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多名法轮功学员控告首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贵州报道)近期来,贵州省贵阳市已知至少有十一位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把“刑事控告书”特快专递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并且通过上网查询或手机短信都已收到回执。有个别通过多加邮递费用已直接收到了书面回执。

被告人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一意孤行,造成了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的长达十六年的残酷迫害。这些控告人都遭受过种种迫害,其中有:

高庆娣: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各一次,被非法抄家一次,贵重物品被抄走;家人受牵连被迫害,回来后至今未办到退休,生活困难。经常受到居委会、派出所、社区不法人员的骚扰、跟踪,电话被监听。使高庆娣身体和精神受到巨大伤害。其母曾因担忧女儿而去世。

胡明琴: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各一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三次,二次被非法抄家,父母家经常遭受警察、社区、居委会人员的骚扰、恐吓,致使父亲病重住院,母亲离世。

青竹冰:4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二次被抄家,经常受到居委会、派出所人员的骚扰、监控,给青竹冰及其家人带来了巨大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李明芳:被要求写保证一次,社区、片警上门骚扰一次,老伴受谎言毒害曾闹离婚、中风。

周若芳:被迫离开银行、失去工作,导致家庭破裂;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一次,被非法判刑四年,遭受警察、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给她及家人造成巨大伤害。

这些控告人认为,被告人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610”组织,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对善良的法轮功群体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性政策,导致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所犯罪行罄竹难书。被告人江泽民触犯了国际法、中国宪法和中国刑法,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诸多罪行。

这场对法轮功民众的迫害,不仅使法轮大法师父蒙受不白之冤,使法轮功学员惨遭身心虐杀,还通过威逼利诱使中国民众参与到这场迫害中,使人陷于不义,从而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义和良知,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急速下滑。为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为了结束迫害,挽救世人。他们特向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提起控告,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将江泽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法律、良心、道义的大审判,撤销非法组织“610”,追究责任、匡扶正义,从而正本清源,洗刷冤屈,还大法和大法师父公正与清白,赔偿给大法修炼者及家人造成的重大损失,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让真诚、善良、公道、正义回到人间。

附录: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事实及理由

高庆娣陈述的事实及理由:

我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经-位阿姨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阿姨借给我一本《中国法轮功》宝书,我还没看,放在枕头下,睡觉时一下就睡着了,我看见头脑中有法轮在转,二十多年的失眠、严重神经衰弱就好了,从此走入大法修炼。

修炼后,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宽容待人、不和人争斗,不去争名利,做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在修炼法轮功之前,由于身体不好,我长期请病假,浑身上下有十多种病,包括二十多年的失眠,头晕、贫血、低血压、胃病、风湿、鼻炎、肾病、肠炎、胆囊炎、感冒、妇科病、卵巢囊肿等,曾经住院动手术、下三次病危通知等,有五年多没上班,我练过其它的多种气功都没有练好,修炼法轮大法后,所有的病都好了,身心得到了巨大改善,精力充沛,从出生到长大从没有过如此奇妙的感觉,我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一时间上亿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仿佛文革再现。这么好的大法、为什么要不让炼?由于我坚持修炼、讲真相,遭到被送洗脑班、看守所迫害,以及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不断骚扰迫害,并且我家人也因此被连累迫害。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左右,河滨派出所、市府路派出所、博爱路社区居委会等一群不法人员到我在遵义路租住的房门外敲门,接着就砸门,把三道门全部砸开,一下冲进来几十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抄家,把我的台式电脑、平板电脑、刻录机,我师父的法像、手机、MP5、银行卡、包里的现金六百多元、金银首饰、光盘、准备办退休的档案贷、石英炉、酒、旧版钱币、纪念币等家中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全部抄走,(八个多月我回家后,看到我屋里的东西被房屋中介打包堆在中介公司后面的小院内,只剩下我的一些衣服,其它所有的东西都不翼而飞。)并把我非法绑架到河滨派出所,然后七、八个人轮番审讯我。接着他们又第二次去抄我的家,直到大概凌晨三、四点钟,又把我送到南明区医院做体检,做了全身透视,抽了较大一针管血,回到派出所,警察又强行在我的食指上抽了一点血,强行按手印。天亮后他们就把我送到南明区看守所,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一六月二十八日在看守所被强制搜身,拍照,四十七个人在一间屋子,两个吸毒犯包夹二十四小时监控我,上厕所都要报告并记录,每天要做十多个小时的劳工,叠锡皮纸的元宝等,中午也不休息,我不背监规,还要罚我打扫厕所、洗碗,在这里,每天两个电视从早开到晚,睡不好觉,每天都是水煮莲花白,还要操军训,洗澡就是两盆冷水,限定十分钟洗完,我体重减轻了十多斤,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掉头发等症状。这期间河滨派出所的警察来非法审讯我三次。二次送单子来叫我签字,第一张单子写的是多次作案、团伙作案,第二张单子上写的是利用邪都组织破坏国家法律罪,我不签,在看守所被关押三十五天后,检察院不予立案。南明区分局又签了一张监视居住半年的通知单,河滨所、中东所的警察,还有中东社区二个女的,他们又把我从看守所直接送到烂泥沟洗脑班。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烂泥沟的七个多月里,他们每天叫包夹放光盘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不停的放,什么自焚,很多污蔑大法的,还要求把声音开到很大,要在走廊上能听见才行,晚上整夜都是开着灯睡觉,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监控我,不许和任何人说话,上厕所都要跟着,我在这里睡眠不好,经常头晕、心慌,吃不下饭,人瘦的不成样,头发也白了很多,眼睛视力下降。他们不断要求我写不炼功不宣传法轮功的保证,写愿意遵守国家法律,我不写,他们就不断的威胁我、说不写是出不去的,要么就无期在这里,要么就送监狱。二零一四年元月二十四日,市公安局国保四人又到洗脑班来审问威胁我说:“不说出来是出不去的,什么退休都办不了,还说他们那打死二、三个人都没事的。

