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弘扬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五日】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孔子的天命观是以弘扬道义、承继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的,认为这是上天赋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须做好,尽管屡遭逆境,也要难行能行,始终坚定“道济天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胁的意思,这是孔子率弟子在周游列国弘道途中被困于匡地时所说,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典籍不都在我这吗?天如果要消灭周的文化,那么我也就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灭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从容自信,坚信“天之未丧斯文”,维护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他拿出琴开始演奏礼乐,匡人一看知是圣人,于是离开了。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被称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继道统,传续千古文脉之浩然正气。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孔子对文化的传承

孔子所谓“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为能将天文所呈之象明辨清楚,而规范社会道德、个人行为与之相合,已经尽善尽美了,文乃“道之显者谓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象”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这里“人文”一词与“天文”对举而出现,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都要遵循天道的规律、宇宙的法则。明确指出了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华夏传统是承天理而来,“道”意味着天道,“德”指人们遵循“道”,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子一生弘道崇德,倡导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鼓励人修身、知人、知天、成圣,为后世做出了楷模。

孔子认为行“圣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达到与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称赞尧舜“焕乎其有文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面临危机。文献的散佚,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如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认为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持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只是文化的载体,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的实质,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其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的。孔子实际上把他以前的中华文化做了系统的整理,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使其传输后人,使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灭绝、散灭,而且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延续了中华文脉,使之薪火相传。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精神,或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斯文”所标示的文化精神价值,是道义的而非功利的,只有象孔子这样视道义至上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孔子在当时屡遭艰难,原因就在于此,而他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人们的尊敬,原因也在于此。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传播而努力,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西周以前的许多文化典籍,经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传了下来。他弃官办学,晚年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传授斯文,使传统的人文精神扎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础。他不为名利功利目的而损失丝毫斯文的价值,却宁可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而乐亦在其中矣”来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为志”,“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也”。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贤者之培养,桃李满天下,因而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组成部份,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人格,中华文化数千年文脉绵延不断。

二、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道德规范

以德配天——孔子“天人合一”观的主旨。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赞天地之化育,天道之永恒,天地之无私,上天的生生之德使万物具有了勃勃生机,而且各安其位,这是天对万物的“仁爱”。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要“继”天地之“善”,“成”天地之“性”,“大”与“广”天地之“生”,“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以达“天人合德”。因此可以说,“天”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构成了一个最高的概念,天人合一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举凡宇宙万物之起源、人类社会之形成、伦理道德之标准、人类未来之命运等,无不可以从有关“天”的论述中得到解释。

《中庸》开宗明义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认为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是说德是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于天,任何事情都无可奈何于我。从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是人心中所固有的,但由于人们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迷惑,要通过修身,去除各种私心杂念,从而达到一种自觉的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以德配天”、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

孔子推崇先古圣王效法天道,与天地同心,他称赞尧帝“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意思是: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以无私之心关爱天下众民;他称赞舜帝“德若天地而静虚”,意思是:舜帝仁爱好生,他的德行犹如天之高、地之厚,而又宁静谦虚,这也是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内具圣人之德而外行王者之道。孔子将“仁”作为实现贯通天人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修己”、“安人”的修养功夫体悟“天人合一”之境。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泛爱众”,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五种品德,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学生要在这四个方面学习:学问、言行、忠恕和信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与义、德、忠恕、礼、乐等相联系而构成一个整体伦理结构,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

颜回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并且回归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人有道德,德是人的立世之本。德治与仁政也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立德修身是完善人品操行,达到崇高境界、具有博大仁爱胸怀的必由之路。孔子肯定道德需要个人勤奋的修为,强调“为仁由己”,“求仁得仁”,认为“我欲仁,斯仁至矣”。他指出仁人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要替他人着想,善待、帮助他人。他提出道德修养中的克己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儒家有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博爱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等。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各种伦理关系。“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仪典、朝聘、冠婚丧葬、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履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行事,“立于礼”、“约之以礼”,说:“不学礼,无以立”。把“礼”的规范内化为思想和行为的自觉性,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认为和谐的伦理社会为敬天地,位君臣,合父子,明长幼等,强调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容的、安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孔子还提出了“中庸”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是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儒家认为用“道中庸”、“致中和”的准则来调控,以达到至诚、至善,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强调人与自然、人际关系、治国之道等各方面的和谐。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这里“中”就是正确不偏,“庸”就是正常不乱。《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有调和、和谐之意,先王制礼作乐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以教化天下,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仰赖的是仁政与修德,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三、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一生虚心好学。儒家《论语》中记载了他许多关于学习方面的阐述: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称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整理古籍,删订六经,他创建的儒家思想体系后来以“四书五经”传承后世。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孔子提倡教化,使人和社会都在教化中具备人文素养。他在《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孔子指出德教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去深沉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思考人性与良知的尊严价值,感悟宇宙之奥秘,及如何关爱他人的重大道德问题。他修书、讲学,还率弟子周游列国,希冀把仁爱理念传遍各国。孔子提出君子与小人的“义利之辩”,多次论述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认为君子是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义以为上,小人则与此相反。君子有教化百姓的社会职责,是肩负社会重任的中坚力量,以经世济民的功业为抱负。这种担当精神,也就是儒家人格中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

在《论语·述而》里,谈到君子的修养时,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教化弟子的目的,也是要求弟子,最终彻悟人生宇宙的真相,得真智慧。志于道,据于德,是讲君子内修道德的原则,指出君子为学,当以悟道为最终目的;君子为人处世,当以仁民爱物为原则。依于仁,游于艺,是讲君子外用道德的方式,指出君子要尽可能地多掌握各种知识与技能,以便于适时、适机地给他人、给社会,带来具体而切实有效的帮助。“游于艺”包括的“艺”具体内容很多,但在根本的道理上,它们都有相通的地方。如果能明了孔子所说“一以贯之”的道理,那学起来,就会很快、很容易抓住重点。儒家修学最终的目的是彻悟大道。

孔子认为“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士人君子应当具备的重要品德。一个真正的君子,必然是具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孔子说“君子无忧”,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什么意思呢?是说君子明了人生真谛,“乐”在道中,心中有道。君子不是无忧,而是不为自己忧,不计个人得失,或者说志在天下,无私无我,所以无忧。君子把国家、民族的未来,时时放在心上,始终想到的是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为天下而忧,提起的是一份责任,君子的责任在于帮助、唤醒人们回归天理正道上来,这是何等仁厚而博大的胸怀,正所谓“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些崇高精神的激励下,历史上无数仁人君子,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永垂青史的宏伟篇章。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中华传统文化是使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修养,使人明辨是非,择善而从,追求真理,使真正的自我生命有美好的未来,任何时候绝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永不迷失,永不堕落。而当今中共却系统性、毁灭性地破坏传统文化,逆天叛道,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强制给人们灌输其邪恶的党文化,宣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破坏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破坏人们的正信,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特别是中共邪党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对抗真、善、忍,有意的放纵假、恶、暴、色情等人类最邪恶的东西,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天怒人怨。如今,天灭中共在即,中国大陆已有一亿五千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彻底抛弃中共及认清其邪恶本质,摒弃党文化,回归传统文化,遵循天理,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才能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