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观念 写信给议员讲真相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日】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三年前,我们全家搬到了柏林。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给我的选区里的两个国会议员讲真相。以前住在海德堡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没有孩子,当时也没有那么多证实大法项目,所以有不少时间去登门拜访议员。我们面见过海德堡的所有国会议员,有的还见过多次,经常联系。但是到了柏林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先生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孩子经常由我一个人带,而且我作为翻译开始工作。一年多以后,有了第二个孩子,时间就更少了。另外随着正法的進程,和几年前相比,增加了很多新的证实大法项目。同时一些已经开展的证实大法项目需要扩大规模,这都需投入更大的人力和时间,所以我没有时间象以前那样经常登门去找议员讲真相了。

最后我选择给我的选区的两个议员写信,每两三个月写一封,有时候发生的事情多,就几个星期写一封。一年以后,一个议员的助手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议员想和我约一个时间见面。我很惊讶,因为以前都是我找议员约会面时间,还从来没有议员来找我约时间的。后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小时的法轮功,他问了很多问题。

前几个星期,另外一个议员的助手给我打电话,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在上一封信里告知议员有关德国之声前中文部副主任亲共言论的事情,所以议员让他的助手仔细调查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德国议会里对此事的反应,他的助手在电话里详细的向我描述了她的调查结果,并说有新的進展就会通知我。我们还谈到了法轮功,因为谈的投机,我们还谈到了各自的工作,孩子等等。她说,以后我的信直接写给她就好,她会转给议员。

为什么以前写信没有效果

在一开始选择用写信这个方式联系议员的时候,我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在这之前我是很不看好写信的,认为没有用处,我写的信也确实很少得到政治家的回应,很多回应也不过是一些套话。其他学员也都说写信没用。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写信没用,但是这次因为实在没有时间,所以不得不想别的办法,我就想,是不是大家都说没用就一定是没用呢?按照法理说,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能量的,写的信也都是有能量的,可是为什么没有用呢?问题应该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我回想以前给议员写过的信,觉的有好几个环节都欠缺,比如没有研究过对方对什么感兴趣,而是只是写我想告诉他什么。还有,没有系统,想起来了,或者需要找议员帮忙了,就找些资料给他们,但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反而因为忙别的,而没有想起来把信息也传递给议员,让他们在现实中逐步深入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中共邪党的邪恶。说白了,还是自己救人的心不到位,没有能够持续给议员讲真相。

这次我在写信之前先上网察看两个议员的生平简介,看看有没有切入点,比如一个议员积极反对迫害犹太人,那么我就从这个问题入手,写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比迫害犹太人更严重的群体灭绝罪行。之后选了几个最近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说明现在迫害还在继续,而且非常残酷。

议员都很忙,将心比心,我自己很忙的时候,如果别人给我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恐怕不会看,那么我写给议员的信就象写一篇短小的新闻一样,一封信里只有一个主题。如果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都想告诉议员,那么我就先发一封包含一个主题的信,隔几天再发一封信,讲第二个主题。

在信的第一段里就用简洁的话语把这个主题的要点点出来。有时候为了写一封很短的信,我要看很多篇明慧和大纪元的相关报道。捉摸这些文章的开头对事件的描述是不是清楚,能不能吸引人看下去,然后想想哪些视角容易引起议员的兴趣,最后写出一封能够把事情叙述清楚,但又不长的信。之后再选一两篇文章作为附件。每封信都不长,附件也不多。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反思我以前的做法:一个议员如果对法轮功感兴趣,那么他大概也对中国其它的人权迫害感兴趣,那么我是应该给他我想给他看的东西呢,还是应该给他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刚开始给政治家讲真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把法轮功的迫害告诉他们。但是随着我学会如何为别人着想,我逐渐懂的了,如果想让别人关心你的问题,那么你就得先关心别人关心的问题。而这个关心不是因为我想让别人关心我,所以我作出关心别人的姿态。不是这样的,对别人的关心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所以我不止给议员寄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有时候也寄德文大纪元上或者其它媒体上登载的有关其它中国现状的文章,帮助他对中国多方面了解。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议员对整体中国的情况有更深的了解,那么他对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这个问题就能有更深的认识。