二零一四年元月二十七日在非法关押了我八个多月后才释放我回家,到大门口路边一下车,他们还用摄像一直从外面拍到家里。

我在洗脑班期间,我姐和我表姐去给我搬家,也被他们抓起来送到烂泥沟洗脑班迫害半年多才放出。我母亲一九九九年以前也是修大法的,当时修炼的时候身体非常好,脾气也变得好了,一九九九年以后,由于江泽民的高压迫害,使她不敢修炼了,单位说再炼就要停退休金,我姐因修炼大法,还差几个月退休,就被开除工作,靠我母亲九百多元退休工资生活,母亲常为我们忧心,身体也不好了,于二零一二年去世。

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身体和精神受到巨大伤害,回来后还经常受到居委会、派出所、社区不法人员的骚扰,跟踪、电话被监听。我回来后至今未办到退休,生活困难。由于江泽民的迫害命令,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巨大灾难。

胡明琴陈述的事实及理由:

我于一九九六年初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有多种疾病:头痛、头晕、乙肝、肾炎等,都是医学上的难治之症。修炼后,我身体所有的病全都好了。我按照师父说的“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竟然下令镇压法轮功,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决定去北京信访办向领导反映情况,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由此,我却受到了一系列的残酷迫害,十六年来我五次被非法迫害,两次被非法抄家,给我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灾难。

二零零零年我去北京上访被贵阳市公安局“610”警察劫持回来,直接绑架到贵阳市云岩区中东派出所,第二天又把我劫持到贵阳云岩区百花山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一年我在单位上班,被单位保卫部门根据上级“610”的指使把我绑架到贵阳市南明区位于(珍稀动物园)内的洗脑班非法关押七天。

二零零四年我在单位上班被南明区“610”人员伙同贵阳市油榨派出所警察将我绑架到贵阳市烂泥沟非法迫害半年多。

二零一二年二月被贵阳南明区国保大队610人员伙同油榨街派出所警察,将我绑架到南明区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并抄家。

二零一三年被贵阳市河滨派出所警察将我绑架到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非法迫害七个多月,并被非法抄家。

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的高压下,我两次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时,限制人身自由,几十个人被关在一间屋里,吃喝睡拉撒都在屋里,两次在洗脑班被非法迫害期间,受到了非人道折磨。二十四小时被二个包夹监控,上厕所都被跟着,每天从早上七点钟开始播放诬蔑大法的光碟,强迫我看,音量放大,直到晚上十点睡觉才停,如不看光盘,就拿诬蔑大法的书或资料强迫我看,以致达到转化我,逼我写三书(决裂书、悔过书、保证书)的目的。因我不转化,他们就在我吃的饭菜里或喝的水里放药,吃了这种破坏神经中枢的药后,我头昏得厉害,心里难受,记忆衰退,导致不能站立。因白天不准睡觉,只准坐着,我只好闭着眼睛坐着,感觉房子都在转,随时都会倒下,洗脑班就是一个迫害好人的黑监狱。在南明区(野生动物园内),也是把我们几十个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里,除吃饭外,其它时间不准出来,限制我们人身自由。

