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冤狱折磨 辽宁锦州魏秀英九死一生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叫魏秀英,辽宁省锦州市金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早晨五点多钟,来了几辆警车和二十几个警察把我家团团围住,然后砸门,再用撬棍撬破门锁。六点钟,三个警察闯进屋把我按住,铐上手铐,用抹布堵上我的嘴,又有三个警察进屋把我二十岁的小女儿赵冰从被窝里拽出来,铐上手铐。警察把我连踢带打从楼上拖到楼下,押上警车。又把我丈夫、大女儿、小女儿都铐上手铐,押入凌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进行隔离审讯。当时有上千人目睹整个经过。

拳打脚踢
拳打脚踢

国保大队刘曾如为首的四个警察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他们用低级下流的语言侮辱大法和师父,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讲真相他们不听,我只好使劲喊了。一个膀大腰圆的男警猛的一脚踢向我心口,当时我就吐了三口血,心口疼的受不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踢我?他说:我还要打你!他用装满矿泉水的瓶子猛打我头和脸,还用开水往我身上浇,越打越狠。别的警察都看不过去了,把他拉走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到半夜了,一女警拿来一碗康师傅大碗面,说是我姑爷送的。我吃第一口就觉得不是味,倒了。这女警从我兜里翻出四十五元钱装进她自己兜里了。小女儿赵冰饿了一天,就把一大碗康师傅面都吃了。我丈夫说他们给的茶有怪味。后来我在看守所经常昏迷,而小女儿的状态一天比一天不正常,我怀疑面里被他们动了手脚,可能下了药。

国保警察张国文、张爱东强行把我拉到中医院,说是检查身体,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到中医院我还继续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又把我拉到看守所。女警王立君来了,问了声“谁叫魏秀英”后,就把我拽过去就扇了几个大嘴巴,还说:从今天开始,你得听我的。我说:就不听你的。她们让我穿狱衣,我不穿,逼我坐板,我发正念,国保大队和检察院来人让我签字、按手印,我就是不配合。

一天,国保大队的刘曾如带来几个人拿着照像机,准备让我在他们写好的“转化书”上按手印、签字,我就是不做。刘曾如和狱警赵敬国等五人上来就把我按倒在地,把我的衣服都拽掉了,拖鞋甩出去很远。我喊“师父救我”,他们才放手,从此再也不找我了。

在看守所里,我心疼、吐血、抽风、呕吐、神志不清。狱警找狱医给我打上氧气,送到凌海市医院住院。她们按着我给我打针,针打上就觉得难受,不知用的是什么药。我告诉王立君:我快死了,把针拔掉!她就是按着我不让我动。我告诉王立君:我有个好歹你也跑不了。她听了才叫人把针拔掉。

中共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中共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我的身体越来越坏,看守所先后把我送到凌海市市医院、大凌河医院、凌海市中医院、锦州市市院、锦州二医院从头检查,结果都是高血压、心脏病、低钾,他们怕出现生命危险,就让我在医院住着。警察告诉我,为了看我这一个法轮功老太太,凌海警力都不够用了。

最后他们给我办了保外就医,家人叫了车在看守所门口等着,就差给我送出来了,这时公安局局长王景山开车到看守所,对所长说:不能放人!

凌海看守所准备关闭女监,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把女性在押人员都送到锦州看守所。锦州看守所所长一看,说什么也不收我和同修朱宝娟。凌海看守所狱警只好把我们拉回,又开了一个女监号,用三个犯人监控我们。我的身体更不好,也起不来了,整天就是抽风,吃什么吐什么。

二零零九年九月,我被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四个警察突然闯进监号,用一床棉被把我抬走,偷偷用车把我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直接到“狱中之狱”的八大队。八大队队长一看也不收我。我在地上躺了半天,快晚上了,这时我连话都不能说了,狱政来了几个警察,扛着录像机,给我从头到脚录了像,接着把我送到十一大队老残队。

家里人找不到我都急疯了,队长张霞给我妹妹打电话,我妹妹当时就火了。张霞说:我们也不愿收,是你们公安局走后门花钱才收下。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那时的我整天昏睡,神志不清,不能说话。警察怕我死了,白天黑夜派犯人看着,上厕所、洗漱都用车拉着我。为了转化我,狱警先是叫来犯人刘伟实、何馨秋夹控我,我的头抬不起来,刘伟实经常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之后又换了几个人,也没起作用。马上就要过新年了,队长张霞急了,最后把杀人犯中的最邪恶、最残暴、最狠毒的大流氓祁月、崔荣华和诈骗犯马立英找来“转化”我。这三个人不让我睡觉,用车轮战术,我一闭眼就扇嘴巴,我说我胸疼,他们就专往我胸口踢,往小便上踢,我被打得神志不清,她们在我昏迷中,拽着我的手在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按手印。这时我精神起来,上前抢,没抢回来。

