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法修炼的路上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回想这十年来的修炼,确实不寻常:由满身业力到心灵的净化,由一个站在众人之上为恶党卖命、大打出手的兵头将尾,到修炼真善忍,救度众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新生,大法拯救了我。

九六年与老伴同时开始修炼,在这修炼前的一生,真是做好事无几,做坏事不少,不知不觉滑向了深渊。修炼之后正如师尊讲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返过头来,看看当今社会的一切,才真的感到自己以前所处的危险境地而后怕。虽然在修炼的坎坷路上也走了过来,但是与大法的要求,弟子的心性标准衡量,感到自己差距很大。现在就我在正法修炼中的一些点滴和同修们交流,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今年我七十四岁,得法前在基层干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恶党的打手。修炼后,不长时间就随同修到农村去洪法传功,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先后去了四个县三十多个村(辅导站)。回想那段洪法教功的日子里,心里真是激动不已,无论在哪个地方洪法教功,大法的神奇,大法的威德,都不同的显现出来:好多学员身上有法轮在旋转,也有的学员看到了《转法轮》书中是五光十色的,还有的在打坐中起空了——白日飞升。总之,绝大多数学员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心性在不断提高,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教功场上的秩序那祥和、安静,我一辈子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一切一切的实例,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他绝不是一般的气功,他是度人的宇宙的根本大法。

转眼间到了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记得那是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的下午,得到消息说:天津大法弟子遭到无理的抓捕、关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去上访,去证实法。可是这次上访后,在人们中有不同的反响。就在大法弟子中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该進京上访,特别是农村一些不了解真情的人,认为去北京是闯祸了,也有的指责我,“怎么你也去北京了?”据此我想应立即把真相讲出去,告诉人们:我们法轮功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走的最正的,对国家以及任何人都没有伤害。按照现行的有关法规到国家信访办上访,要求解决问题是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影响交通,完全是和平上访,是相信政府给解决问题的。四月二十五日,国务院领导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并解决了天津放人、允许炼功的问题,就是合法出版书的问题当时没解决,等候协调。根本没有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冲击国家机关等等不良行为。经过一段时间,逐渐解除了人们的不同看法。新闻媒体公开刊登了国家信访办的消息,其中说:“国家从来没有限制过炼功”。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和弟子,曾有一段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浮躁、懈怠了,只是在家炼功。可是邪恶还不断的打扰,有一次派出所叫我们去,要给照像,我问:“照像干什么?”邪恶警察说:“给你们建档案。”当时我想:有什么建档案的,无非是把照片上微机吧,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我的一点感想》中讲的:“在我个人与“法轮功”弟子遭到无端的非议与不公正的对待时,都充份的表现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怀,给政府充份的时间来了解我们,无声的忍受着。但这种容忍绝不是我和“法轮功”的学员惧怕什么。”师父这样理直气壮的讲,给了我们无比的力量,当下我斩钉截铁的说“我不照”,因为宪法有规定,公民的肖像权是不容侵犯的。我用了常人最低这层法回击了恶警。后来恶警到另一屋打电话,大概是请示上级去了,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不照了”。一场拍照弟子照片的迫害没有得逞。

过了一段时间,邪恶一招不行,再生一招,派出所又找我们,让我们每天下午四点到派出所登记报到,当时就有的弟子提出去不了,恶警坚持说:“不行,必须天天来,怕你们再去北京。”口气十分强硬,打电话也不行,必须本人来,我考虑这件事情绝不能配合邪恶。我们质问恶警,我们没犯上国家哪条哪款,人身的自由权又到哪去了,我们很多人是有工作干的,怎么能执行你们的规定呢?最后僵持不下,恶警是要求天天登记报到,学员们是有事去不了,结果只有两个人去了两次也就完事了。

邪恶铺天盖地的宣传诬蔑,一个接一个的造谣:自焚呀,杀人呀,死多少人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学员心里是清楚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证实法:大法是正确的,没有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告诉人们我们是受迫害的。当时还没有多少印制的真相资料,我们就用手写简单的字句,发传单、贴材料。

我们在这几年修炼的路上,是处在邪恶打压极端情况下走过来的,有过痛苦、过关、干扰,甚至家人的干涉,实际上也都是在考验,可是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现在。有一次我到一个村讲真相,因为当时资料少,主要靠嘴说,也记不起来给多少人讲了:我们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不论邪恶怎么给大法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我们大法度人的实质是谁也变不了的,是谁也动不了的,我们修炼的人心里最清楚。时过不久,有一个邪恶之徒,就将我在这里讲真相的情况禀报到县里去了:说我在某村传功啦(实际是讲真相)。这个消息知道后,当时我没有惊慌、失措,是沉着、冷静。按照师父讲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的法理,不动人心,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正念铲除那里的邪恶,不让邪恶钻空子,不承认旧势力这个安排,结果没有遭到更大的迫害。还有一次是在一级政府的政务会上,有一个邪恶份子提出,街上的传单、张贴的资料,挂的条幅等,有的已经贴到某某领导的家门口了,要求要管一管这些事,在议论中就有邪恶提出某某人(指我)来来往往是否在组织这些呢?这一情况的出现,肯定是旧势力的安排,当然是清除它。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每个弟子都懂得:在学好法、炼好功的同时,讲真相,救众生,除邪恶是弟子的责任,弟子们都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大伙儿协调的在做,哪有什么组织的问题。