十六年里,我被非法迫害五次,二次被非法抄家,我师父的法像及所有大法书和大法资料《明慧周刊》等,还有我包里的现金三百多元全被抄走,一次非法抄家是由油榨派出所抄的,一次是河滨派出所抄的。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家里亲人也受到巨大伤害,我父母家也经常遭受警察、社区、居委会人员的骚扰、恐吓,有时还打电话威胁恐吓,致使两位老人成天担惊受怕,导致我父亲两次住院。有一次是在医院急救室抢救过来的,母亲因为害怕,心里着急,每天恍恍惚惚,两次住院,于二零一三年新年初四在医院离世。

在我几次被绑架中,丈夫几次被公安叫去派出所录口供,有时从半夜十二点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由于警察、社区、居委会人员经常到我家骚扰、恐吓,致使丈夫精神紧张,心情压抑恐惧,因此住院六次,造成较大经济和身体伤害。

我儿子从小学到大学年年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由于迫害的株连政策,导致学校不让我儿子考军校,儿子只好考了师大,毕业后到学校教书,也经常受到国安的骚扰,在单位遭受歧视,本来要提主任的也不能提,造成他心理压力很大等等。

青竹冰陈述的事实及理由:

我于一九九七年经人介绍喜得大法,每天早晨到公园、绿地去炼功,在家时、拜读大法书籍、有时和同修交流,互相促进,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沐浴在法光中,我感到无比幸福。修炼大法,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提升道德,遇到矛盾向内找,做事先考虑别人,不争不斗,宽容善待别人,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

修炼前我一身疾病有;风湿、肝炎、淋巴结核、痔疮、胆囊炎、胃炎、夷腺炎、鼻窦炎,肩周炎、腰椎盘突出等多种疾病,修炼后我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十多年来、从未再进过医院、吃过药,精神+足,走路生风,在家里带小孩、做家务样样能干,我丈夫和女儿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运动,我由于坚持修炼,遭到了江泽民建立的非法组织610操控的公、检、法、居委会等的非法迫害,四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共计一百五十天)二次被抄家。

二零零一年过大年,我到亲家去拜年,被贵阳水口寺派出所非法绑架,审讯、拍照后送南明拘留所拘留十五天,没有拘留证;

回家后,又被强行绑架到南明区洗脑班非法迫害;

二零零二年两会期间,油榨派出所又将我非法绑架到南明区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五年六月中旬,我送外孙上学路上,被610人员跟踪,并将我非法绑架到贵阳烂泥沟洗脑班迫害;

十六大期间,我和丈夫外出不在家,油榨派出所警察又来砸门撬锁非法入室抄家。

二零一四年八月中旬我外出被居委会人员非法绑架到中东派出所,非法审讯后、送烂泥沟迫害。回家后,还经常受到居委会、派出所人员的骚扰、监控、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家人也为此担惊受怕,给我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李明芳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1.我是如何修炼法轮功及修炼后的身心变化

一九九三年,我四十七岁时,因身体多种疾病提前退休。我三十几岁时曾因胆结石病开刀,天天要吃药,不吃药就痛;此外,我还有腰椎结核、心慌、脚经脉痛等疾病,晚上不能睡觉,我脚经脉痛的不能走路,要穿很软的鞋子才能走路。家里药多的都要成药店了。

退休后,一天早晨在省大院晨练时,看见很多人在炼法轮功,我就跟着他们炼,感觉很好。

不知不觉,我的一身病好了。从那时到现在二十二年了,我未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針,身体一身轻,红光满面,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不但不再拖累家人,反而还照顾家人、孙子,让子女安安心心工作。单位的人见到我都说我一年比一年年轻,厂长也说:一看你就是很健康的样子。那些年青的职工见到我说:你退休这么多年还是那个样,怎么不见老?修炼法轮功后,我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法理去要求自己,遇事要为别人着想,要做个好人,更好的人。

2.对我的迫害

我修炼法轮功利国、利家、利人、利己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就是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就不许我们炼,将我们法轮功学员视为打压、迫害对象。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大年三十那天,电视播放了政府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因当时我在招待所打工,大年三十那天我上班。第二天,大年初一这天,贵州省机关印刷厂厂长赵意刚(刚接管招待所),他一大早就来到招待所,问我看没看电视(指《天安门自焚伪案》),我说:看啦,我不相信。我也炼法轮功的,我为什么没有自焚呢?我就是不信。厂长说:你写个书面保证不炼法轮功,明天交给我。我当时就大声的说:你说什么?你要让我写保证不炼。你算什么?你是那个?我炼功你管的着吗?告诉你,主管单位负责人也没让我写,我单位也没让我写,你算什么?你不许炼我就不炼?你以为你是谁?你把你厂里那个炼法轮功的整的不敢炼了,又想整我,我告诉你,我不是她,我不怕。他说:你必须写好交来。他边说边走,我大声的说:你等着,你好好等着。当时和我一起上班的那个老同事脸都吓黑了,还说我胆子太大了,不考虑后果。我说我才不怕呢,我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堂堂正正,我就炼功而已,怕什么?从那天后,厂长不敢见我,见着我时把头低下不敢面对我,看都不敢看我。前几年时听说他老婆得什么癌症,现在他也瘫痪在床上。

