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本社会传递活摘器官真相 救度众生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来自日本大阪的学员。很荣幸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在向日本社会传递活摘器官真相、救度众生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1、向日本政府陈情,讲述活摘器官真相

二零一二年二月,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发生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去年十二月,“全球揭露活摘真相”小组亚太协调人找到我和另一位同修,希望我们作为日本这个项目的联络人。当时大家正在忙于做神韵推票,觉的这个项目不能占用太多人。当时不知如何推动,心里感到很茫然。每天看到明慧网、大纪元,还有常人媒体,不断的有国际社会关注活摘器官真相的报导,心里很着急。

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我想利用向全日本各地方议会邮寄陈情书的方式,向日本政府广泛的传递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这样既不占用太多人力和时间,还能把真相传到没有大法弟子的地区,让那里的有缘人得救。

这一念定下来后,我马上给亚太协调人发信,请她写一份陈情书给日本的地方议会,主要目地是用这份文书来讲清“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几天之后,陈情书发过来了,是中英文的,有理有据的把这一真相写的很明白,并从道义上呼唤人的良知。

为确保陈情书更适合日本的情况,我和一位同修为此事约见了一位十几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的议员。他认真阅读了陈情书后,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帮着我们想了一个很好的陈情题目。

因为全国有近两千个议会,每个议会要做一套资料,资料里要写上现任的各个议会议长的名字和邮寄的地址,数量大,在网上一个一个搜索复制这些资讯很花时间,很辛苦,而且要求不能出错。议长名写错了就不会被受理和审议。

开始的时候,我和另一位懂电脑的同修做,我们准备按照地区分批邮寄。做第一批陈情书的那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一月到二月大阪每个月都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因为参与的同修少,每次美展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当班,同时还要做“自由中国”电影的组织放映及神韵的推广售票工作,所有的事全都赶到一起,感到时间紧,压力大。因此,做陈情书的工作时不时就会停下来,觉的做不下去了。资料虽然印好了,议会的资讯没时间查,资料一直寄不出去。有时自己还会打退堂鼓,觉的现在这么忙,同修也忙,等过一段时间再做吧。每当这时,一起做的同修总会鼓励我,说活摘器官这么惨烈的事情应该让更多的日本人尽早了解真相。我悟到同时这么多事一起做,这是让我扩大容量,更精進呢。后来在做的过程中,我的正念越来越足,放下了一些人的观念和安逸心,感到自己只要精進,一个人能顶十个人用,这些项目都能做好,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尽量放下自我,为救度众生,尽最大努力做好。

那段时间常常是白天出门做这些专案,晚上回来做资料到深夜,早晨四点之前起床学法炼功,还要照顾小孩,做家务。时不时还伴随着心性的考验。感觉真象师父说的“百苦一齐降 看其如何活”[1]。虽然苦,但是想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感到乐在其中。

资料寄出之后马上回馈就来了。各个议会的陈情事务负责人打来电话,有的是确认是否有陈情这么回事,有的还问我要不要在开议会的时候去做口头陈情等。寄出后的一个星期每天都电话不断,各议会汇报结果的信件也大量邮了过来。

因为当时推广神韵的工作很忙,就决定神韵演出之后再邮寄其它地方。四月神韵在日本的演出一结束,我们又开始了邮寄工作。在同修们的配合共同努力下,短短的十几天的时间我们寄出了七百多封陈情书。

这次的回馈电话更多了。那时我在美国,因为时差,电话都是在深夜打过来,每晚几乎都要到三点以后才能休息。

在今年五月的纽约法会上,师父在讲法中讲到:“大家想一想,活摘人体器官,在前古罗马对基督教徒最邪恶迫害的时候也没有邪恶到这种程度,最凶恶也不过就是置人于死地。在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这是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所承受的、所面对的这种邪恶,在这场迫害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2]这使我对这个专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只有大法弟子站出来讲活摘的真相,曝光邪恶,才能彻底的制止这场迫害。这个过程也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树立威德的机会。

六月全世界的正义医生成立了“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师组织”(DAFOH),并在全世界发起了签名活动,到今年十二月送交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以此呼吁联合国帮助制止中共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我们在给议会的陈情书的信封里,放入给每个议会每个议员的征签资料,签名纸上写上每个议员的名字。这样议员有机会了解真相,做出正确的判断,摆放他们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有五个议会采纳了陈情,近五十个地方议员在连署书上签名后发来了传真。还有一些议会要继续调查审议我们的陈情。五个采纳的议会都是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偏远地区。这些议会将向日本政府提交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制定法律禁止日本国民去中国做器官移植,要求日本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四年的迫害。

