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师父的话 走正修炼路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我出生于河南某地一个农家,自幼就怜贫惜弱,心地善良。长大后当了一名教师,并结婚生子。不幸的是丈夫不走正道,屡劝不改,家庭濒临解体。万幸的是,一九九六年我喜得大法,从此用“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无怨无恨,使丈夫一度大大收敛,家庭变的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风云突变。为证实大法,我和功友一起,先后依法赴省赴京上访请愿,但都被非法关押迫害。次年春,我又无辜被恶警绑架,在监狱一关就是十个月。其间繁重的劳役、毒辣的酷刑,都没能动摇我的信念。痛心的是,后来因执著于情,使我走了弯路,脱离修炼状态长达两年。

二零零三年春,在师父的点化和同修的帮助下,我清醒了,知道这两年失去的太多了,给大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真是悔愧莫及。当时我抱定一念:加倍弥补,跟上正法進程,做一名勇猛精進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为恢复学法小组而用心

清醒以后,我联系上本地的和邻县的两个同修(因我“七·二零”以前是辅导员,认识很多功友)在一起学法切磋,一致认为学法小组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要尽快恢复起来。

我先后找到以前各点的辅导员,并与家庭环境宽松的学员切磋,学法小组很快得到恢复。之后,我又到邻县几个乡镇交流,在同修的配合下,那些地方的学法小组都一一恢复。

我在学法中明白,大法徒的使命和责任太大了,一个大法弟子修不成,他所代表的对应的天体大穹的众生都会被淘汰。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我就到那些昔日的功友家去交流,劝其参加小组学法。做了一段时间,虽有成效,但感到自己一个人找太慢,就到各学法小组切磋,形成大家都去做。大家都很主动,有的找到同修切磋、送经文,有的做不通就喊我一起去,有的我们反复几次才说通。

接着,我又到相邻两个县的学法小组就唤醒功友的事切磋,也有她们找上门来让我去交流的。这些地方近的十几里路,最远的一百多里。那些放弃修炼和不敢走出来的功友,往往在一起一谈,心结就打开了。我悟到,这不是自己有什么本事,是我有这个愿望,师父才这样安排,是师父在做,自己在修;同时是自己和这些同修当初随师下走时,很可能立下过在“迷方向”时互相提醒的约定,又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结缘,是“大法一线牵”(《神路难》),自己只是在践约罢了。

有一次,一个“七·二零”之前在我县经商的老年同修杨姨来了,谈到她以前在安徽做生意认识一个在大法中受益很大的功友,这些年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现在情况怎样。我们就一起乘车奔波五百多里去找她。果然,那个安徽同修一直没敢走出来,法也很少学。我们一学法切磋,她很快就明白了。她随即又找来当地几个掉了队的学员一起交流,效果很好,她(他)们纷纷表示马上组织学法小组,跟上正法進程。

遍地开花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师父发表新经文《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要求 “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对照自己,平时虽然也在讲真相,但比起师父“无处不及”的要求相差太远了。于是,我立即调整状态,加快节奏,真正做到讲真相遍地开花。

我利用买菜之机讲真相,每次都是买大路的便宜菜,不讨价还价,故意一次分开买几家的,每家买几角钱的。买一家讲一次,旁边往往会有二三人听。这样一次买几家的菜,就能讲几人到十几人。整个农贸市场的每个门面、每个摊位几乎我都讲过。卖菜的听后一般都表示感谢,有的真心实意的送给我菜以示谢意(我不要菜,告诉他们“要谢就谢我们师父”)。直到现在,凡是听我讲过的见面都友好的跟我打招呼。

我还到大街两侧的商店讲,路遇行人主动找话说,骑车时被摩托碰了,也是机缘,我也讲。

有一次买一个老汉的菜,他多找给我一元多钱。我回去告诉他刚才“钱找错了”,他还不高兴,说“不可能”。我告诉他是“多找了”,并讲了真相,他连说“谢谢”,说“换个人谁也不会给我送回来,现在哪有这样的人呀”。我说:“这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你回去告诉你的亲人、朋友,别相信电视里的胡说八道,炼法轮功的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他连连点头。

还有一次,我在街上买了一个西瓜,当时瓜车周围人很多,天又热,都在急着买瓜,没机会讲真相。走出去不远,一算,卖瓜的少找我二角钱。我想,这也是机缘。回头一看,买瓜的都走了,卖瓜人不忙了,我就折回去找他,笑着说:“刚才你算错了,少找我二角钱。你先别生气,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是给你送吉祥的。”

在讲真相时,能接受的居多,也有不接受的、说难听话的、有不耐烦的,也有嘲笑我“坐过牢”的。但我从不生气,从不放弃,一次讲不明白两次、多次,直到讲明白为止。

贴不干胶遇险

二零零四年、零五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同修出去贴不干胶,挂条幅,采取多种形式讲真相、揭露邪恶,唤醒民众。

