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非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又是一个飘雪的夜晚。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已经十年了,可非的冤案未雪,尸骨尚存。

王可非
王可非遗照

美丽善良的天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出生于长春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会计师,母亲是工人。家里兄弟姊妹五个,可非排行老四,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可非天生丽质,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又活泼好动,象个美丽的小天使。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谁见了都喜欢她。

可非外表美丽可爱,内心单纯善良,性情朴实厚道。“文革”期间,人们物质生活匮乏。可非家里生活并不富裕,孩子们的零食很少。因为可非长的白净可爱,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所有人都喜欢她,都愿意把好吃的送给她,所以她手里好吃的就比别人多。兄弟姐妹们就想出各种理由去哄可非,跟她要好吃的。“我跟你玩儿,你给我掰一块儿吃吧。”这么一说,可非就给。每次都能成功,不用费什么劲儿。家里吃苹果,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条。可非没舍的吃,一会儿,就让别人给哄走了。到了中秋节,每个孩子分到一块月饼。可非手里拿着月饼,舍不得吃。哥哥姐姐、妹妹们吃完了自己的,就去哄可非。最后可非总是把自己的月饼掰一块给别人。在大家眼里,可非心地善良,单纯憨厚,没有那么多“心眼儿”。

可非七、八岁时,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去合作社买东西。那是家属区一家比较大的商店,往来购物的人很多。从商店出来,可非看见地上有四块钱。在七十年代初,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有三十几块钱,一根冰棍儿是二分钱,四块钱能买两百根冰棍儿,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可非看到钱,马上说:“妈妈,快喊,谁丢的钱?”比丢钱的人还着急。母女俩一起喊,最后找到了失主。失主很感动,摸着可非的脸蛋,一个劲儿说:“谢谢!”

可非有很多小伙伴。因为她憨厚、诚实,不要尖儿,不装假,所以大家都乐意跟她玩儿。

健美端庄的姑娘

王可非家教极严。可非的父亲从小念私塾,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谈举止要有礼貌,说话要谨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绝对不能撒谎。孩子们稍有差错,就会挨打,可非的两个哥哥挨打比较多。可非也经常挨打,不过因为她很懂事,特别惹人喜爱,挨打就比较轻。

可非从小身体健康,天生喜好运动。可非五岁时,姐姐到体校打乒乓球,可非就要跟着姐姐一起去打乒乓球。可非爱打乒乓球,有一股不认输的劲儿,必须打赢才罢休。她从不怯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高手,都敢上去比一比。

可非上小学时,被长春市二道区体校乒乓球队看中,到体校去学习、训练。小学期间,可非参加长春市小学生乒乓球比赛,获得第三名。小学毕业后,可非又被吉林省实验中学选中,到省实验中学继续学习和训练。

一九八三年,可非初中毕业,就不再打乒乓球,而是专心学习,考到了长春市第四中专,学习财会。三年后,可非中专毕业,分配到长春市二道区医院做财会工作。

严格的家教,十多年的体育训练,加上三年的专业知识学习,使王可非出落成了一个健美端庄、知书达礼的姑娘。她身高一米六八,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举止端庄,性情温柔沉稳,更加令人喜爱。

走入大法修炼

一九九一年,王可非休完产假之后,就调到吉林省农业银行长春市南关区支行工作了,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年。

可非的父亲身体不好,为了祛病,看了很多气功书,也参加了许多气功学习班,但都没能把病治好。一九九四年四月末,听说李洪志大师在长春办法轮功学习班,老人家就买了十三张票,老两口加上四个孩子和孙子孙女们每人一张,就没给可非买,因为她身体特别好。当时大家都认为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一样,是祛病健身的,没有病不用练气功。从法轮功学习班听完课回来,一家人都说好,说这不是一般的气功,不光讲祛病健身,更多的是讲心性,讲如何做好人。可非知道后,非常渴望的说:“我也想去。”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可非听说李洪志大师要在哈尔滨办班,就自己买了票。她说:“我不是为治病来的,我就是觉的法轮功好才来的。”可非的父亲、大哥知道了,也买票一起去了哈尔滨。第二天听完课,可非感触很大。她告诉父亲:“爸,我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我知道怎么做人啦!”每天听完课,可非都滔滔不绝的跟父亲讲她的感受,讲她内心受到的强烈震撼。

