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凌源市柳春华五年来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2004年9月13日】我叫柳春华,今年34岁,是辽宁省凌源市佛爷洞乡柳太庄人。

我是1999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喜得大法的。大法超常的法理吸引了我,一读便爱不释手,废寝忘食。4月13日那天,是我开始修炼的第一天,正赶上去喀左请愿,我也参加了。夜晚回家的车上,我见到了西方天空的大爆炸,映得半个天通红。又看见翠蓝的天空,鲜艳的草地,人间没有那么美丽的地方。第二天再看《转法轮》,发现师父的照片变成了又高又大的佛在半空中,无限慈悲,我惊呆了,修炼的信心倍增。

大法解开了我心中许多谜团。记得小时候,有时在下雨天,明明呆在家里,却非常的想家,心里闹得慌。得大法后才明白,真正的家并不在这里,我才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当时我只有回家的愿望,没有想到祛病,然而大法显出了神奇的祛病功效。我以前曾得过疝气,一次晚上打坐,只觉一只手在我肚子里把我经常往下掉的那根肠子往上一拉,疝气再也不犯了。不是师父谁能给做这样的事?我以前曾患三叉神经痛,脑袋象钉子扎一样的疼。得法后,师父让我脑子進入麻醉状态,给我调整,头再也不疼了。七八天时,连肚子里的蛔虫都打下来了。无病一身轻,骑车象后面有人推一样。

我学法炼功身心受益。以前与妻子发生矛盾时,我对她非打即骂,学法后我变了。有一次因一点小事,她破口大骂,我不吱声,她更生气了,上去给我一个大嘴巴子,把鼻子都打出血了,我不还手,把血一擦就在炕上打坐。她更火了,一脚把我踹到地下去,我掉在地上还盘着腿,哪都没摔坏。我知道了“业力落在谁那谁难受”(《转法轮》)的法理。

7月20日,恶首江××开始镇压了。我在丹东打工,厂长和同村人都劝我不要再炼了,我不为所动,并准备進京上访,可厂里一分钱也不给我。我学法炼功后以苦为乐,炼功盘腿很疼,疼我也盘,越来越疼,越疼越盘。闹心的疼,钻心的疼,有时浑身都疼,连骨头都疼,疼过劲时,右脚几处嗖嗖往外冒凉气。砖厂里只有我一个人学功,在利益上我不与人争,领导分配活不挑,按大法要求自己。身体好不误工,不吸烟不喝酒,别人都夸炼功真省钱,厂里人都叫我“法轮功”。

11月,我打工归来,媳妇还想叫我去打工,我不想去了,我得去北京说句真心话了。在这七个月的学法修炼中,我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炼功后我人变好了,身体好了;大法是清白的,镇压是无理的。那些日子,我干活也心不在焉,眼泪情不自禁就流下来。我准备一个人坐進货车到河北亲戚家,再進京。后来得知有同修也想去,一起走更好。定好日子,我一夜没睡,凌晨两点钟,我出了门,步行三十余里到杨杖子,等来了同修杨春福和四名女同修,我们一行六人上路了。

半路上有查法轮功学员的关卡,幸好天下大雾,我们顺利过关,一帆风顺進了京。第二天早晨我们准备在天安门广场炼功,被便衣发现,抓進天安门派出所。我们刚被抓,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学员陆续被抓,山东的、吉林的、福建的、广东的……半天不到屋里满了。有的同修拿着横幅,有的不说地址,恶警就把她们的手在背部反锁着,一只手从肩上过来,另一只手从后背往上锁在一起,她们非常痛苦,有的眼泪都流出了,也不吱声。看到同修如此坚强,我倍受鼓舞。

下午朝阳市驻京办事处来人,把我们带到那里,我们被搜了身,身上带的经文和钱被搜走了,接着又送来凌源的三名学员,男的叫左春德。我们被饿了一天,晚上给了点残羹剩饭,让我们在走廊的地上过夜。这样三天过后,我们共九个人被押回凌源拘留所。在那里我认识了同修曹汉书、张振学、孟昭奎,我们在同一个小号里被关了二十多天,我们背《洪吟》,炼功。拘留所里早晨给一点玉米面稀粥,晚上一个窝头,我们都饿得够呛,一尺高的铺板就是床,上面连草垫子都没有,厕所就在屋里,又湿又臭。家人来拘留所,恶警让我签字就能回家,我拒绝了:宁可把牢底坐穿,我也要坚持真理,决不妥协。

