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高宗震自述受恶党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六日】我现为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中国公共关系艺术委员会会员、世界和平慈善基金总会“爱心大使”,家住北京市顺义区。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书法比赛中获奖,作品“知足者富”入编《中国当代艺术家收藏大典》并获金奖、曾在《中国书画家》、《中华建筑报》等报刊杂志上多次发表。2006年向世界和平慈善基金总会捐款十万元和十幅书法作品,被世界和平慈善基金总会聘为“爱心大使”,在政协礼堂颁发金牌。

我自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到目前已有近十年了。一九九九年四月何祚庥在天津一家刊物上诬陷法轮功,大法弟子在天津上访,四十多人被公安无理拘捕。四月二十五日,我和同修张振远一起去中南海上访,当时,上访的大法弟子足有上万人,大家都有序的站在路旁。晚上九点三十分,我们陆续离开了中南海。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号晚上,我去张振远家里学法时,听张振远说中共要镇压法轮功,我和张振远一起于二十号上午到达国家信访局上访,被公安送到丰台体育场。体育场被送来很多大法弟子,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由公安看管,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下午,公安让各地区的大法弟子分组报到。傍晚,各地区公安让我们上车,我们拒不上车,许多人被公安连拖带打押上了警车,送到河北固安推下车就不管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下旬,我和本地区的同修张振远、刘淑霞、解广德等人在张振远家里学法时,被公安发现,没收了我们的书,把我们押到派出所,而且还扬言说,如果我们再学法轮功,就对我们来恶的。

自720中国政府开始镇压和诬陷“法轮功”以后,我经常受到警方传讯,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我感到疑惑和不解,心想:这么好的功法,政府为什么要诬陷和打压呢?我逐渐觉醒,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不能再冷静下去了,和本地区大法弟子张振远、刘淑霞、路红旗、李岩、钟建霞、马淑春、刘淑华等大法弟子一起通过发资料、演说、上访等多种形式揭露中国政府被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在机场道口号称国门第一桥的华谊桥上,面对北方挂起了巨幅“法轮大法是正法”,让来华的外国友人看到中国大法弟子的心声,中国大法弟子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中国大法弟子在迫害中的不屈不挠。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李岩、钟建霞、李宝霞、王正义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正看到一群恶警毒打两个大法弟子,我在旁边高呼:“法轮大法好”,随即我就遭到一群恶警的毒打,李岩等几个人过来制止恶警的行为,也和我一样遭到恶警的毒打。恶警用警棍把钟建霞的上额打出了血,当场晕倒在天安门广场上。当天晚上,我们五个人被押送到天竺派出所,被关在禁闭室里二十四小时,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二零零一年一月一号晚上,我们五个人被送到泥河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李岩三十天。

一月十六号,我们四个人拘留十五天期满,恶警不放我们回家,把我们押送到天竺派出所,又把大法弟子马淑春、刘淑华、王桂英、桂士华从家里抓到这里和我们一起,由恶警看管。610的人对我们进行洗脑和强制性转化,让我们和法轮大法决裂,和真、善、忍决裂。当时,610的人让我给其他几个人读诬陷大法的文章,我从兜里拿出《转法轮》(书是别的同修设法带进拘留所,我又带在身上)就读了起来。610的人跑出去叫恶警,恶警进来要夺我手里的书,我坚定的说:“你就是杀了我也不给你这本书。”别的同修也上来同恶警讲理,共同保护这本书,恶警见没有办法,又对我说:“你出来一下,有点事。”我把《转法轮》交给马淑春说:“继续学。”然后随恶警走了出去。我因为带头在派出所里学《转法轮》,因此恶警把我视为“法轮功”的骨干,被带到禁闭室单独关了起来。