现在的中国社会,人的道德急剧下滑。为了满足个人利益,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社会上物欲横流,人欲横流。可非在银行工作,见的就更多了。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好象人不为己,真会天诛地灭似的。耿直善良、单纯质朴的可非学不来虚假势利那一套,常有人讥笑她傻,说她不会来事儿。甚至亲友也说她办事太死板,不圆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可非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说真话、讲原则不对吗?从小接受的传统价值观都行不通了吗?今后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

学了法轮大法,可非信心十足,她说:“这回我可知道怎么做了,就应该按照真、善、忍去做,不管谁怎么说。我能抵御的住了,否则我就完了。大法能使人变好,这大法太好了!”如果没有大法,可非觉的自己也难免会随波逐流,是大法挽救了她,使她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知道了如何做一个好人。可非从心里感激大法,感激李洪志大师。

得法修炼以前,可非的正直善良是出自于感性,在世风日下的潮流面前,显得脆弱乏力,难以招架。那时,每遇到什么事,可非往往不知所措,常常要去问姐姐怎么办。得法修炼后,可非整个人都变了,行为举止都变了,变的成熟干练了。再遇到事,她也不去问别人了,就用大法去衡量,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心里非常踏实。修炼法轮功后,可非表现出来的正直善良、宽容忍让是理性的,能够抵御世俗间利欲的诱惑,给人的感觉是有智慧,踏实稳健。

真修大法严以律己

王可非对法轮大法坚信不疑,在实际生活中,她身体力行,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可非和同事一起上街买东西,回来后发现营业员多找了钱。可非马上打出租车给送回去,怕去晚了营业员着急。同事不理解,说她傻。她却很坦然,说修炼人凡事要为他人着想,去掉利益之心。

在农行南关区支行工作十年,每次群众评议,王可非都是最好的。全行从领导到同事,上上下下,说起可非,没有不夸的。有一次,可非的亲戚在火车上遇到一个省农行的干部,谈起法轮功,那干部说:“我们单位有个姑娘是炼法轮功的,那人可好了。”亲戚问:“她叫什么名?”那干部说:“叫王可非。”当知道对方是王可非的亲戚时,那干部惊喜的说:“你可有个好亲戚呀,她可真好啊!”其实,可非不过是农行南关区支行的一个普通职员,和省行领导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直接业务来往,可是人家都知道农行有个炼法轮功的好人,叫王可非。

王可非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别人不愿意干的她去干,别人干不好的她想办法干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天早晨,可非到单位先打好开水,再把厕所打扫一遍,让大家有个干净舒适的环境。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没有人给她额外的报酬。可非把自己当作一个法轮功修炼者,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自愿的做到了,几年如一日。

有一年,支行人员调整,领导问王可非:“你打算留行里,还是去储蓄所?”可非说:“听领导的。”可非就被派到储蓄所。可是没过多久,又被调回来了。可非一回来,照样每天早晨打开水,扫厕所,工作做的井然有序,用领导的话说:“王可非工作干的好,一个人顶几个人。炼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

王可非身材相貌出众,待人和善,品德高尚,被公认为农行最漂亮的姑娘。有一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领导来吉林省视察工作,可非承担接待任务。长春市农行拨款四百元,给可非买衣服,做头型。可非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不能占国家的便宜,这钱我自己拿。”市农行工会主席感动的说:“你这孩子太实在了。炼法轮功的真行!”