12月17日,我被劳教一年,送到朝阳西大营子劳教所,我和左春德被分在二大队。一進二大队,我俩又被搜了身,发现左春德家人送的衣服中有十元钱,恶警一拳打在左春德的脸上,把他打了一个大趔趄。后来知道打他的人竟然是被劳教人员。

和左春德被分在两个号里,一个号里只有二三个炼功的,其他的全是普教。我住的号里有向东的高国华、北票的邢小辉,我看见高国华的眼睛被打得成了玻璃花状。警察找我谈话,说这里不准炼功,我不以为然。第一天晚上我就打坐炼功,被坐班的普教李福军看见,他把我从床上拽到走廊里,一顿拳打脚踢,打得我晕头转向。过了好一会儿,他不打了,我问他打够没有?他骂:“你他X还不服哇!”他就跑到一楼找管教,姓陈的管教骂着喊:“把他整下来,把衣服扒下来。”

我被扒光衣服,只剩一个小裤头,光着脚被锁在一楼走廊的铁门上,双手铐在上面,只能举着胳膊。那时快腊月了,外面还有很厚的积雪,从门缝呼呼往里灌风,看守我的普教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叫“真冷”,躲到屋里去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来到我跟前,摸摸肉皮都冻凉了,才把我的锁打开,水泥地板上留下了清晰的两只湿湿的脚印,我穿上衣服回号了。

第二天早上刚吃点饭,我又被李福军拉到走廊处一顿打。白天在操场上军训,谁做不好,就到一边做“飞机式”(脑袋往小腿处扎,两只手举起来撅着)还要挨打。我看见王剑和孟昭奎被打得不能跑步,走路一瘸一拐的。邪恶环境,白色恐怖一般。有一次我在床上盘腿打坐,李福军一拳击在我的腮处,穿着皮鞋一顿猛踢、猛踹,拳头雨点一般。我被打得蹲在地上,他抬脚用鞋后跟往我背上砸。他把我拽到走廊中让我做“飞机式”,他用脚踢我还不解恨,便用膝盖顶我大腿肌肉两侧,肌肉都肿了,走路困难,疼痛难忍,从外面还看不出有伤,太狠了。我一下明白了,王剑和孟昭奎为什么跑不了步,原来就是这样顶的。

李福军打完我,让我站在墙边面壁,两只胳膊平伸,这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打铃,才让我回屋。早晨吃了点窝头,他又把我拉到教室里,我虽然没被打瘸,但走路发胀,大腿生疼。我在教室的讲台边上的墙角处,被罚做“飞机式”,李福军对我又一番轰炸,他站在讲台上抬脚往我背上砸,搬着我的脑袋往墙上撞,用膝盖顶我大腿,我被打倒在地还照样连踢带踹,把我拽起来,还让做“飞机式”,再接着打,打倒再拽起来,还让做“飞机式”,用拳头不行就用胳膊肘砸,砸在背上还算可以,有几下砸在我的腰上,疼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样持续十多分钟,我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掉。这时另一个普教走進来说:“还整呢?!”他这才罢手。

有一天,大法学员都被叫到教室里,让写不炼了,没人写,多数都挨了打。赵春义被打得脸颊处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往外淌血,鼻子也用纸塞着。王剑在里边绝食,我听到嘴巴被打得“叭叭”响,在走廊中看到王剑,两只眼圈黑紫,就像带个黑眼镜。大法学员因信仰“真善忍”却被非法劳教,而那些普教都是社会上的渣子,警察却利用那些渣子对我们施暴。

我们坚信“真善忍”没有错,我们的信仰遭到了践踏。自从得法后,我炼功从未间断过,一次我炼功,李福军看见了,狠命的打了我十拳,见我没咋样,揪着我的肩膀用膝盖往我胸部猛顶,我倒在地上,抱着胸口。他跑到楼下去找管教,管教是个年轻的叫贺军,上来时我还在地上躺着,他把我拽起来,抬起手来一顿嘴巴,左右开弓,打得山响,我当时真没觉得咋么疼。然后他把我鞋脱下一只,手拎鞋跟后帮处用鞋底狠劲往我脸上打,打了十多下子,当时我的脸就麻了,热乎乎的,马上肿起来了。他边打边咬牙发狠:我让你炼,还炼不炼?我不理他,嘴里都是血,脸全肿了,我把嘴里的血往地上一吐,地上立即溅了一大滩。他急忙指使李福军去厕所拿来拖布,把血擦干净,怕被别人看见。