在开始讲真相时存有怕心,总是忐忐忑忑不敢向更多的人讲,不敢向不同的人、不熟悉的人去讲。此时,自己脑海里只有一念就是讲真相救人,是弟子们的史前大愿,肩负的责任。让广大众生从邪恶的谎言中解脱出来。

由于众生不了解真相,听了邪恶一面的宣传,产生了对大法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当时我们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特别是农村。作为大法弟子就应当把真相讲出来,让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也不是想得那么简单,怕心总是不断冒了出来,去了这个怕,又生出另一个怕,在发放真相材料时老是不踏实,心怦怦的直跳。后来经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体会文章,思想上逐步稳下来,可是又生出了任务观点的心,今天发多少,还有多少资料没发完等等,生怕完不成任务被落下,被淘汰,求个人圆满的自私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讲真相,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心性不断提高,怕心越来越少。我们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一心救人,无论今天发多少资料,哪怕只有一个人明白了真相,救了他,那也是很值得的。但在做法上,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让邪恶钻空子。

我们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当面讲、送资料、走大街、串小巷、从楼房到平房,出去购物也要带资料,放在自己的自行车筐子内,随手就可发或自行车停在商店门口,从商店出来随手就将真相资料转放到别人自行车筐内。有一次在商店门口给自行车筐子里放了真相资料,商店的营业员一个小伙子看到了,马上从商店出来拿回资料认真的看起来。在电话亭打电话(或不打电话)都可以放些真相资料。二零零四年秋,听同修说北京管得严,资料难发放,带上资料也发不出去。我们当即心生一念:到北京去发放真相资料,救那里的众生。经过做了一些准备(主要是正念),乘汽车到了北京。当我们在傍晚走到小巷时,顺利的发出了数十份真相资料。就是在北京比较繁华的大街,同样可以发,并贴出了一些带有画面的真相资料。第二天又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同样又发了真相资料。同时我们在北京还收集了好多人的详细地址,连同我们掌握一些人的地址,先后都以邮寄的方法给这些人发去了真相资料。

当然,我们发真相资料不是目地,让众生明白真相,达到救人是我们的最终目地。所以我们以救人为出发点,让资料起到作用,要爱护资料,也不能随地乱放,用吉祥纸袋装好再发。一天我们在街上发现丢在地上的真相资料,过往的人没当回事,我们就拣起来,回家打扫干净再发出去。到农村主要是面对面的讲和同修们一块去做。曾到一个村看一个学员,因这个学员很长时间看不到师父的讲法和真相资料,想改其它的功去练,当我们给他说明白大法的進程和全世界迅速发展的整个情况后,他立即悟到,自己错了,又回到大法中来,走上了正法的路。

在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当中,也碰到过一些不接受的人,这也是正常的,总有救度不了的人。无论讲真相做了多少,做的好与不好,在思想上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做,经常不断的去做,做的好的不生欢喜心,做的差的遇有不接受的也不灰心。

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老俩口当然也不例外,也要参与,自筹资金,逐步发展。由于大资料点的资料不够用,有时候碰到有缘之人,手头没资料,耽误了救度众生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和做资料有风险的怕心。在同修的帮助下,决心办家庭小资料点。开始由手工制作,到复印,发展成微机打印,由翻制音乐磁带到刻录光盘、塑封资料,配合制作大法书籍。这样就减轻了大资料点人少、做资料多的压力。开始因电脑技术不熟练,我们就从其它点上传送U盘,逐步做好下载、上网、打字、排版和扫描等。无论我们做多少,就抱着一颗救人的心,不执着任何事,当然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也注意他人(同修)的安全。

自从《九评》传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开始由于资料少,需求量大,有不少人看不到《九评》。同时还有不少熟人、同事找我们要《九评》,可是无能为力。我们加大力度多制作《九评》资料,逐步的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我们有条件出了不少《九评》资料,我们就主动往出送,通过讲真相,传《九评》,很快形成了“三退”的浪潮。但在工薪阶层有一个障碍,就是“工资”,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和职工,说什么拿“人家”(邪党)的退休金(其实,工资和退休金都是自己辛苦一辈子挣的,还被恶党克扣了很多,不是它们给的)。要说恶党的邪恶历史和腐败都认可,也痛恨,说到“三退”就有些疑虑了,你再说用别名、小名、化名等办法退党,都生怕事情传出去,对自己不利,怕失去了工资。有一个退休干部,给他讲了好几次真相都不退,对此我们并没有失去信心,还是反复讲真相讲“三退”,一次不行,再讲,再讲,我们是救你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用真诚的热心,一句句肺腑的语言,终于打动了他的心,最后他流着眼泪写了个名退了党。一次到农村劝“三退”,打算先去找某某人,心想,可能当时表不了态,让他想明白后,电话告我(就说给买的小米买好了),也就是退了,结果出乎预料,讲了真相之后,立即表示要退出恶党,先后有三个人都这样退了党。到另一个村劝“三退”时,当时想,这个人可能一说就能够退了党,结果真相也明白了,对恶党的历史也知道,对腐败的现象也恨的入骨,就是一提到退党,总是犹豫不决,一推再推,以后再说。看来做任何事情不能想当然,必须是把应该说的都说清楚,做到家。

时间很有限了,把弟子们应该做的三件事,抓紧做好,救度更多的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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