王可非在银行工作,总有人求她办事。可非为人正直,不图私利,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真、善、忍”。不该办的事就不办,该办的主动做好。一个开发商想让可非帮助贷款,因为不符合规定,被她拒绝了。开发商不甘心,要送给可非一套房子,让可非帮助疏通,又被她拒绝了。可非说:“无论是谁,无论什么事,该咋办咋办,不卑不亢,有啥说啥,我的为人就是这样。”

为此,王可非的丈夫不理解,对可非大发雷霆,说她傻,说她笨,说这个社会都这样,不要白不要,你不要,别人也要,没有你,人家照样贷款。面对此情,王可非跟丈夫耐心解释,说:“我是修炼人,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违反国家规定。”

王可非非常孝顺,不但是个好女儿,更是个好媳妇。公婆都喜欢她,曾说:“我们老两口将来就依靠可非了。”有一次可非去父母家,正赶上家里打扫卫生,可非抱歉的说:“爸妈,今天不能帮你们了,我定好了要去公婆家给他们擦玻璃,收拾屋子。改天再来帮你们吧。”可非的父母非常高兴,说她做的对,炼法轮功的人都讲先他后我。

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王可非去参加一个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得知天津法轮功学员由于向《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社说明其刊登的文章诬蔑法轮功,与事实不符,在天津教育学院被绑架。为此,一些法轮功学员已经到北京上访,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可非听说后,直接赶到火车站,准备和父母一起去北京。可非的丈夫是一名警察,在吉林省公安厅工作,听说可非要去北京,害怕她被绑架,更害怕自己受牵连,就和一位民警一起开着警车赶到车站,把可非拽走了。当时,象许多人一样,他们还不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无所畏惧,为什么一定要讲真话。在中共半个世纪的恐怖统治下,人们已经习惯于在谎言和欺骗中苟且偷生。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这一壮举所维护和争取的已经不仅仅是其自身的荣誉与修炼环境,更是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善念与正义而无私付出和承担。

七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和大批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吉林省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够了解法轮功,不要把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可是,当天下午,中央电台、电视台播出了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消息。可非听到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她立即决定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到更高一级北京中央政府去反映情况。当时车站到处是警察和便衣,看见象是炼法轮功的就上前盘问、拦截。可非想尽办法,躲过丈夫,绕过拦路警察,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一个可靠的亲戚,开一辆小轿车先辗转到四平,再从四平坐火车去北京。

关于是否应该去北京,当时法轮功学员中有不同认识。有人说:“不让炼了,就在家偷着炼,不出来,应该忍。”可非说:“不对。举个例子,匪徒打人嘴巴,如果打我的脸,我忍。现在是打在大法上,打在法上就不能忍。因为“真、善、忍”是宇宙大法,迫害大法是有罪的。”法轮功使上亿人摆脱病痛,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境界提高,道德升华,于社会、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在邪恶势力利用恶人迫害法轮功时,法轮功学员去北京是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因为大家都是法轮功的受益者,不能忘恩负义,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况且大家向政府反映的都是事实,是相信政府能够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表现,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合法的逐级上访,是和平、自律的,没有暴力,没有对立,完全是善意的。

在去北京的过程中,王可非所想所做都是无私的,是善的。对待丈夫和他人的不理解,可非总是耐心解释,宽容忍让。丈夫的无理打骂,她都默不作声的忍受了。在去北京的路上,她总是替其他法轮功学员买吃的喝的;到了北京,她去找旅店,帮助法轮功学员安排吃住,最重的包都是她拿着。有的农村法轮功学员没有钱,她就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取钱给他们。而她自己却舍不得花钱,吃最简单的饭菜,住最便宜的旅店。第一次去北京,她带的银行卡里有八千多元钱,还带了一千多元现金,回来的时候,没剩多少钱,都给了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了。

2000年9月末,王可非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同住一个旅店的一位安徽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她的衣服、户口本、一千七百元钱还留在旅店。每天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大家虽然互相都不认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地,那就是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临走的时候,大家说:“这位安徽学员的东西谁给拿着?”几个人都看着可非。可非就把它放到自己包里。后来,可非也被警察绑架。长春市西安广场派出所警察、街道办人员、可非单位领导一起到北京截访,他们在看守所找到可非,把她带回长春。派出所要把可非送到铁北看守所,可非对派出所长说:“这衣服、户口本和钱是别人的,你一定给我保管好,我回来要给她寄回去。”从看守所回来,可非马上到派出所找所长,把东西要回来,按照户口本地址,写了几次信才联系到那位法轮功学员的父母。可非马上把衣服、户口本邮寄回去,把一千七百块钱如数汇过去,再打电话确认都收到了才放心。派出所长很佩服可非,说:“你真是好人啊!”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零零一年八月,王可非多次去北京上访,有几次被丈夫拦住,到了北京的有四次。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王可非在北京被警察绑架,长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她带回长春,送到八里堡拘留所。省、市、区农行的各级领导被“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叫来劝说可非,要她放弃修炼,写保证不去北京上访。可非没有答应。“六一零”就命令单位派人整天看着可非,限制人身自由。