那是麦收前的一个午饭后,我和女同修桂芳骑车去乡下贴不干胶。去时带了一百多份,边走边贴。当贴的还剩几份时,看到对面一里多远处有一辆面包车向这个方向驰来,有一个男的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当时,我俩也没想到是警察来了,就正常的顺着田间小路向一条大沟走去,到沟边,见沟里有水过不去。我俩不走了,坐下来发正念。还不到五分钟,忽然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你俩是找药材的吗?那儿没有。你们赶快走吧!”睁眼一看,对岸十几米处有俩个白胡子老头,赶着羊群在放牧。我们意识到这是师父点化咱离开此地。我俩把剩下的护身符、不干胶埋在地头,下到沟半坡,推着车子,顺着弯弯曲曲的河沟向东而去。走了二里多路,来到一个村头,安全了,我们才上来回家。

第二天,同修去取埋在地头的真相资料。刚取出来,一抬头,那俩个神秘的白胡子老头又出现了,问她:“你是找药材的吧?别找了,昨天那俩个女的找药材刚走,就来了三个警察抓她们,你快走吧。”同修回来一说,我才知道那面包车里真是警察。好险哪!此刻,我俩更体悟到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啊。

大年初一挂条幅

二零零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我找一位同修商量,在他离城二十余里的农村老家做一批真相条幅,新年期间挂出去,一说他就同意。因过去没做过,我就到器材店去咨询,售货员给我讲了大致的做法。第二天,我就带着买来的原材料,与同修一起来到他老家动手做起来。开始没经验,经过不断摸索改進,越做越好。同修写字,我刻版印刷,从腊月二十四做到二十七,做了大小一百多个条幅(大的悬挂在高速公路、大桥上,小的挂在电线杆、大树上)。带回来分到各学法小组,统一时间分头行动。

大年初一晚上,人们都在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时,各学法小组都出发了。我带着条幅和一个女同修一起出去悬挂。那时刚下了一场大雪,路上积雪半尺多厚。我俩顶着寒风踏着积雪,把二十多个条幅挂到理想的位置上,给乡亲们送上一份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劝三退事例几则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师父发表《向世间转轮》,正法形势進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凡是我认识的都不能落下,能找到的都找到,帮他们抹去兽记、选择美好的未来。

我先在亲戚、朋友、邻居中劝三退,把自己和姐、哥的老师、同学、朋友,包括娘家周围三里五村在县城居住的人家每一户的地址、电话号码都一一问清,记在本子上,然后按线路排序,出去一趟讲几家。讲了之后,把没见到的、没表态的记下来,找机会再去。城里讲完去郊区,下农村。有的特别明白的,不但自己退了,还把娘家的电话号码抄给我,让我联系,有的还领着我一起去其娘家讲。

那一年多时间,不管是暖风拂面的阳春三月,还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冬,只要有时间我就出去,找遍了已多年没走动的老亲戚、娘家那个村的出嫁闺女,只要路程不是十分远的,我都千方百计的找到。购物、理发、洗浴、走亲戚,凡是能接触到的人,我都要劝退。有时间的就详讲,时间紧的往往三言五语也能劝退,就是没当场表态的,他起码也知道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这件大事。

二零零五年八月,我去六十余里的一个城市参加姨母的七十寿筵。我给客车上邻座的旅客讲,给三轮车夫讲,给同一个酒桌的亲戚讲,把其它桌上的几个亲戚喊到一边讲,这一天劝三退二十来人。

有一天,我去劝娘家的一个堂妹三退。她婆家在城南十五、六里的乡下。我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到她家,可是家里无人,邻居说她下地锄草去了。我想,来一趟不容易,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我就挨着地块问,终于找到了。那时正是酷暑天气,又是中午十一点多钟,骄阳似火。她听完真相高兴的表态退团,并再三留我回家吃饭。我谢绝了,因为现在每分每秒都很珍贵。

我就直接从地里再向南走,到十多里远的她大姐家去了,把她姐一家讲明白,全部三退。我母亲的外婆家就在那个村,有几家老亲戚(老辈人都下世了,双方已经二、三十年没互相走动了)。我就一家一家的讲。返回时已是落霞满天的日暮时分,我又顺路到丈夫过去的一个女同事家,把她一家五口都劝退了。后来,她成了一名新学员,把自己周围的人陆续劝退了十几个。

还有一次也是三伏天,烈日当空,树上知了难耐炎热不停的鸣叫。我骑车到原单位退休多年的一位主任家,往返五十多里路。老主任是个正直有见识的人,马上表态退出邪党。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不到二十天,他就把孩子、亲朋等十三人的三退名单说给我。象他这样一讲就特别明白的,都有影响力,我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结果基本上都是连锁反应,一人退带动一片退。