贵州省机关印刷厂有个家属工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修大法做个好人被厂长赵意刚迫害,赵意刚处处找她麻烦,要她写保证不炼才让她上班,最后这个学员真不敢炼功了,但赵意刚还是把她下放了。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修的帮助下才从新走回来修炼的。

二零一四年大约八月的一天,社区、片警上门来骚扰。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法轮大法是正法,支持大法会有好报的。我说我希望你们人在曹营心在汉,希望你们摆放好位置,希望你们都被救度。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要遭报的。我就把我老伴遭报的事给他们说了。他们都不吱声,最后有一个警官说:觉得好,就在家里炼,不要出去发真相资料。我说:真相资料不发还不行。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是师父安排他的弟子来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是带使命的,不发还不行,我修得不好,我做的不好,做的很差很差。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坐一会就走了,再没来过。

一次社区发布说谁举报炼法轮功的就奖励五百元,我们宿舍的一个人告发了我,得到五百元,我听说这事后就去她家给他们夫妇两人讲真相,他们知道真相后也知道做错了。

3.对我家人的迫害

原来我老伴很支持我炼动,到处宣传炼法轮功如何好,如何祛病健身,劝亲朋好友都炼法轮功。可是江泽民打压迫害法轮功后,他就不干了,开始乱说、乱骂法轮功,骂师父、骂大法,还撕大法真相资料,我告诉他不要乱说、乱骂,对你不好。他不信,他说不怕,死就死,报就报。后来他遭报了。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四日他脑出血住进贵阳医学院急诊神经科。住了十三天医院,八月二十七日出院。入院那天,在医院大厅里我大声的告诉我老伴,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是遭到了报应了?你知不知错?平时告诉你大法真相你不听。你现在认错还来得及,你听明白我跟你讲的大法真相,你明白,你认错,你就跟我眨眼或点头,我求师父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老公他听明白了,我跟他讲的话他点头又眨眼,我就双手合十求师父救救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刚求完师父后就进去照片,几分钟出来,他的嘴巴就不歪了,还能发点声音,住在医院安安静静。同病房的人都说,这老伯怎么这么安静?你看其他病人个个都要家人按着,因病人到处乱抓,他们住院已经半个月啦,还是这样。

我老伴住院十三天就出院啦。当时医生说,老伯恢复这么快,不合常理。每次检查结果都很好。现在他很支持我炼法轮功。

我老伴对大法犯的罪,是因为江泽民一手掀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的。当时我老伴听信了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因而对大法不敬;同时他也因为害怕邪党迫害,他不许我炼法轮功,要跟我离婚,说要到外面去揭发我。这一切使我和我的家人受到很大的磨难。

周若芳陈述的事实及理由部分:

我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修炼法轮大法(即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修大法前我因为耳闻目睹一些人间悲剧,感到人生无常,加上自己体质差,觉得人生很累,喜欢看佛经等寻找人生答案。后来银行一位同事向我推荐《转法轮》一书,我有幸看了之后,确信这是一部能够解答人生所有问题并能使生命得度的伟大佛法。于是我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从此我不再杞人忧天,身体也好了起来;在工作中,在家庭里我尽职尽责,在利益上不再和他人计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一手掀起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遭受迫害,被迫离开银行,失去工作,后被云岩区法院枉判四年牢狱,给我及家人造成巨大伤害。

一、利用亲情,以不让工作胁迫放弃修炼

镇压法轮功不久,一天银行为集资住房开会,人事科长说了句“海南法轮功学员居然在公园里炼功,公然与政府作对。”的话,我说“人家不过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于是银行要我家人做我的工作,说不放弃修炼就会失去工作,把我家人吓坏了。于是父母兄弟来到我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不为父母考虑也要为儿子考虑么,儿子这么小,你失去工作怎么办?”“你就说你不炼了,在家稍稍炼不就行了么?”母亲要向我跪下,丈夫扯着我的衣领大吼。折腾到半夜一点多钟。我看到不到四岁的儿子害怕又疲倦的样子,于是在一张纸片上用铅笔写了句“我现在没有在炼法轮功。”想玩文字游戏。我哥说,还要交一本书。我说:不可能。但转念一想,我拿《精進要旨》和《转法轮》(第二卷)给行领导们看看(因这两本多是短文容易看进去),让他们知道我们师父是多么人品高尚和伟大、智慧。于是给我哥说:我是让他们了解了解我们法轮功,不是上交。