多年以后,一位农行领导回忆说:“王可非,多好的孩子啊!王可非那可是全行最漂亮,工作最好的。”另一位农行领导也说:“这共产党多黑,这么好的孩子,硬逼着辞职了。”王可非被迫辞职后,就到商场去打工,每月挣五百块钱。

二零零零年,王可非的丈夫要入党、提干,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要他“转化”可非,否则影响仕途。在诱惑和压力下,王可非的丈夫选择了配合邪恶。他想了种种办法,找到可非单位、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来做工作,甚至动手打可非,串通“六一零”跟踪监视可非,但是都没能改变可非修炼的意志。最后他把王可非赶出家门,可非带着年幼的儿子,流离失所。在王可非居无定所,被绑架、被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她的丈夫害怕受牵连,抛弃了可非。十年夫妻恩情换来的是一张离婚书,对于忠贞贤惠、恪守妇道的可非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王可非的丈夫尽管卖力的协助江氏集团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结果却没有得到承诺给他的任何好处,反而落的家破人亡。由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几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反复上演着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中共却造谣说“法轮功不讲亲情”。实际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每一个人的迫害,是对每一个家庭的迫害。

被迫害和虐杀

王可非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关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十月,在长春铁北看守所,王可非坚持炼功,被狱警施以“手脚连铐”的酷刑。他们把可非的双脚戴上重型镣铐,双手戴上手铐,再用不足一尺长的铁链子把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见图)人戴上这种刑具后,坐不得、蹲不得、站不得、躺不得,只能佝偻着,蜷缩着,吃、喝、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时间一长,会导致肌肉劳损,手脚浮肿,失眠烦躁,极其难忍。一般人四十八小时就到了承受的极限,可是狱警用这种刑具折磨王可非整整十一天。警察提审,王可非都是被狱警抬出抬进的。家人看到王可非时,她头发散落着,面黄肌瘦,无法行走,已经被折磨的虚弱不堪。

手脚连铐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王可非再次去北京,在天安门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绑架。长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可非送到铁北看守所关押。

二零零一年八月末,王可非被转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关押迫害。在劳教所,王可非先是被关押在六大队。在六大队,可非被打的很厉害,曾经被打晕过去。管教用尽了各种方式威逼可非“决裂”,背叛法轮功,放弃修炼,但都没有达到目地。对于邪恶势力的迫害,王可非坚决不配合,不妥协,也没有仇视和怨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慈悲的对待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以无私而宽大的胸怀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王可非被转到七大队三小队。为了评先进,追求“转化率”,黑嘴子劳教所用尽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调大队就是其中的一招,这个大队不行,就换另一个大队,变着法折磨,以达到所谓“转化”的目地。七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招数除了酷刑,还有超负荷的奴役劳动。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劳教人员每天早晨四点开始劳动,一直干到晚上十点,有时到半夜十二点,甚至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很多人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有几个人受不了,晕了过去。在王可非到七大队之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又加班干活到深夜二点还不让睡觉。王可非站出来讲:“我们没有犯错误,没犯罪,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值班管教、主管生产的大队长栾云娟把王可非拉出去毒打。王可非坚持认为自己没错,为了抗议迫害,开始绝食。三小队管教王丽华把王可非单独关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站立着绑在双层铁床的床架子上,不能动。这种刑罚不亚于死人床,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一双脚上,时间一长,双脚浮肿,双腿浮肿,关节不能活动,头晕目眩,精神恍惚,非常痛苦,况且王可非还在绝食期间。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有一次接近走廊尽头的时候,听到可非喊,‘你们放开我,都关了我九天了。’”《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使用戒具,只限于手铐。严禁使用背铐、‘手脚连铐’和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第五十二条规定,“连续使用戒具不得超过七天。”黑嘴子劳教所对王可非的迫害已经触犯了法律。

