绝食,抗议610不法人员对我们的非法关押。我在第四天也开始绝食。绝食后邪恶给我们查身体,并强行给我们打吊针。医生给我查身体时问我为什么要学法,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我告诉他我学法前患有风湿病、肺结核、喉结核等疾病,学法后这些病都不翼而飞了等等。医生也似乎感觉到了大法的神奇。在里面我天天吐,又很瘦,他们就把我转了一个房间。这里又吵又闹又放电视,炼功难以入静,我心想:师父啊,这里不净,我无法炼功学法,我要出去。我动了这一念后,第二天我及另外几名大法弟子真被放了。

出来后我们不知往哪方向走才能到广场。身上又没有一分钱,只好手提一壶水边走边问,一边乞讨一路讲真象。后在半路上碰到三个好心的开车人,他们怕我们人生地不熟迷失方向,就用他的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火车站,并帮我们买了车票,把我们送进候车室后才走。我进了站刚要上车时发现车票丢了,只好沿铁路向下走。这时天已黑了,我问了往广场走的方向,一边走一边休息,就这样走了一夜,到了广场。这一天走得我脚打了血泡,走不动了,我想应该去打坐。

走到天安门门洞正有三个人在打坐,有很多外国朋友从这里经过,我也毫不犹豫的就地打起坐来。一会儿一个警察过来踢我,叫我起来,叫了三次。我才起来后告诉他,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连说好,把我们放了,并叫我们走,我和那三个一同打坐的走了。那三人又是背大法的书又是讲法理,我还以为他们学法学得好,其实不然,原来他们不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帮凶。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把我骗到北京车站并骗取了我的姓名和家庭住址,随后我就莫名其妙地被送进了车站新建的派出所。

那里又臭又黑,人被关在里面难受极了。在车站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后,不法人员把我送到了北京610,在北京610关了三天,他们通知祁东县政保股贺峥嵘前来北京接人。贺峥嵘见面便破口大骂,然后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对我拳打脚踢,并说:“你让我找得好苦,今天来收拾你,看你往哪里跑。”

二、祁东县不法人员对我的迫害

那时我已半月没有吃东西了,上车后我就打坐,邪恶之徒贺峥嵘一看见又破口大骂。车到祁东政保股时已是晚上12点多钟了。他们连夜查问我们,开始询问我的警察并没有打我。贺峥嵘、李伟进来见到我没有被打就气急败坏地抓起一根拖把棒向我头上打,把木棒打成了两截,两人轮换打,没头没脑地打,打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脚被打得不能走路。同我一起被毒打的还有江美英、邓才华。他们这边打了打那边,把我们三人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后才把我们抬上车送到了拘留所,我们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

在非法关押期间,李伟、贺峥嵘经常来拷打查问我们、追问是谁带头去北京的,他们除了诱、骗、哄、诈外还严刑逼供,我和邓洪华、陈秀英等经常挨打挨骂。恶警周道生也是坏透了,他不准我们炼功学法,一看见我们打坐就用扫把沾上大小便往我们脸上涂,然后又把我们从床上拖到地上,但我们始终保持着打坐的姿势。还有恶警周佑忠,他看见我们炼功就开门进来泼冷水。有一次正是下雪天,他把一盆冰凉的冷水倒在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和我的被上。他们还特意每人买了根三指宽、三尺长的竹片,经常用来敲打大法弟子的膝盖骨、脚踝骨等。后来恶徒李伟逼我丈夫(未修炼者)写了不炼功的保证才放我回家。

2001年的一天蒋家桥派出所说找我有点事,我一去他们就不准我回家,非法关了我一夜,第二天,又把我送到祁东县拘留所,我的房东知道后愤愤不平,找到有关人与他们论理,说他们乱抓人并告诉他们,等她老公回来要找他们算帐的。第三天,他们把我放回了家。

同年6月,蒋家桥派出所的恶警又无故把我抓去,关了一个月才把我放回家。同年12月24日晚上1点多钟,蒋家桥派出所的恶警破门而入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关了一夜,第二天送到了祁东县拘留所。在拘留所里同时有十多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为了抵制邪恶的迫害,我们又开始绝食了。邪恶之徒要我们吃饭,不吃就灌浓盐水,手段十分残忍。有一次给谭金云和另外一位老太太被灌盐水时,几个人把她们按倒在地,用筷子硬棒撬她们的嘴,撬得她们满口是血,连牙齿都被打掉。恶警们除了毒打大法弟子外,还在拘留所里写污辱大法的标语,我们去擦,恶警就打人,有一次他们把一位周姓老太太打昏在地一个多钟头才醒。尽管恶警们手段毒辣残忍,但我们一点也不怕,还是坚持绝食。后来省、地来了些干部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吃东西,我们向他们揭露了祁东看守所610恶警的恶行后,并提出不准打人,不准搜书,不准随意关押,放我们回家,我们才吃饭。就这样我们前后绝食了一个多月,我及其他一些大法弟子被释放了。

2002年12月24日晚上12点钟,610的邪恶之徒又把我从床上绑架至蒋家桥派出所关了一夜,第二天又把我送往祁东县拘留所关押。在拘留所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200多天后他们才将我放回家。其间被敲诈现金共3000多元。其后不久蒋家桥派出所又再次非法关押了我一个月期间,恶人叫我帮他们洗衣、扫地等,对我们百般奴役。

2004年3月27日,祁东县步云桥镇、蒋家桥镇、城连圩乡的7名法轮功学员,租我儿子(面的司机,未修炼者)的面的前往邵阳县宁家坪乡发资料、贴标语、挂横幅。晚上9点到10点间,正张贴标语时,被当地不明真象的人发现举报到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出动十多人将其中的3名大法弟子及我儿子抓去派出所(有三名弟子当场正念走脱,另有一名到派出所后正念走脱)。当天夜晚,当地派出所将他们四人全部送到邵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我儿子的车子也被送到邵阳县公安局。第二天我丈夫闻讯赶到邵阳时已是下午1点多钟,到看守所等到下午3点多钟才见到我儿子。我儿子在邵阳看守所里,被牢头逼迫去倒马桶扫厕所等。在几天内同修们绝食抗议,要求他们放人。几天后邵阳县公安局将此事汇报到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打电话到祁东县政法委、公安局,要祁东县公安局到邵阳接人。

4月3日,祁东县公安局将同修及我的儿子4人拉回祁东县公安局,当时已是夜晚12点多钟,公安干警进了一家店子吃晚饭,把同修及我儿子、丈夫抛在一边。到公安局后,公安干警叫我丈夫回家了,然后把他(她)们审问到凌晨3点多钟才送进看守所。第二天,他们4人在看守所里遭到恶人的严刑拷打,恶警还唆使牢头强迫我儿子洗冷水澡,叫我儿子干重活脏活,做不好就叫犯人用拳头打我儿子的背后、胸前等,还要我家交1500元钱去看守所,不交就叫犯人打我儿子。我们家人(不修炼)为我儿子少受迫害,方方面面共花费了上万元(其中包括取保费5千元),4月23日上午12点40多分钟儿子被放出来,但车子未给,邪恶之徒贺峥嵘一直将车占为己有,开着车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唯恐有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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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祁东县政保大队队长贺峥嵘,手机:13707475839
恶警邹爱明,手机135747178
看守所指导员刘奇,手机137478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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