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新解(一)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小说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洗礼,蕴藏着丰富历史风貌和文化精髓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更是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它们不但丰富了人类的文明,记录着人类发展的足迹,而且滋润着人的思想,陶冶着人的道德操守。四大名著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也只有今天,在人类走向新纪元的这个临界点,回头一看,才能充份认识到这些圣贤先哲们所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不只是能够解决精神层面的需求,还在纷繁世事的迷幻中暗示着人们走向未来的途径。

人生是一台戏。其实,人间也是一台戏;整个人类的历史,潮起潮落,花开花谢,物是人非,世事更迭,朝代交替,战争和平,也都是一台戏。只是人们在戏中,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真正忘我的在“演”着。只有身在戏中、心在戏外的人的“静观”才能真切的认识到:这的确是一台戏。要达到这一步,也只有那些潜心修炼或“不修道已在道中”的人士才可。他们或远离世俗,独处修身;或历经沧桑,却心意淡泊。能达到这一步者,则必是洞察世事、看穿生死、彻悟人生的大德之士方可。同时,他们怀济世救人之大志,却不能见容于时人;能洞察天机,却不能道破,也只有把一份心意寓于属于“野史”的小说,借“假语村言”以警示处于“末法”之时的世人。

历史的连贯性不只是表现在连续不断的时间上,还表现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事物的联系上。对于人来讲,后者比前者更具有意义。一件件事物、一个个人物,象历史的链条一样连绵下来。对历史起着继承和总结、对未来起着传递和开启的作用。有些是在历史过去若干年后,其内在蕴藏的真正涵义才能呈现出来。四大名著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为什么说现在正处于“末法”之时?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包含了无尽的内涵。还是让我们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对四大名著从新作一下诠释,或许能从中找出一些答案。

一、四大名著主旨浅析

(一)、《三国演义》——一个“义”字贯千古

人是神造的。中国文化也是神传给人的。在《三国演义》里,神传文化的痕迹比比皆是。天象变化,世事变迁,奇人异事,神机妙算,都蕴藏着神的旨意。作者罗贯中学贯古今,涉猎百家,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但此书的意旨却不在此。虽然,《三国》以计谋为人称道,诸葛亮、曹操、周瑜、司马懿、陆逊、姜维等等,皆有鬼神不测之妙算。这些古人的智慧也确应算是书中的主题之一,但书中所要表达的却远不止于此。那么,是三国的历史故事吗?有道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非也,这是小说,不是历史,而历史故事只是作者借以表达的载体。作者表达的正是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感人的人所具有的特质——义。

“演义”者,演“义”也。书名已经标示出来了。当然,“演义”早已成为今人所认为的一种小说体裁,体裁而已。而它真实的本义,就是在书中利用各种人物的互动,把“义”的内涵丰满起来。“义”所表达的内涵和故事、人物紧密相联。提起“义”,人们想到的不只是一个字的表面意思,任何定义也定不了“义”的内涵,只能起一点表述作用。而通过《三国演义》人们所获得的却是永远具有生命活力和参照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三国演义》包容进了人类生存所赖以维系的崇高品质。

明白了这一点,三国的此兴彼衰、恩怨情仇已不足道;人物的喜怒哀乐、忠孝悖逆都围绕着“义”而徐徐进行。诚然,古代是有许多“演义”的小说,而能和《三国演义》相提并论者,没有。书中对“义”确有很多精到的描写。在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只发了一言却救了赵云,是对刘备的恩义;曹操哭祭袁绍,也能显出“奸雄”对义的理解和作为;孟获感“七纵”之恩以归顺,有诸葛亮“义”服的成份。而义薄云天的关羽却将“义”演绎到了极限。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赤兔、封亭侯没动他寻兄之意。面对曹操之隆恩,不报恩不离开显其义士本色。为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义”至此,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少时读《三国》至“华容道”,深怪诸葛亮为何不把关羽和赵云或张飞换一下位置,要是张飞守华容,曹操不是死定了吗?及至修炼法轮功后才明白,一切皆有定数。诸葛亮这样安排是遵天意、行人事。关释曹,更成全和丰满了关羽之“义”。罗氏著书,真是深得“义”之玄奥。