王可非有时被放倒在水泥地上,隔几天给灌点食。灌食是在劳教所内卫生所的二楼。法轮功学员回忆在卫生所见到王可非被灌食的情景时说,王可非被放倒在一张有靠背的长凳子上,一个叫纪凤芹(家住九台)的卖淫被劳教人员按住王可非的双手,另一个劳教人员郭丽颖按住王可非的双脚,卫生所医生郭旭一脚踩着椅子,一手拿着管子,粗暴的往王可非鼻子里插,边插边说:“你不是憋气吗?我有的是时间。”管教王丽华坐在对面看着。那时,王可非已经绝食十多天了,身体虚弱。残暴的灌食弄的可非满脸是血,十分痛苦,同情可非的法轮功学员要给她擦脸,管教王丽华不让。

野蛮灌食
野蛮灌食

从王可非开始绝食到十二月二十日被送到省劳改中心医院后离世,前后一共25天。在王可非绝食期间,劳教所管教让几个劳教犯人看着她,这几个犯人经常谩骂甚至殴打王可非。有一次,纪凤芹因王可非还不吃饭打了她几个耳光,其他人也骂骂咧咧,当时管教在场,却不予制止。

管教和劳教犯人还一起对王可非进行人格侮辱。一次,管教指使卖淫女纪凤芹、孙丽颖、吸毒者李杰等,在屋子中央摆四个凳子,上面放一块木板,把王可非抬到上面,用下流语言侮辱王可非。当时在场的有七大队大队长刘瑚和侯智红。

几次灌食后,王可非开始吐血,身体虚弱的已无力行走。即使这样,管教也不允许别人搀扶她,让她自己走。管教甚至还逼迫王可非下楼搬东西,说:“谁说王可非不能走,她还能下楼搬东西呢。”在最后几天,灌完食王可非已不能行走,是被一个叫齐秀芹的被劳教人员背回来的。齐秀芹把王可非扔在地上,还踹了两脚。

十二月二十日,王可非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劳教所怕担责任,匆忙把她送到铁北劳改中心医院。王可非于当日含冤离世,年仅三十五岁。

冤情未雪 尸骨尚存

当王可非家属来到太平间时,看到她的毛衣毛裤在外面地上扔着。王可非面部表情有挣扎的迹象,脖子上缠了大约一卷卫生纸,大臂上勒着止血胶带,左手肿的象馒头一样。她身上穿了一件破毛衣,袖子撸到腋下,下身裸露,情景惨不忍睹。尽管太平间满是冰霜,王可非的脸和身体用手摸上去还是温的,和活人体温相近,说明人还没有死就被送到太平间了。见此情景,王可非的母亲瘫倒在地上,放声痛哭。家人纷纷质问在场的劳改医院院长:王可非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通知家属?院长吓的赶紧逃走。

家属当即要求检察院封存病例,主管劳教所的城郊检察院魏检察长以各种理由阻止家属查看病例。家属后来看到的病例是由检察院、劳教所和劳改医院商议、篡改过的。

关于王可非的死因,劳教所说:王可非手扎了根刺,发烧,是以外伤的病由,头脑清醒的走进医院的。而劳改医院的入院诊断上说,王可非入院时四肢无知觉,睫毛无反射,是在休克状态下被抬进医院的。送王可非入院的劳教所医生郭旭声称,离开劳教所时,王可非还有说有笑呢。医院和劳教所的两种说法相互矛盾,究竟王可非是怎么死的?让人感到其中必有冤情。

家属强烈要求劳教所查出责任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劳教所却要家属签字火化王可非遗体,被家属拒绝。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这么不明不白的草草了事?家属据理力争,要求给个说法。检察院袒护劳教所,和劳改医院串通一气,最终也不能给家属一个明确公正的答复。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申冤的艰难中,王可非家属被迫逐级申诉,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理和满意的答复。

二零零二年,劳教所又提出尸检,被王可非家属拒绝。因为尸检的医院、医生由他们安排,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不会有公正的结果。这样,王可非的遗体至今仍保留在殡仪馆。王可非遗体的存在,对劳教所恶人是一块心病,一个威慑。仅从经济上讲,他们认为每天一百元的存尸费是个负担。十年间,劳教所曾想尽办法企图火化王可非的遗体。他们甚至采取流氓手段企图绑架王可非亲属的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以逼迫家属在火化书上签字。