第二天市政法委书记和行领导都到了会议室,我哥和我一起进去,他将书递给行长说:给你们学习学习。行长说:研究研究。副行长坐到一边看起《精進要旨》,大家聊了些无关紧要的就走了。

没多久,副行长叫我去办公室,问我还在炼法轮功没有,我迟疑的说:没有。因为当时怕失去工作,不想给儿子及家人造成伤害。从行长室出来,我很瞧不起自己,竟然为五斗米而折腰,同时我内心受到谴责,明明在大法中受益,明明在修大法,却不能堂堂正正的说出来。那两天我炼功都在流泪。一种负罪感让我再也高兴不起来。

二、因上访被逼离开银行、失去工作、家庭破裂

二零零零年四月中旬,我请休假去北京上访,同时留了封信给行领导,阐述了修炼法轮功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并声明了我所写所说的没有在炼法轮功的话作废,我一定要坚修大法到底。于是去了北京。那天我正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一队武警过来,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于是北京市公安人员用警车将我拉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又来人用车将我拉到贵阳驻京办事处。第三天早上银行人事科长廖玉忠和另一同事及贵阳宅吉派出所的一名警员将我带回贵阳,将我行政拘留十五天。(后来听我家人说,银行曾通知北京警方在车站拦截我,将我的照片在北京车站到处张贴,我放在父母家的大法书籍、讲法录像、录音也被派出所抄走了。)

我从行拘所出来后每天在人事科报到,说是不转化不让上岗,每月只有一百多元的生活费,叫我哥(我哥单位离银行不远)看管着我,给我哥施加压力,并说我会影响单位奖金,行长也会受处分。人事科长廖玉忠又说我这样三年也上不了岗。行长也催我调离银行,说若调离银行后,那套集资建房照样给我。于是我被迫调离了银行,导致我失去工作,失去了本该得到的集资住房。丈夫承受不住打击便和我分居,带着儿子去奶奶家居住,儿子每周过来一次,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三、行使公民权利被云岩区法院枉判四年牢狱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我发送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盘及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光盘,被带到贵医保卫科,市公安局来了好些人(其中有一个姓周),他们搜走了我的证件和光盘,然后带我到家中抄家,抄走我的整套大法书籍、讲法录像、录音带以及一些资料等,然后将我带到贵乌派出所,又将我关押在百花山看守所。

这期间我家人未接到任何通知,家人到处找不到我。一个月后,一个放出的在押人员帮我打了电话我家人才知道我被关押在百花山看守所。在百花山看守所,寒冬腊月只能用冷水洗澡,吃的菜都是未洗干净的洋芋煮萝卜菜。开始在老监室时环境更恶劣,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房间,晚上睡觉常是侧立着睡,叫打刀片。小卖部的东西比外面贵好几倍,家里上的钱怎么用完的也不知道。家里送来的好衣服也未收到……

我刚开始炼功时曾被牢头和犯人辱骂和阻止。

有一段时间,百花山看守所人满为患,我被送到贵阳市第二看守所,在那里我因为炼功,被戴脚镣手铐,将手脚铐在一起,我绝食一天一夜后又将我送回百花山看守所;在百花山看守所,一次我因为炼功,狱警要将我的手脚铐在一起,因为狱警和犯人怎么踹我我也不蹲下,一个狱警骂骂咧咧的说着法轮功不好的话,我说“你还是个干警,一点教养都没有。”他从后面打了我一耳光,打到腮帮上,将我眼镜打飞。我指着墙上的监规说,不准刑讯打人,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一个犯人为讨好狱警,从后面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这时副所长说:关你什么事?一把抓起犯人的领子打了他十几个耳光。他们问我还炼不炼,我说要炼,他们就将我手脚分开铐起,我和善的给副所长讲政府镇压法轮功是个天大的错误,看得出他们已不想铐我了,只是找不到台阶下,从傍晚铐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才给我解铐。

我被超期关押六个多月后,二零零零年二月,云岩区法院将我判刑四年。

四、经历牢狱之苦

在羊艾监狱,刚到八大队一中队时,犯人帮我用被套做了个蚊帐,但是线记录(生产线上的犯人头)和包夹我的犯人却不准我用,说怕我在里面炼功,结果因为蚊子多,我好几天睡不着觉。