修炼者看事物,往往能看到本质。笔者能有此认识,全赖师尊李洪志先生的指教。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李洪志师尊讲到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讲了一个“义”。经过一个朝代,三个势力互相之间的较量中充份表现出“义”的内涵。而且是经过一个朝代这么长的时间表现出了这个“义”的深层文化,今天传法时人类 对“义”才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义是什么,它的表面与内涵所引申着什么关系与深层反映。人不能光知道这个字的表面,内涵中得什么都得明白。当然《三国演义》中也表现了人的智谋等内涵。”

神造了人,也给人安排了世间的一切,以及人所具备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标准,但这一切需要人自己在实践中形成。人类经过多次文明的更替走到今天,是怎样一点点完善起来的呢?李洪志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没有任何内涵,没有任何承负能力,没有任何对这个空间一切事物认识的一个完整的思维概念。那么人就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把人的思想渐渐的丰富起来,有了他的内涵和承负能力,这不是短的时间能做到的”“今天人的表现,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理智的思考,甚至于有了创造能力。人能具备这样的思想、正常的思维状态,这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神有意给人造就成的。”

人的每一步都有神在安排,所以在中国,一直到今天,人们都会说“人的命,天注定”。其实何止是人的命啊,世间的一切安排,也都有神的用意。这是在丰富人的思想。

(二)、《水浒传》——栩栩如生的强盗群像

婊子是不立“贞节牌坊”的。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对于一些强盗,民间有几百年口耳相传的传奇,民众的心理是接受的。为什么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呢?这里面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呢?难道是让后人效法这些强盗行径吗?我们还是不能笼统的作答。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人是善恶同在的,这是相生相克的理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身上的反映。相生相克制约着一切,而一切又都呈现出相生相克。从修炼的角度看,人有佛性和魔性,在人间也就是善恶好坏的表现而已。只不过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人们要各自抑恶扬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和谐,各安其事。反之,人类的败坏必会祸及每一个人,人类的罪恶会使人过早的被自己淘汰。那么,这和整个平和的自然和安静的宇宙就完全的不一致。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内涵且哲理相当玄奥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实也和人生观密不可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的成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道德观。

既然“恶”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一切都和善恶有着联系。“抑恶”是必然的,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单就“恶”来讲,并不是时刻都在道德的观照下存在或行事,社会道德也涉及不到这一步。那么,“恶”的表现就成为必然。作为有理性的人来讲,表现“恶”时,也应有所依循。“圣、勇、义、智、仁”即是战国时的强盗代表盗跖留给后代走此道的“道”。因为强盗们也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也离不开社会环境,也是环境的产物,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离开强盗之“道”,人们发起“恶”来,便无“道”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强盗们的故事流传,已经是坊间百姓内心深处对“强盗”的承认和接受,是因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讲,他们对“恶”的态度也是人根本就不可能摆脱的。所以,理性的强盗就这样在人们灵魂深处找到了广泛的生存空间。

人是理性的,也是复杂的,有时人对事物心理上的接受和实际现实的反差却是非常大的。人接受李逵的天真、坦率和至孝,但李逵杀人、抢劫和吃人肉时,已不再计较李逵的人性是如何为社会所不容了。“十字坡”张青和孙二娘的侠义也在心理上遮掩了人们对人肉作坊的厌恶。矮脚虎王英的好色,鼓上蚤时迁的偷盗,在“好汉”们的侠肝义胆下也演绎成为一种佐料。从另一个角度上是非常好理解的,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树碑立传”?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恶”也要象个人样的表现出来。

在一个大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这么多的强盗的。“官逼民反”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起起落落、兴兴衰衰。强盗产生的环境必是乱世,混乱的朝纲才是强盗滋生的温床。人们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民众从心底激起的反抗,而这种意识的表达,就是希望他们心目中的“好汉”为人民除暴安良。“好汉”们行侠仗义的方式只能是“以恶制恶”。人们对“强盗”的定义已经自然的演变成为“好汉”。施耐庵为强盗们画像的本意是用正面描写的方法对人们心中的“恶”进行规范,同时也给当政者以警戒,也使得人们在心中对强盗有了一个完整、丰满而清晰的概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