另外我对议员的一些正的举措所为做出支持肯定的反应。比如某议员曾经推动一个有关在咖啡馆里禁止吸烟的法令,但是没有通过。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就想,让我看到这个不是偶然的。于是我给他写信,说虽然这个法令没有通过,但是作为母亲我感谢他推动这个法令,因为有好几次我带着孩子在咖啡馆里都遇到了吸烟的人,对孩子的身体不好。常人的正的一面需要我们去肯定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善的一面的表现。同时让议员感觉到,法轮功学员也是社区的一员。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不能凭自己的时间和兴趣写信,而是要坚持不断的用写信讲真相。我认为,讲真相的全面性不是体现在一封把所有真相都讲了的信中,而是体现在把所有信的内容放在一起,能够让人对法轮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自己也有放松的时候,比如应该利用某些突发事件给议员讲真相的时候,我却因为忙别的事情而没有想到要告诉议员,之后又会发生其它的事情,尤其是最近几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有关法轮功的重大事情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时效性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再提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情上。因为时效性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常人也觉的价值不大了。

每次写信的时候,我都坚定自己的正念,只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心和耐心去写这封信,它就能至少让看到它的人明白至少一件事情的真相,不管这个人是议员、议员助手,还是议员办公室里的实习生。在对方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正是这个信念让我坚持写下去。

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在两年前,一个海德堡学员告诉我,一位我们以前联系的海德堡议员还是不明白法轮功为什么被镇压,所以我写了一封长信,从邪党几十年来一直在破坏文化的角度给他解释了一下。第二天议员给我打电话,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还说,这几年法轮功学员都不去找他了。我是二零零三年离开海德堡的,在这之前,我们和这个议员见过三、四次面,有一次还是在他家里。二零零三年之后我就没有和海德堡的议员联系了,但是曾经建议海德堡的学员保持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议员打完电话,我就给海德堡的学员打电话,得知从我走了之后,海德堡的学员和议员的联系就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后来就只是给议员送些德文大纪元报纸,直接联系非常少了。我听了很不高兴,心想:“怎么可以这样呢?有人带着做就做,没人带着就不做了?说到给政府成员讲真相,都说重要,可是落实到行动上怎么就看不出来它的重要呢?为此我还提醒过同修。现在自己离开这里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埋怨同修,住在你们选区的议员,是你们应该承担的救度责任,你们自己不想办法救度他们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后来读法时读到《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里面写着:“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的应该慈悲的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份的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我想,在海德堡议员的这件事情上,我给议员解释的时候倒是挺耐心的,但是对学员缺少耐心。而且我没有把别人的事当作我的事,而是去指责别人。这怎么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呢?

之后我在给我的选区的两位议员写信的时候,也同时给那位海德堡的议员写信,他又有几次给我打电话,和我讨论我信中的内容。他虽然在几次去中国的时候都和当地的中国官员提到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但是对邪党的本质认识不是很清楚,所以每次他都会有问题,我们都会谈很长时间,我感到,他没有间断思考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更多的信息,他正在很慢很慢的被我的信和电话引导上另外一种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式。

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把我给议员写信的时间加起来并不长,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比如活摘器官的事情和媒体报道很熟悉,我可能十五分钟就能写完一封短信,再花十五分钟就能找出适合的文章。就算不熟悉的问题,一个小时之内,最长两三个小时也能解决。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三年里,能坚持下来是最难的,好几次我必须要战胜对写信效果的怀疑,要战胜想退却的心理,想偷懒的念头,要提醒自己时刻为读信人着想。还要放下急功近利的想法,因为这三个议员到目前都没有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我悟到,在讲真相的时候,不能以这个为标准,而是就是把讲真相放在首位,他们不站出来,就说明讲真相还没有到位。即使站出来了,也得继续讲真相,使他们坚定对法轮功的正念。这几年给议员写信,加起来时间不多,但是我觉的,坚持写信是对我的耐心和诚心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也曾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松懈了,没有写一封信。而且有很好的借口:“我有两个孩子,还有常人工作,别的大法工作太忙了,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但最后我还是打起精神,提醒自己,我住在这个选区不是偶然的,我能和那个海德堡的议员建立这样良好的关系,也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些议员可能就是应该我救度的人。但是时间依然是个问题,我就想,我是职业做翻译的,如果现在一个人请我做一个小时的翻译,我就必须在某个时间放下其它工作,专心做一个小时翻译,那么为了挣钱我可以拿出一个小时,为什么为了救度那些议员我就不能拿出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自己规定出某一天的一个小时,专门给议员写信,并记录在日历上,和那些做翻译的约定时间放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必须放下其它的事情去写信。就是这样,我才坚持把信写下去。

师父讲到:“当然啦,你们以一个当十个、当百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想,这个要求真高呀,以一当十都不够,要以一当百呢。当新唐人电视台,神韵晚会等等非常需要人力支援的新项目出现,而我们同时还要扩展别的讲真相的项目的时候,我更觉的,在现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越来越忙的时候,如何能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取得更好的效果,是对大法弟子的智慧的一个很大的考验,也要求我们放下很多固有的观念,放下各种各样的人的情,各种执著,对法有更大的信任。

谢谢师父!
谢谢大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德国法会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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