一天我炼功被包夹发现,便大骂起来,于是整个号室的犯人都大骂起来,说我影响她们睡觉,骂的不堪入耳。

一天同修杨红艳和我说话,被两个包夹连推带骂的推走了,我说你们凭什么这样,她们说不关你的事。为防止我和同修杨红艳讲话,让杨红艳住一号室,我住最后一个号室。

一次,我不穿囚服,一个犯人一拳重重的打在我的脸上(约两年后这个犯人因这事向我道过歉),然后几个犯人(其中一个是包夹沈燕)又将我在地上拖曳,从楼上拖到楼下,裤子的腰部都磨损了。高队长来后,犯人给我穿上囚服我就脱下,高队长就叫犯人将我捆绑,捆的太紧,痛的我眼泪都下来了,于是给我松绑,见我还脱,她们就将我的衣服全部脱掉收走,只留内衣。第二天还了一套棉毛衫给我穿。过了几天,说要将我所有的衣服都打上“我是犯人”的字样,逼我穿囚服。

为了抗议迫害,我不参加劳动,遭到犯人们的辱骂,后来长期被罚站,从开工站到收工。

刚开始罚站没两天,旦队长过来叫我站好,手脚不要动,我不可能不动。于是旦队长叫我到前面去,叫我站好,我还在动。旦队长对一犯人说:去叫四个力气大的人来。这时四线记录(姓赵)对旦队长说:要是我就叫她站的笔直,手脚不准动,眼睛只能直视前方。这时来了四个力气大的犯人。旦队长问我:你还要动是不是?我的手揣在兜里,脚前后交替动着。于是旦队长用脚踹了我的后跟一下说:站一边去。我便站在前面货架边。这时线记录正和旁边犯人在说应该怎么制我的话,突然弯腰捂着肚子说:哎哟!好痛!她们法轮功会发功的,以后不要再说她们了。于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我说:脚站的酸不酸?走,和我去厕所顺便活动活动放松一下。

大约二零零二年三月的一天,犯人们被集中在电视房(会议室),大记录邱艳波(队长指定的犯人的头)读着报子,大意是说长春法轮功学员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片,破坏国家通讯设施,影响全国人民收看新闻联播等。我说:新闻联播的新闻不看不要紧,法轮功真相是全国人民最需要了解的,他们做的是大好事。于是邱艳波便用报纸抽我,用脚踹我,将我的手掐出两个指甲坑,到现在还有两个印子。

一次,包夹念诬蔑大法的书给我听,我不听,包夹李长英从后面打了我一巴掌,骂道:我看你越来越得脸了。她的手腕因此痛了一年,她自己说是因为切菜切多了痛的。

一次我抗议包夹阻止我炼功,绝食十七天。第五天时被高队长强行插鼻饲管灌食,插了四次才插进去,使我非常痛苦。当时将场部医院的院长、监区长都叫来了,意思是万一有什么意外不是她的责任。包夹怕我将鼻饲管扯掉,那天晚上将我双手绑在床沿上,使我非常痛苦。第十一天时,将我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骗我说可以炼功。几天后,包夹要我给医院教导员说要求回八大队,我不说,包夹使坏又阻止我炼功。

一次我窜号室被辱骂,于是我进出门岗不报数,重复几次我都没报数,后面几个中队的犯人排着队等着出工,于是站岗的狱警只好放行。这样几天后,管教育的周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说我尽给她们添麻烦,叫我以后再也不要进(监狱)去了。后来一段时间王中队长就不让我去车间,叫我在号室呆着。

于是队长们时常来号室找我谈话,有时拿他们自认为是大法书中的漏洞或是起破坏作用的事例(多数是造假的)来试图达到动摇我信仰的目的,我都一一回敬了她们。有一次她们说我们师父有很高级的住房等等,不象我们知道的那些。我说:穷尽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供我们师父享用,我们师父都当之无愧。

一次,包夹沈燕和李长英要拉我去电视房参加整个中队学习,我说:别拉,谁拉谁的手会残废。她们费了好大劲将我拉到电视房,我就站在窗边,背对着讲台。

第二天这两个包夹的手开始痛,后来几次我就不去电视房学习了;一天王中队长叫几个人拉我去学习,我说我死也不去,她就叫第四生产线上的六十几个犯人挤到我住的十几平方米的号室,说:周若芳不去电视房学习,大家就在这陪她学习。那时正值盛夏,犯人们热的难受,但看的出她们还是比较善良,忍着不想抱怨我。这样几次以后,我不想让她们这样难受,再学习时我就去电视房站在窗户边,脸向窗外站着。

我每次绝食,包夹就会通宵改写关于我的日志,因为她们为了邀功会胡编日志,因我绝食怕监狱场部来人询问与事实不符。这样多次以后八大队管教育的队长周孔仙就让换一种简单的填写式日志,大概也不用胡编了。一天,忘了因为什么事,包夹沈燕说:周若芳,从今天开始你要能炼一分钟的功,我不姓沈。于是晚上熄灯后,沈燕和包夹杨红艳的犯人在电视房做手工到天亮(她们自己心血来潮要熬夜),每五分钟过来一次看我炼功没有。早上六点差五分,我将蚊帐捞起开始发正念。沈燕过来了,叫来杨红燕的包夹(好象还有李长英)就来拉我,我和她们扭打起来,我主要是防卫,有一个就用拖鞋抽我。这时有犯人开始围观,她们才住手。