第二天,普教们见到我嘲笑着,给我叫“变形金刚”,因为我的脸确实变形了,一点原来的模样也看不出来了。后来才知道,贺军和几个普教赌博,那天输了一百多元钱,把气撒到我头上了。有同修劝我:“咱们学大法不是法炼人吗?你太拧了。”可是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按法衡量,我还差太远。“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精進要旨》“大曝光”),我还没达到那样的境界。

在二大队呆了将近一百天,我被调到三大队,开始了超体力劳动。2000年3月8日,地还冻着,我们就到公路两旁挖杨树疙瘩,有的树根很大,两个人都搬不动,小的被普教们先挑去了,剩下大的不好挖的留给大法学员,大小一样得挖够数,挖不完晚上就得罚做“飞机式”,还要挨打。普教的头头叫高中海,更加狠毒,是几進宫的渣子。大法学员李洪伟因炼功被他打得耳穿孔,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耳朵听不见声音。姓贾的管教见李洪伟打成那样问:“还炼不炼?”李洪伟大声回答:“炼!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大法不能丢!”

同修吕大伟绝食,被高中海和几个普教围着拳打脚踢,高中海还拽着他的一条大腿在沙地上拖。高中海张嘴就骂人,骂的话不堪入耳,警察就利用这样的恶棍看着我们干活。他手里经常拿着一个棍子,谁干慢一点,他就一顿打,他说叫“棒子炖肉”。

建楼房的基础桩,深的有十二米,浅的也有六七米深,全是用一根绳子一个皮桶往上拽,每桶砂土得有四五十斤重,每天除了吃饭是休息,不停的干。饭也吃不饱,中午一个馒头,早晚是窝头。曹汉书累得直劲吐黄水,高中海还嫌干得慢,在旁边连踢带打,把他的头用脚踩在湿土中,弄得满脸都是土,高中海还咬牙切齿骂他是假装的。

大法学员挨打那是家常便饭,随时随地都能发生。有一次我挖基础桩,正干得汗流浃背,高中海嫌慢,一边骂一边用砂子和土往下面扔,我被呛得喘不过气来。有一回挖沟,他一拳打在我鼻子上,血象线一样流。那次我在床上盘腿,他以为我在炼功,让我下来,杨春福说“他也没炼功。”就这一句,老杨也受到了连累,强迫我俩跪在地上,穿着皮鞋往我大腿上踹,咬牙发狠:“我让你盘,我让你盘。”一脚踢在杨春福的耳朵和半个脸上,老杨好长时间听不见声音。

一次查号,在我床上和李洪伟的衣服中翻出了默写的经文,管教把我俩整到操场上罚跪。给劳教所叫“人间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李洪伟再次被抓时,在朝阳乌家洼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全身被打得黑紫,他带着美好的心轻轻的离我们而去了。

2000年下半年,三大队找不到活干了,我们呆在号里,饭也变成了两顿。马三家劳教所第一批邪悟者到朝阳来帮教,三大队挑出三个“顽固份子”,去见这些人,我也在其中。和我交谈的是硕士生孟洁,她说她已经圆满了,她是神了,让我也转化,真是一派胡言,我看她们是烧的,一点共同语言也没有。几个人走了,又来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在压力面前我们都坚持过来了。

9月18日,所有的大法学员都调到三大队,不久,坚持修炼的学员被严管,吕大伟、贾清贵还被送往阜新劳教所进行更加严酷的迫害。从三大队调过来三个打手管理严管队,我被严管了。我们每天不是面壁罚站,就是坐铁堆儿。又一批马三家邪悟者来帮教,她们坐着辽宁省委的小车全国到处跑。我被炮弹打倒了,写了悔过书。那天夜里我正熟睡,“叭”的一声我挨了一个嘴巴。睁开眼看看,屋里静悄悄的,别人都在睡觉。我后悔签了悔过书,心跳加速,完了,掉下来了,我闭着眼睛后悔,害怕师父不要我了。我发现一个人被两个人把胳膊往后一拧,头低着象罪犯一样。我悟到这个人就是我,我对大法犯罪了,另外空间的身体被护法神捉住了,我知道大错特错了,悔恨交加,真的不想吃饭了。