日本有四十七个县,县市町村的议员大约有三万五千人。因为很多县没有学员,周边县的学员就把没有学员的县都包下来,继续邮寄征签资料。

在做此专案的整个过程中,各种干扰也很大。在排除这些干扰的同时,心性也在提高。有时同修刚开始查资料,电脑就不好用了,一耽误就是好几天。后来当我静下心学法,向内找时,发现事做多了,有时会起干事心。因为工作量大,就想快点把它干完。这个着急的人心一起,事总是做的不顺利,反而花的时间更多。

师父告诉我们:“大家想一想,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3]我悟到做同一个专案的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就能更好的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2、通过DAFOH的征签活动向医学界讲活摘真相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师组织”发起了署名活动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向医学界讲真相。

有一所名牌大学离我家很近,这所大学有医学部和一个大的附属医院,而且这所医院的移植技术在全国领先,有一些有名的移植医师。

我们去了大学医学部办公大楼一个一个办公室敲门進去征签。开始的时候我心里有些顾虑,觉的人家办公时间,会不会反感呢。在敲第一个门之前我犹豫着无法立刻行动,觉的正念不足,人的东西在往上翻。同修在旁边帮我拿着资料,说这个是移植系的办公室,進去吧。敲门進去后,一个教授的秘书很认真的听了真相,说一定转达我的来意,答应把资料转交给移植教授,然后给了我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是啊,我们是在做着一件救度众生的正事,用一种慈悲的,纯净的心态去做的话,人明白的一面会听的。

有一次开车去征签的中途突然得知同修说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了。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在干扰,挡着同修参与做证实法的事。我立刻跟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并让他多发正念。即使一个人,我也要去。在开车去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发着正念。

到了后,我一个人拖着重重的资料,对拜访过的办公室和投过资料的教授办公室一家家回访。在一办公室遇到了一位女医生,她听到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于是我拿出真相图片册和以前媒体的报导,从头一张一张的给她讲,她知道我讲的都是真的,最后她欣然在签名纸上签了名。

除了直接拜访之外,我们还利用各种医学学术会议的机会讲真相征签。

DAFOH的征签活动开始后,全日本的学员定期一起学法交流。每次都有很多学员参加。大家通过交流,认识到除了向普通民众征签之外,还必须要向日本的医疗界,特别是做器官移植的医疗人士讲活摘的真相。

正逢九月初在日本京都召开亚洲移植学会议和日本移植学会总会,有近两千名移植医生和相关人士参加。学员们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向移植界讲真相征签的好机会。加拿大同修还请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来参加这次亚洲移植学会议。

正在大会的准备工作最忙的前一个星期的周末,丈夫的父亲在住院一个月后突然病逝了。因为丈夫是长男,按照日本的传统,长男要主办所有繁琐的仪式。我这个大媳妇也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突如其来的干扰让我更加心情沉重,更加繁忙起来。

那段时间大家一直为人权律师来京都后,在哪里开报告会,去哪里拜访讲真相的事定不下来,连着三个晚上开会大家各说各的理由,意见无法统一。我和另一个协调的同修看到这种情况,也有点泄气了,不想搞报告会了。当我跟学会的一个协调人讲了大阪的情况后,他指正了我的问题,并鼓励我综合考虑人力、物力、时间等条件。我很快拿定主意,决定在大阪做报告会。念一定,报告会的场地很顺利的就租到了,传单也做出来了。

在办理丧事仪式时,坚持在京都做报告会的同修不停的打电话给我,我也无法及时的接电话跟她交流沟通,搞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报告会的时间地点都定了,为什么这些同修还要这么坚持自己的意见呢,觉得这些同修很自我。后来另一个协调的同修说这部份同修要求大家停止宣传大阪的报告会,要去借京都的场地。听了这个我心想很不是滋味。觉的大家都是“王”,这怎么能配合做好讲真相工作呢?我的心性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后来当我冷静下来看自己时,发现自己也有一个很强的自我,也很坚持自己的意见。也许对方的做法也有她的道理,真正的提高是放弃。当我把这个坚持自我的心放下后,心里平静了很多,心想该在哪里办都会有安排的。

那几天家里的事忙的我无法再做大法的协调联络,感到要做好这次亚洲移植学会议和日本移植学会总会的讲真相协调工作非常重要,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干扰。但是我觉的一定要做好。两个同修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积极配合协调工作。

最后我们决定在会场外面申请道路许可,在与会者的必经的地铁口和路边拉横幅、摆展板、发资料的方式讲真相征签。另外,我们在东京和大阪各安排了讲演报告会,还安排了在亚洲移植会议之后同人权律师一起去京都府陈情,并在京都府厅记者俱乐部开记者会。