为防止犯人上厕所等候耽误做工,犯人上厕所都要提号牌。一天包夹沈燕说法轮功学员上厕所也要拿号牌。我不拿。过了几天沈燕说:你上厕所我帮你提号牌好没面子,以后你就自己提吧。我说那你上厕所时叫我一声就行,反正我也很少上厕所。有时沈燕不舒服我时,就故意不叫我,我只好自己去厕所,于是沈燕冲到厕所:周若芳,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便和我吵起来。这样一段时间后,包夹说:队长说了你上厕所不用提号牌了。

一天,我七十五岁的父亲好不容易跑了好几个地方打好证明,又坐长途车来看我,王队长非叫我喊报告才允许出去接见,我没喊就没见到父亲。

一次,我想通过写申诉让狱警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没有触犯国家法律。可是自从那次我写了真相信给监区长、场部教育科科长、医院院长、教导员、帅医生等,高队长就将我的笔收了。说我要写东西再向她要。我要了好几次笔她总是说一会给我,结果拖了两天还没给,我说我不吃饭了她才给我。想必是她怕上面考核她对我的转化工作没有成效。

一次教育科搞什么帮教,将宅吉派出所的警员、社区人员叫去,简直是一种人格侮辱。叫我讲讲这几年的感想,我就说了法轮功在全世界洪传,法轮功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并一一作了分析。教育科王科长说:周若芳,叫你来是叫你谈谈你如何进行改造的,不是叫你来说这些的。我说:我不需要改造。他说:我们人人都需要改造,我也需要改造,你不需要吗?我说我不需要这种意义上的改造。

一次,监狱叫每个人都戴胸卡,我就将胸卡上的所有字都划掉,在上面写了三排“法轮大法好!”,戴上随队长在厂房、食堂那边走了几圈,后来被队长发现,被收走了。又叫包夹另拿一个给我。过几天高队长问我胸卡呢,我说扔了。她说那胸卡是她花两元钱买的,要我还她两元钱。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想起都很难受。一天我、包夹和一犯人走在院坝上,那犯人突然笑起来,我回头一看是同修黄立红在后面向我合十行礼,这时沈燕骂了一句,我当时竟没有斥责沈燕,没有维护同修。当时怕吵起来在同修面前她骂出难听的话。走到楼梯处我才说:“你刚才骂人家干什么嘛?人家惹着你啦?”为这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同修黄立红。

因不准同修之间来往,一犯人帮我和同修传递信息。同修以为一老年犯人是法轮功学员,向老年犯人泄漏了此事,后来传递信息的犯人被加刑半年。

有段时间,包夹使坏,和我说话的犯人被私底下被警告不准和我说话,好多犯人不敢和我说话。

二零零四年六月,狱警们去参观学习回来,准备集中力量加大力度转化法轮功学员。同修杨红艳刑满还有半年的时候,听包夹李长英说杨红艳每天被叫去谈话,晚上十一点来钟才由包夹接回,一个月后见没效果,就将杨红艳转到四中队(集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听包夹说杨红艳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蒙上窗子,不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杨红艳病得很重,还送医院了。十二月的一天听包夹说杨红艳要出狱了,吴红(包夹杨红艳的犯人)她们在帮她收拾东西。后来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我出狱几个月后才听说杨红艳被迫害死了。

五中队的吴玉兰曾经写条子告诉我,她因为不参加劳动被包夹在走廊上拖,棉鞋都磨出了洞,她绝食几天后,同在五中队的同修王义霞去看她,被包夹辱骂,包夹打她时自己手打到窗子上破口出血,便恶人先告状说是王义霞打的。而五中队队长还为包夹说话。

一次,监区叫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去听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有部分犯人也去了。专管法轮功的副监狱长在台上诬蔑我们师父卖书敛财。本来我是个最怕抛头露面的人,听他当着这么多人诬蔑大法我很难受,于是我提高声音说:人家是付了版权税的,是合法收入。副监狱长说有什么问题下来再说。于是不再说什么了,接下来让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发言。我感到她们不是发自内心的转化,有两、三个念发言稿时故意念不清楚,不知道在念什么。