吉林省女子劳教所对王可非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清楚的事实。从王可非被送进劳教所在六大队遭毒打,到她在七大队抗议超时奴役劳动被毒打而绝食,到她被关单间、绑铁床罚站、野蛮灌食至吐血,直到她被送到省劳改医院停止呼吸,有足够的人证物证,事实无可抵赖。

劳教所领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事发后严密封锁消息,指使管教和被劳教人员做伪证,改换加班干活的票据,甚至在管教中散布说“王可非死了家属都很高兴,”害怕知情者反映事实真相。亲人离世,家属还很高兴,编造这样卑鄙无耻谎言的人,连最基本的人性和同情心都没有,还配称其为人吗?

王可非离世时,左手肿的象个馒头,劳教所解释说是扎刺所致,引起发烧,导致心脏病发作,最后死亡。家属可能太过悲痛,未予深究。按照这种说法,引起王可非离世的直接原因就是这根刺。那么,王可非在绝食二十多天、被灌食至吐血,身体虚弱的不能行走、需要有人昼夜看护的情况下,手上是怎么扎的刺呢?用什么扎的?为什么要扎?谁给她扎的?何时、何地扎的?见证人是谁?王可非的突然离世是否和这根刺有关?是什么刺竟然会导致人死亡?这里面恐怕有更深的冤情和罪恶有待清查。

十年了,王可非被虐杀的冤情未雪,尸骨尚存。杀人凶手仍然逍遥法外,正义不得伸张。在中共治下的黑暗社会里,普通公民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作为镇压对象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冤屈更无处申诉。

但是,国际社会公认这样一条原则:谁犯罪谁承担、集体组织犯罪个人承担、教唆迫害与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一原则,所有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行最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迫害和虐杀王可非的有关责任人终将被绳之以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一切冤情终将水落石出,一切罪恶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正义必将得以伸张,真理必将受到尊崇。

浩然正气贯长空

听到王可非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谁都不敢相信。那么美丽健康,那么温柔善良,那么质朴坚强,那么光明磊落,那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匆匆离去了

人世中可以有世俗的享乐,也会有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的黑暗。但是,最终衡量善恶是非的是天理,而非某一个或几个人;黑暗也总有被阳光照亮的时候。

象王可非这样一个追求高尚精神境界的生命,尤其在这道德低下、败坏不堪的浊世中,一个捍卫独立信念的法轮功修炼者,她的生命更显其圣洁与高贵。对这样高洁生命的迫害,不仅是对法轮功信仰的迫害,也是对人类自己的侮辱。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这件事,不仅激起了其亲人朋友的义愤,更激起了普通市民、有良知的警察、甚至劳教所管教的同情和义愤。广大法轮功修炼者纷纷揭露迫害,谴责邪恶暴行,大街小巷挂满了横幅、贴满了不干胶。一时间,王可非被迫害致死案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每一个听说这件事的人,都会扪心自问,善恶是非面前,我该站在哪一边?

听到中共宣传什么劳教所“春风化雨”,什么“转化、帮教”,再也没有人相信了。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后,劳教所虽然仍有超时奴役劳动,但是没有那么重了。2002年初,劳教所迫于压力,把被迫害的体弱病重的法轮功学员释放了一批。省劳改中心医院挂上牌子,写着:“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收。”这不是说他们变好了,而是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唤醒了人们的正义良知,舆论的谴责使恶人不敢再肆无忌惮的行恶了。

十年来,在人们怀念王可非,为她伸冤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残酷手段,分清了是非善恶,站到了正义一边。其中包括王可非的家人、亲友、单位同事、领导、律师,还有很多与王可非素不相识的人们。让浩然正气永驻人间,这也正是王可非的美好心愿。

雪已停了,天已发亮。不知不觉中,黎明已经来临。王可非,可亲可敬的同修!多少次在梦中见到你,依然那么端庄美丽,光彩照人。在你美丽而含蓄的微笑中,我们看到了一丝欣慰,感到了一阵融融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