在魔窟里

二零零五年秋我被特务盯梢,再陷魔掌。

在看守所,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执著事”:自感这一段时间做的比较好,滋生了欢喜心、证实自我等非常不好的心。听到同修的奉承话,嘴里一番谦虚,心里受用。谁要说我哪哪做的不对,嘴说“提的好”,心里不服气,争斗心也起来了。正念不足,被虎视眈眈的邪恶烂鬼钻了空子。悟到此,我抱定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有我师父管我,就是我有漏也决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既来之,则安之,那我就在魔窟里零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救度这里的有缘人。

進号之初,我一言不发,留心观察。发现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号头心情特别烦躁,张口就骂人,还向狱警举报犯人,让犯人挨打。第三天,我开始给她讲真相,讲做人的道理,她特别想听。出于信任,她把自己的案情从头给我讲了一遍:她丈夫突然间死了,婆家说是她害的,起诉她。她喊冤枉,法官不听,扬言要重判。她又痛苦又恐惧,就逮住犯人发泄。我劝她:“你只要真信大法,你的案件就会有变化。”她说“姐,我信”。结果,七天头上“证据不足”的判决就下来了。她拿着《判决书》痛哭一场,又把我拉到放风场,抱住我,连说“谢谢老师”。在我俩都恢复自由后,她去找我,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师父!”

从那以后,女号头就百般照顾我。接下来我向全号進進出出的人讲真相,她们全部声明三退。过了十来天,我被转到拘留所,又把那里面的人都劝退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的营救下,堂堂正正出狱,溶于正法洪流之中。

下乡发资料的传奇事

二零零六年十月份,我和协调人、几个同修一起切磋达成共识:在更大范围发讲真相资料、推《九评》,到偏远的农村去做,让更多的民众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大家立即分头行动。一同修会开机动车,车上能坐四到五人。我跟她一说没问题,交通问题就解决了。开始我们每周下乡一次,后来增加到两次,每次都是发了晚上六点的正念集合,风雨无阻,每次发一至五个村庄。发完后一般在十点至十二点之间到家,有一次到凌晨两点才到家。

二零零七年夏天有个夜晚,我们正在乡间发资料,突降暴雨,我们就撑起雨伞继续散发。在走到一家门口时,因天太黑,没看到门口有水泥台阶,一脚绊住摔倒在地,摔的浑身上下全是泥水。当时我想,旧势力处处设置魔难想阻挡众生得救,办不到,我一定要把真相送到他家。我慢慢站起来,取出资料,站在门口心里对这家人说:“大法弟子冒雨救你们,来之不易,你们千万别拒绝真相啊!”

麦收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个同修去邻县发资料。集合后分组,俩人一组,定好哪组去哪几个村,开始分头发。因天太黑,看不清,另一组发到该我俩发的那个村子了(我嘴里不说,心里埋怨)。这样我俩的资料就发不完,只好再找村子发。找吧,往北走看见前边有黑影,那就是庄子,再往前走,一条河沟拦住了去路。绕吧,绕了老远就是没有路。咋回事?我就向内找一找,悟到是自己的人心促成的。我俩双手合十求师父:“我们要把这些资料送到众生手里呀,请师父给我们演化一条路吧。”说完后又走了不到十米,就出现一条去那村的路。我们俩都哭了,感到师父真是一步也没有离开我们呀!

还有一次更为传奇。我们五个女同修坐机动车到乡下,一组二人、一组三人分开,就着朦胧的夜色发资料。那组三个人,其中有个叫小莲的是初次出来,还迷路,她走散了。一悟,这还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原来,我俩在发到一个村庄时已是夜里十点多,村里静悄悄的。刚進村就遇见一个人,怕他起疑心,我俩就用“人”的办法遮掩,佯装找离家出走的亲人。资料发完两组汇合时,缺了一同修,来回找几遍也不见踪影,当时已是深夜十一点。

我给开车的同修打电话(每次下乡,发资料的進村,她在路上来回走动等待),问不见的那名同修回去没有。她说:“没见。你们走着回来吧,我不能再去接你们了”。我们一听,知道出情况了,只好步行往回走。那个乡离县城三十多里,我们边走边发正念为她加持,但心里七上八下的牵挂,念不纯。我俩挂念的很,累的腿麻脚疼走不动,肚子还饿的咕咕叫。走到深夜一点多,实在是一步也不想走了,咬牙坚持走到一个集市上,只见所有的饭店都关门落锁,好失望啊!