后期,我和其他同修一样被关在封闭式监室,两个包夹犯人整天看守着不让我炼功,想说的话无人说,想看的书看不了,长期出不了门,照不到阳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有一次,不知哪里的来参观,监室房门用链锁锁着留10CM的宽度,两包夹笔直的站在床边,叫我不要在那边走动,也要站着不动,于是便争吵起来,外面有人本想探头看看里面,突然听见争吵声,一行人便赶紧走过楼道,下楼去了。在一中队时,有几次监管局或不知什么上级来检查,我被带到平常锁着不用的楼道上藏起来。

一天,六个狱警将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参不参加集体学习,若不参加就专门拿个房间单独给我开小灶,将窗子蒙上。意思是要收拾我、打我之类的。我说:不参加。于是她们没再要我参加集体学习。但后来我快出狱的时候,一次她们逼我去电视房看利用佛教诬蔑法轮功的光盘约一小时。我就只好在离电视最远的地方面壁而坐,闭着眼、发着正念。

因为我在一号室,经常听到狱警将其它号室的法轮功学员叫到电视房,强迫她们看利用佛教诬蔑法轮功的光盘。一天狱警对我说,每个号室轮流一天去电视房看“新闻联播”。我说我不看,因为我对中国政府和中央电视台没有信任感。于是她们问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我随意说:比如《康熙王朝》。于是过了几天,她们拿来了《康熙王朝》光盘。

快出狱前,狱警们常找我去谈话,主要用佛教中的东西来达到让我不要相信大法。讲不通我时就去查资料,过一两天又找我去谈。有干警为说服我三次去几十公里远的寺院打听一些佛教知识。

四年的牢狱生活要细说起来实在太长,我只是粗略的叙述一番。有些看似平淡的片段,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信仰及人格尊严的一次抗争。

一个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人,被关押在监狱四年,还要被犯人看守着,坐着牢中牢,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曾经好多次我被迫和犯人坐在一起参加所谓的开会、学习,被迫穿囚服、报数,使我人格受到侮辱。那些看起来轻描淡写的每次经历,实际上都使我身心俱疲,因为平常我是个说话小声、不爱说话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抵制拿我当犯人迫害,不断和她们抗争,使我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当我反迫害不劳动时,有狱警和犯人却说:你忍心让别人替你劳动吗,不劳而食你这是做好人吗?将我关进监狱,害得我照顾不了儿子、父母、家庭,却说什么为了炼功连父母、儿子、家庭也不要了,真是贼喊捉贼啊!

我出狱后,听说有同修在羊艾监狱被迫害的很严重,如曲靖,灌食后淌下的食物在身上、枕头上长了蛆,包夹则用拖把在她身上擦拭。彭锦萍因为在羊艾监狱被转化,使她解脱不了,造成她一度精神上出现问题,不再修炼。还有几位同修如杨红艳、魏亚兰、徐家荣、黄贵仙等被迫害致死,进监狱前她们的身体都非常好。

五、家人受到的创伤

记得一次我下班回家晚了点,老远就听见儿子在楼道上大哭,一次我去接他晚了,他也在奶奶家大哭,我被关押在看守所,做梦都梦见儿子在哭,我知道儿子幼小的心灵受到的是难以磨灭的创伤。奶奶可怜她的孙子、儿子,整日的流泪。

我年迈的父母为了去监狱看我,跑这跑那的打证明,再辗转坐长途车去监狱看我,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快出狱前,狱警找到我父母居住处,并给我母亲讲话录了音,虽然放给我听时没放出来,说录音笔坏了,但这给我父母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从监狱出来后父母一直为我不上户口的事忧心,后来为上户口我被迫取了指纹。自从我从北京上访回来后,宅吉派出所、宅吉社区及后来的吉新居委会、中环派出所都曾上门骚扰,给我家人造成紧张和担忧。二零零一年的一天,宅吉派出所两干警(一个姓林)曾抄走了我的几本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和两个法轮章。

十八大期间的一天,吉新居委会新来的片警和一干警来到我家,说他们所长和他收到两封信,说一定是我寄的,因为他是新来的,只有我知道他的名字。于是要闯入我卧室。我说:不许进去,私闯民宅是犯法的。他们才没有进去。这使我父母受到很大的惊吓。过了一会副所长带一帮民警来我家向我父母道歉。其实片警是个善良的小伙子,但他不知道不论是谁给他们寄的信都不犯法,而且都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好。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这样的工作是在参与迫害,对他们不好。

出狱后我和年迈的父母居住。儿子的爷爷、奶奶、爸爸担心儿子受我影响并象我这样被迫害,因而不让儿子来我这里,只能是我去看他。因而母子不能畅所欲言,近在咫尺却仿佛远在天边;教人修心向善、身心健康的大法他们不敢了解,直到儿子上大学前才让他来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