贺军把我的一只手扣在这个床上,另一只手扣在那个床上,站了半天拿着玉米面粥灌我,洒的到处都是,管教骂着,帮教们嘲笑着,让我们站在墙边面壁,三个普教踢、打、踹、把学员的头往墙上撞,不让睡觉。我最佩服的是大法学员王剑、善宝贵、贾清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是打压,还是帮教,他们都能过关斩将,坚强不屈。

我也不再摇摆了,无论是软磨硬泡,还是严管高压,对我不起作用。我每天除了被强迫面壁、飞机式、蹲马步,上厕所都规定时间,三个普教轮流看管,让读诽谤大法的书籍,不读就是一顿揍,我是一字不念,要打随便。他们拿我没法,也就再也不找我读了。有一次让我们做“飞机式”,我撅一会儿就不撅了,直起了身子,姓董的普教对我又一顿毒打,我被打倒在地,最后累得他呼呼直喘,打不动了,骂一阵说管不了我了,最后找个铁堆儿,让我坐在门旮旯处,成天坐铁堆儿。

劳教快到期了,宽管的说坚持修炼的不放。我再次绝食抗议。第四天,管教腾树信指使给我灌食。五个帮凶把我掀翻在地,一个按我左腿,一个按右腿,另三个人,一个按左臂,一个按右臂,一个按脑袋。仰面朝天,按得死死的,一点也动不了。这时腾树信左手捏着我的鼻子,右手拿满满一罐头瓶凉水,由于水太满洒了我一脸,眼睁不开,他把凉水往我嘴里倒,我往外吐。我拼命右腿一蹬,把按我右腿的人蹬了一个趔趄,猛的一翻身,五个人也按不住了,哪来的这么大力量?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帮我。腾树信一看,不灌了,将剩下的凉水泼在我身上。天很冷,我坐在地上心在哆嗦,其中一个人飞起一脚踢在我脸上,鼻子流血了。

劳教到期了,我被加期三个月,我在床上锁了三个月,期间進京的大法学员纷纷進了劳教所,来一批又一批。来给我帮助转化的一回一回的有上百次,他们觉得我可怜,我说转化是错的,他们也不听。有的写四书时脑袋直疼,有的直吐,有的犯了“羊角风”,我知道真正可怜的是他们。他们有的人到我身边就头迷,可是有一次我被拉到教室的宽管人群中,我的脑袋生疼,我悟到这是两种场的反映。师父管我们每个人,每当有学员要转化前都提醒我们,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明白,主动邪悟。

三个月加期也要到了,他们给我拉到医院去灌食,给我注射肌肉松弛的药物,把我锁在医院的床上,我不张口,院长用开口钳子往我嘴上生捅,说捅掉了牙不负责任,我的牙花子被他捅破了,我张口吐了他一口痰和血。这回他不捅了,找来细皮管从我鼻子往里生插,皮管插到咽部,这个恶心,连痰带血往外吐。折腾到了第八天,我被送回家了。

回来后,我身体虚弱,不能劳动,媳妇扬长而去,把孩子也扔给了我。朝阳大法学员们知道我在里边遭受的迫害,非常同情我,给我拿来500元钱生活费,我用这笔钱印了许多“天安门自焚真象”传单,按家送,结果派出所又把我抓到凌源第一看守所,连孩子都一起带到乡政府去了。

我又被劳教三年,送到朝阳西大营子劳教所。呆了二十多天,严管的只有八个人,不算我。有一天梦中见到一个鸟巢,里面有八只毛还没长全的小鸟,可怜的在窝里张嘴等着大鸟来喂食,可是大鸟不知哪去了。我悟到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在这里就象得不到食物的小鸟。我不说话了,也不睡觉了,照样绝食,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没合眼,夜间四个人看着我,每人两小时,我眼睛发直,白天一点不困。我被送进朝阳精神病院检查,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第四天我被送回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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