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确定自己的路 助师正法


【明慧网2006年2月18日】我于1997年9月有幸在大学三年级时得法,当时学校里的学法环境很好,辅导员领着我们同修扎扎实实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得法后我的体质变好,性格变得更平和,师父讲的法理开启了我的智慧,学习文化知识时领悟能力明显增强,学业成绩不断進步,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从那时起我坚信大法是博大精深的佛法。

1999年大法被恶党江魔非法取缔和疯狂迫害后,我与同修進京上访,又从网上抄录经文传给同修,被恶警发现,被非法判劳教二年,在三水妇教所里,我误以他人为榜样,受了马三家帮凶团邪悟者的影响,2001年,我从劳教所回到家乡,因邪悟而停止学法炼功。后来感受到自己心性越来越差,被常人情丝搅扰,难以摆脱。这时,我想起师父的讲法,我越来越觉得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我失去了昔日修炼大法时的清纯,我开始从新思考“转化”的对错问题,有一次偶然看了观世音及八仙修炼故事,让我联想起师父讲的很多法理,我忽然很想读《转法轮》,我开始静心学新经文,通读新经文以后,我恍然大悟,理解了这场迫害与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干扰师父正法有关,于是,我请外地的同修帮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决心跟随师父继续修炼大法。然而怕心时时动摇我的决心,给我举步维艰的错觉,我牢记师父“多学法”这一谆谆教诲,学法使我心生正念;正念使我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扫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2002年我调入了城里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按照师父讲的法严格要求自己一如既往的搞好各项教学任务,不久得到了学校领导同事的好评,自那以后,学校每个学期都安排我上公开示范课,我把它当作向校内校外老师及领导证实大法的机会,向他们展示了一名大法弟子的风范,而他们对我的每一次表扬,我都这样想:这是大法的威德。无疑,这为我后来证实大法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我与同修在城某处挂出两条真相横幅,县城里第一次出现洪扬大法的横幅,百姓的口耳相传,又正值恶党中央召开的所谓“重要会议”,当地公安机关查得很紧,有一位公安人员(已明白真相)打电话通知我,告诉我恶警正在公安局查我的档案,情况十分危急,我当时不停发正念,而后想,与其让恶警胁迫不明真相的校领导迫害自己,不如自己主动告诉校长真相。我抱着一念:只要开口讲,另外空间企图迫害我的邪恶就会被灭掉,哪怕它在常人社会这个空间表现得多么猖狂。于是我去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很认真的听我讲话,我将自己得法受益、遭受迫害、重回教坛等经历一一讲来,揭露了迫害背后的真相,整整讲了三节课时间,直到校长提醒我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才把话打住,校长最后跟我说道:“我不说法轮功不好,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么样,那就等老一代下台才有望平反。”我对校长说:“如果公安局有干警来学校施压、干扰,请校长为我把握好。”后来,恶警调查一无所获,连学校也没来,调查不了了之。我又写了一封长信附带上真相光盘送给校长。

从那以后,凡有610恶警来学校查访,校长都在他们面前大力肯定我的教学水平,说我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的,令恶警哑口无言。前年十一前夕,恶警抓了一位当地的同修,想借此对我施压,我拒绝再到校办公室见他们,他们灰溜溜的走了。过后我向校长解释,校长一句也没责怪我,此后610再也不敢来学校干扰我。

就这样,我通过认真学法,不断增强正念,修去了怕心,我常想:修到罗汉果位的觉者都是乐呵呵的,我该放下一切执著,轻轻松松、堂堂正正讲真相

我教高中语文,文学是人学,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使我能将平时看书读报积累的知识融会贯通,在讲课时旁征博引,引导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领会做人的道理,因此学生很喜欢上语文课,在每次教学调查时,学生都对我的课给予很高评价。在这个基础上,我在讲课中适时的把话题引到“修炼”上来,由课本上的文章引出了“四二五上访”。当我宣布下课时,全班同学不约而同鼓起了掌。

有一次班级大调整,文理分科,原来所教的班级换成了许多其它班的学生,但原班级的班长没有调走,她已明白了真相,并让我教她炼功,她记得我在班里讲过的话:讲真相的目地是为了化解仇恨,只要多一个人明白真相,这场迫害就能早一点结束。有一天,她利用课前三分钟演讲的机会,有意提起“法轮功”的话题,而后请我为班里同学讲真相。我原先正考虑着怎样引出这个话题,没想到她与我不谋而合,后来她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师父下了法轮给她,法轮经常在她肚子里转。我告诉她这是师父对她的鼓励。这以后她经常为同学传递真相资料,学校发展一位学生入党,这位是校学生会主席,她与这位学生是同乡,她耐心说服他来听我讲退党的事,最后这位学生认真看了《九评》,又向我借去了《转法轮》一书,走上了修炼之路。