就在这“山重水复”之际,出现一个小卖部,亮着灯,没关门,四个女的在灯下打扑克。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呵护弟子,让我们 “柳暗花明”。我俩正吃着买来的方便面,转眼功夫,走散的同修赶来了。其实在路上她离我们还没一百米,但细雨霏霏,黑夜沉沉,竟然一路没看见。看到她,大家都乐了。

我悟到,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要不是我饿的走不动停下买吃的,她也赶不上。还有,此地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我们四个都没带钱,只有她带着钱,见了她我们也才能坐车。我们一行走到公路上以后,还求师父:给我们个车吧。此念一出,一部出租车就驶过来了,一摆手就停住了,我们坐车安全到家。

第二天见到开车的同修,她说遇到了公安巡逻车。警车过来一番盘问,没问出什么就离开了。所以她没法再等我们,先回城了。我们几个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共同体会到大法弟子的一念真是既严肃又关键啊!

二零零六年十月至二零零七年六月半年多时间,我们五个同修做了四个乡的四百多个自然村。这期间,历经多少电闪雷鸣、泥泥水水的风雨之夜,我们救度众生的脚步从未停息过,也从未感到过苦,因为那为法而来的芸芸众生都在翘首以盼呀。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要求大法弟子:“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觉的自己做的与师父的要求差的太远了。我们县二十来个乡镇,有大法弟子的只有几个乡,很多乡镇的村民对大法真相可能还闻所未闻,我们的步子太慢了。我就找协调人切磋,决定白天下到偏远的乡村发资料。

我找一个同修为伴,先带五十份资料下去,做个试验,一做感到很容易。我就开始找各学法小组的协调人切磋,找出白天能走出去的同修。结果找了十名,俩人一组,每组包一个乡。

我们都是在早上六点发完正念,集合后再分头出发。带着自行车,把车子放在客车顶部货架上,到站后骑车進村。由起初的每人每次带五十份资料下乡,到一百份、两百份、三百份,还有带四百份的。通过与一些同修再切磋,下乡的同修由开始的十人,发展到二十人,目前还在陆续增加。由开始的俩人一块做,到一人单独做。晚出来的先由成熟的同修带,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中变的成熟。

刚开始下乡不知村名,问路都无从开口,我就复印了本县地图,每组一份。有不会看图的,下去之前我先给她们介绍一番:怎么看图、该乡的村庄名字、地理位置、从何处下车,并在图上标明路线,这样可以尽量防止漏村漏发。这些乡镇近的五十多里,最远的一百多里,每次我都是挑去最远的地方去。各组同修发放的情况都随时在图上做上标记,回城后碰头时我就详细查看各组的图标,发现漏发的空白村,我就再去补发。

记的二零零七年八月有一天,雨后初晴,天特别热,没有一丝风。我和一个同修去了一个最远的地方。因刚下过雨,村与村之间全是泥路。自行车有时推着,有时得扛着。到下午一点左右,我俩已做了十来个村,真是又热又渴。来时带的一塑料瓶水早喝完了,正渴的嗓子冒烟的时候,前边现出个水管,我俩喝了水又灌一瓶。想找主人表示感谢,找不到,我俩当时就悟到这水管是师父演化的。我们继续前行,因天热泥多路远,走着走着又渴了。路边又出现一个压水井。我俩喝了水,洗洗脸再往前走。有时鞋上踏的都是泥,就出现个抽水泵,我俩就去冲冲鞋上的泥巴。有师父法身“悄然而护”,一路上真是充满神奇和玄妙。

这两个月中间,我脑子里没有别的,想的就是赶快救人这一念,就因为这坚定的一念,才突破了重重困难,与同修一起,把发资料、救众生的事在全县大面积铺开。在遇到泥路时,遇到秋收季节农民在路上铺着厚厚的大豆、玉米打场时,已年近半百的我,都是扛着自行车走过去,从未停止过。我和同修们配合,两个月内把本县十个乡镇的一千来个村庄发了两遍,发了几万份真相资料,现在正准备发第三遍。三遍发完,各小组就到这些偏远乡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

我也常想,我和发资料的同修做的这一切,只是大法整体中的一个环节。还有那些搞文字的同修把稿子发到网上、明慧同修把关后予以登载、本地做资料的同修及时下载打印、协调人把整体协调起来,最根本的是师父的步步呵护,我们才能顺利的发放资料,救度世人。

回首八年多来的修炼历程,由于自己学法不透,不够慈悲、成熟、理智,走的是跟头把式的,给大法造成不少损失,给自己也留下很多遗憾。如:丈夫在大法遭难之后听信恶党谣言敌视大法,胡作非为,堕落到为世人所不齿的可悲境地,这与我正念不足、慈悲心不够而解体不了他背后的邪恶也有关系,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有时对不精進的、看法不一致的同修说话生硬,甚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维护自我,不考虑对方的感受,造成与同修的间隔,影响了整体力量的发挥。再如:有时片面理解师父讲法,碰了钉子才明白,但损失已经造成了。

时至今日,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尾声的尾声,这最后每一步的考验更严峻、更关键。但是我相信,有师尊导航,自己一切不正的观念都能在法中归正,走好最后的路。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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