为了使大会期间的签名活动起到好的效果,我们给参加会议的一百三十多个做各类报告的移植医生提前邮寄了真相资料和连署书。赶在大会一周之前,在二天之内又给全国二千个与移植相关的医生邮寄了活摘器官的真相资料,大面积的向移植界传递了真相。

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四十名学员协调在一起,排除各种干扰,六天从早到晚坚持在会场外面发传单征签,成功的向两千多个海内外的与会者传递了真相,共征集了近四百个签名,其中有一百多名是医生。

这次的移植大会是在京都比较偏远的一个大的国际会馆召开,大阪往返京都需要三至四小时。因为人员少,所以大家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要求时间、金钱、体力的付出都很大。一个没怎么做过协调工作的大阪男同修主动承担了这次的活动的现场负责工作,他几乎每天四点起床,七点多就到现场做拉横幅、摆展板、抬资料等工作。而且六天的大会有四天都在下大雨,有两天还刮起了台风。我们认识到邪恶想通过这种恶劣的天气企图让我们放弃这次移植大会室外的讲真相征签活动。我们一定不能被这种假相所带动,救人的事决不能被干扰。

第一天我主要负责运送横幅和看板,早晨七点当我开车一出家门的时候,住在我家对面的叔公公看见我一大早要出门,冲着我就喊了起来,当时我的火气腾的就上来了,我二话没说,看都不看他,开车就走了。在高速公路上,车子在瓢泼大雨中飞奔,玻璃的刮水板打到了最快一档,前方的能见度都很低,大大的雨滴劈里啪啦的打在前车窗上,感到一种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和压力,恶劣的天气,加上叔公公一通训斥,感到心里很难受,承受到了极限,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感到自己的心性在这次活动中没有达到法对我的要求,由于忙于做事,忽视了多发正念。关键时刻也没能守住心性。由于下大雨,下了高速公路后,京都的市内交通非常拥挤,我开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心想一定不能耽误这些看板和横幅的使用。九点一刻我终于到达了目地地。

因为我们提前向移植界大面积的传递了真相,第一天,我们找到大会的相关负责人讲了真相后,他同意我们利用会馆的领地,在与会者必经的长廊里发资料征签。这个长廊的上面有天棚,这样资料和人都淋不着了。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在大阪召开了全国药剂师大会,大会邀请了一位台湾著名人士来演讲。大会头一天有近上万人,与会者排着队入场,当他们看到我们打出的活摘器官的横幅时,纷纷索取传单。那天发传单和征签的同修都忙不过来了。上午很短时间就发了一千五百份真相传单,两天征集了四百五十个签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药剂师和VIP。

最近我们又整理了八千份全国与脏器有关的内科医生的资料,准备给这部份医生通过邮寄资料的方式讲真相征签。

3、街头征签

为了配合征签活动,九月份还在京都和名古屋進行了反活摘器官迫害的游行活动。

有很多地区的同修顶着烈日,坚持每天到街头征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日本一共有二万五千多个的民众签名和近五百个主流社会,包括医生、律师、政府官员等VIP的签名。

因为在日本会日语、有时间做主流社会的学员少,有的老年同修凭着正念就到裁判所、政府机关大楼的外面发资料征签,让主流社会的人士了解真相。

一次一个老年同修在裁判所外面征签,裁判所的门卫直接向她走来,因为不懂日语,还以为是不让她在这里做征签呢,结果门卫因为经常看到老年同修在这签名,直接在签名纸上签了名。

还有的民众看了真相资料后,不仅签了自己名,连自己家孩子的名也都给签上了。这样的感人事例每天都有。

师父讲:“可是旧势力它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制造出这么一场魔难来,而且是史无前例的邪恶。大家想一想,活摘人体器官,在前古罗马对基督教徒最邪恶迫害的时候也没有邪恶到这种程度,最凶恶也不过就是置人于死地。在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这是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所承受的、所面对的这种邪恶,在这场迫害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旧势力觉的,你们都是这么高层次来,你们都是要证那么大的果位、成那么大的王,给你们用小的魔难方式,用没有那么相等的邪恶的方式,能够修上去吗?它们都是这一套逻辑。”[2]

学了这段法,我的理解是旧势力安排的“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在挑战着人类的道德底线,而去传这个真相,启发人们的善念从而得救是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责任。

在协调的过程中,我体悟到,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坚持每天早起炼好功,学好法是做好协调工作的关键。作为这个项目的联络协调人,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放下自我,修好自己,不仅自己要做好,更重要的是发挥大家整体的力量。只有互相配合协调好,才能展现出法的威力,才能把这么大一件正法的事做好。

以上是我在讲活摘真相过程的心得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发言稿)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苦其心志 〉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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