农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大法弟子马淑春趁恶警不注意,从派出所跑了出来走上天安门申诉。天竺派出所加紧了对我们的看管,调来警里最邪恶的警长杨东光来对付我们。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杨东光和七八个恶警把我单独带到一间屋子里,关上门一拥而上把我打倒之后,又用脚踢,脚踩,我挣扎着站了起来,他们又把我逼到墙角,我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们,杨东光对我恶狠狠地喊道:“闭上眼睛。”我说:“连眼睛都不让睁开,你们真是邪恶到了极点。”听到我的话后,杨东光的邪气更大了,上来就打我的耳光,边打边说:“闭眼、闭眼……”,直至打累了才罢手。然后给我从背后戴上手铐,带到一间屋里,这间屋子有十三平米左右,西侧是窗,南西北面各放一张单人床,其他几个同修分别坐在这三个单人床上,恶警把我押到屋门后,面墙蹲下。杨东光对我说:“高宗震,手铐子紧不紧哪?”我说:“就是再紧,我也不能屈服你们这些邪恶的警察,不能被判我对‘真、善、忍’的信仰。”他听后邪气更大了,从背后提起我戴着手铐的双手,又给我紧了紧手铐,我立刻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他又把我押到西面那张床边,让我趴在床的下面。

一会儿,清晨去天安门的马淑春也被押回天竺派出所。邪气冲天的派出所长(姓毛,名不详),对他拳打脚踢,戴着手铐,趴在靠北那张床的下边。下午17点左右,恶警又把我们几个人带到禁闭室,背墙罚站一整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夜里2点钟,恶警又单独让我们写几句话,当给我打开手铐时,我才发现手被手铐夹得肿起很高,我写道:“我不想搞政治,但我用心说一句话:法轮大法好,我愿用生命换取对‘真、善、忍’的信仰。”恶警看到后邪气更大了,又把我的双手从背后铐了起来,关进禁闭室继续罚站。第二天早晨,刘淑华因年龄大身体不好,鼻子出血晕倒在地上,我们才停止罚站,在我们遭受恶警折磨的同时,大法弟子钟建霞被天竺派出所的恶警打折两根肋骨。

恶警和610的人看对我们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到我家里用谎言迷惑和蛊惑我八十岁的老父亲和我的妻子,要我父亲和我妻子和他们配合,我父亲和妻子因为读过《转法轮》,知道法轮大法的好处,坚决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就经常到我的家里恐吓我的家人,说:“高宗震炼过法轮功,你们一家人以后都很难找到工作,孩子上学和今后工作的问题都要受到牵连。如果你们能让高宗震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以后高宗震的工作我们来负责,家人也不会受到牵连。”我父亲由于年龄大,身体又不好,经不起他们一次次的干扰和恐吓,于二零零一年三月二日摔倒在屋内。我妻子要求他们放我出来照顾我爸爸的时候,他们要求我妻子交两万元罚款,并不给开收据。三月五号晚上八点多钟,我被妻子接回家,我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于六号早晨去世。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我到处找工作,各单位都怕受到牵连和警方的干扰,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女儿高洋也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学校老师的歧视。二零零一年六月,好友仇立权看我生活这样艰苦,让我到他的公司(北京清美华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工作。在工作期间,恶警对我进行跟踪、电话监控,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在这期间,因为怕被恶警抓住把柄,我就带着我的女儿高洋在一旁看着,想办法避开他们的监控去发资料,并用嘴去说,向人们讲述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二零零四年四月,恶警嫌我的公司离家太远,不易控制,对公司进行干扰,造成我再次失业,直至现在。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恶警把我抓到天竺派出所,说有人举报我发放讲真相的资料,问我资料的来源和交出自己存放资料的地方。我坚决地说:“我没有资料。”他们就派几个恶警到我家里抄家,当我女儿高洋得知我被恶警抓去后,赶紧就把资料转移到另外一个同修家了。恶警一无所获,又没有证据,只好把我放回了家。

我带女儿来到澳洲以后,亲身感受到了澳洲政府和人民的美好心灵和高尚的行为,一次,我和女儿在路上迷了路,有人主动过来给我们指路。我的房东也是看我才来,又没有工作,想尽办法帮助我们,处处为我们提供方便,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在中国,由于受中共邪党邪恶文化的教育,人们的思想里装的都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邪恶斗争文化,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敌视、互相防备。在中国,如果看见一个人迷了路,别说给你指路,不加害你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现在恶警发现我和女儿来澳洲了,威胁我妻子说:如果他们俩在澳洲乱讲话,不会让你们好受的,澳洲也有许多中国的特务,随时监视你们的活动。

但是我相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我要和澳洲大法弟子一起,和澳洲人民一起,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揭露中共邪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