每次在课堂上讲真相,我都持着正念:讲真相能灭掉邪恶,只要心正,旧势力绝对不敢迫害。遇到不能理解真相的学生,我会利用他(她)来访的机会放光碟给他(她)看,或者在以后的讲课中旁敲侧击,引导学生突破旧观念,学会思考问题。

我常借课余时间与同事去郊区散步、爬山的机会讲真相,尽量注意避免造成紧张的争论,学会从宽松的话题入手,探清对方思维的特点,思想的深度。平时读书看报注意掌握一些有助于讲真相的史料,讲真相时,不是仅仅停留在转述迫害事件的过程上,而是進行深入浅出的讲道理,破除他们后天形成的观念。久而久之他们一见到我,就会谈起有关修炼的事,很多同事都在渐渐的改变对法轮功的偏见,从新思考这场迫害,记得江魔下台时,就有一些同事一见到我就笑着对我说:“江下台啦!”

有一次与两位老教师去郊区散步,他们半开玩笑的说要学法轮功,问我加入这个组织要多少钱。我说我们没有组织,一分钱也不要,只积功德不积钱。其中一位政教处的副主任说,你们这样不等于在学雷锋吗?我说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做得比雷锋还好,雷锋对待敌人象严冬般冷酷,而我们修炼人眼中没有敌人,要爱自己的敌人[注:迫害大法的邪恶之徒除外]。这位主任问:那江不是你们的敌人吗?我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大法弟子一直善意地向他表达意见,希望他面对现实,知错能改,只是他自己不听劝,把大法弟子视为敌人。这主任進一步问:那江不是敌人到底是什么,总得有个说法吧?我想了想然后说,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们恍然大悟,呵呵一笑。

又有一天,这位主任拿了一沓猜奖明信卡,准备摊派给各级学生,他无奈的对我们说,这是教育局压下来的,校长也没办法,一位班主任说,这是“文明抢劫”,可能快到农历新年了,上面想办法搞钱发奖金,我想了一会儿,笑着说道:“一会儿又摊派报纸,一会儿又摊派卡片,这就是共产党敛财的表现,我们师父当初传法可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买他的书,都是自愿的,共产党有意颠倒黑白,到头来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象那天报纸上报道的一位副市长的讲话,说什么要严惩腐败,可他自己的腐败行为早已是群众皆知了,我相信他在“保先”中肯定也是领头羊,你们说说,到底谁正谁邪。杂志上报道过这么一件事,美国总统到某个州考察,因为事先没有通知该州州长,等总统到了这个州以后,市长照样按自己当天的工作计划开展工作,并没有去接待总统,他认为总统的考察活动与他无关,要是在中国,上级领导来了,下属非得停下手头一切工作,恭候上级领导,然后少不了公款吃喝。”有位同事说:“如果有一天你师父回来了,你不也要去迎接他?”我说:“假如我因为工作忙而没有去迎接师父,师父绝对不会不高兴,他就是要我们大法弟子尽自己的责任做好每项工作”。

讲着讲着才发现下班时间已过,这位主任说:“看来共产党真是邪教,每次与你谈话都会变得更清醒哟。”我补充说:“我不是攻击你们党员本身,很多党员入党前本是好人,我只是就事论共产党这个有形的实体”。旁边一位老师(他已在看《九评》)笑着接话道:“那你是说这些党员误入歧途了?”我说“是”,大家都笑了起来。

现在,在学校讲真相我采用了公开与隐秘两种方式同时進行的方法,平时都是象拉家常一样与同事讲,为了安全,私下里传递《九评》等资料给一些同事传看。每天我都要求自己学法、发正念,三件事同时進行,并且认真读《明慧周刊》等资料,尽量参加集体学法,比学比修,有时做得不好,听了同修的提醒,就及时调整状态,坚持不懈助师正法。自从我调入这学校以来,学校连续三年高考都破历史记录,而且在文体方面也创造了全县第一的佳绩,令兄弟学校刮目相看,校长说这三年是学校走向辉煌的三年,我相信,这是大法给这方众生带来的福音。

我在修炼道路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和力量,对照同修,我还有做得不足的方面,法对我们的要求越快越高,今后修炼要更加精進。

写以上体会,我没有具体去引用师父讲的哪一段法理,同修说这样不好,我却不是这样想的,我认为这与我自身的修炼状态有关,我在证实法中的每一个正念,都是在平时通读大法书籍基础上产生的,讲真相时,我尽量保持纯正的心态,不瞻前顾后,把自己想到的法理溶入到谈话当中,适时调整谈话的思路,让常人领悟师父讲的法理,识破邪恶的谎言,讲真相的过程中时时对照大法,有时候讲得不够好,发现了自己的执著心,就准备下次找机会补讲,不断的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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