我要反迫害,揭露监狱对我的迫害。趁打手们累了、睡着之际,我找了一块白布,写了一份“血书”、几份“天作证”的声明,声明强迫我按手印的保证书全部作废。我把血书交给专门负责迫害的科长丛卓,几份“天作证”交给了一年一换的新来的队长。我想她们肯定得迫害我,我准备好了,大不了一死。可是几天了,科长、队长谁也没找我。后来听说,“血书”交上去后,科长丛卓当时吓得动不了了。

后来,她们又开始叫我写“三书”、“五书”,又逼我坐在水泥板上。犯人祁月、崔荣华、马立英这次用软着,我不吃这套。她们又开始轮着打我,我闭眼就一个嘴巴,拳打脚踢,祁月一脚就把我的牙踢掉一颗,她一边拳打脚踢一边骂,骑在我身上继续打,我已经不能动了,嘴角流着血。崔荣华看我快不行了,才把祁月拉开。不知多久,我才睁开眼睛,她们恶狠狠的问我写不写“三书”,我说:“就是不写!死了也不写!昨天你们强迫我,我不能再上当。”祁月、崔荣华说:我们给你跪下了,求求姨,婆婆你写吧,我们好早日回家。我用微弱的声音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让我往哪‘转化’呀,你们别无知的犯罪。”祁月跳起来说:别跟我说这些,我是大流氓、大破鞋头子、杀人犯,我是专门来治你们的。崔荣华一看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再逼就出人命了,就气急败坏的说:魏秀英你赢了,你胜了,我们败了。她跟祁月说再想办法。

我跟她们无冤无仇,质问她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祁月说:政府告诉我们的,对法轮功“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我终于明白了。

二零一零年过年了,犯人告诉我,队长张霞当上什么模范了,犯人祁月、崔荣华、马立英都减刑了,崔荣华出狱了,我知道她们给我作了假转化。

从此我的日子更不好过,我早已生活不能自理了。每顿一个人两个馒头,祁月只给我一个半或一个,两个人一天一壶水,她半个月给我倒一杯,祁月张口就骂,伸手就打。以后再打我,我就对走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监狱里的厕所、双号室都没有摄像头,祁月想起来就把我弄到那里打一顿,有时把监室的门窗玻璃用纸糊上,对我拳打脚踢,一顿暴打,犯人都吓跑了。犯人都气不过,叫我找队长,我找张霞,她每次都骂我,看着我满嘴流血也假装没看见。祁月是在张霞和丛卓的授意下才敢疯狂的打我,她还气势汹汹的说:我打的法轮(法轮功学员)多了,你知道鞍山有个叫楼兰,我把她打到桌子底下都不罢休。

酷刑演示:毒打
酷刑演示:毒打

二零一零年七月,犯人祁月和余素娥包夹我,一天她俩打起来了,祁月把余素娥打倒在地,弄到医院检查,余素娥腰骨折。祁月被送进小号。我才算摆脱她的长期迫害。

包夹又换了陈小利,她怂恿这一室犯人天天上队长吕东梅那告状,说我不干活。十一天后,吕东梅让犯人把我架到办公室,说:监狱里没有白养吃饱的,连饭钱你都挣不来,老残队哪个没有病,哪个她敢不干活,就你不干活。吕东梅逼着我干活,一连几天来监室,最后我说:我的身体被迫害这样我不能干活,你上狱政那把我们来狱里时给我的录像要来看一看吧。从此她再也不找我干活了。

在监狱五年,狱方给我换了十九个犯人包夹。五年时间,我基本就是躺在床上,整点发正念、背法,背《洪吟》、《洪吟二》、《论语》,还有几篇经文,《转法轮》目录,一天保证得背十遍以上。在监狱没有法和师父的加持真的是很难熬的。我时时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用善念对待身边的犯人,五年时间里,每个星期天我没休息过,犯人把她们缝补的活都让我给缝,连科长、队长都拿来让我缝,她们都很满意,借机会我就给她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后来我可以拄着拐在走廊里走动,五年里我劝退213人,整个一层楼没落下一个人。

二零一四年一月份,家人来看我时从狱警处得知,迫害我的三人个人都已遭到报应:二零一二年余素娥得骨癌死亡,二零一三年陈小利突发心脏病高血压死了,祁月也得了宫颈癌、肝癌,活不几天了。

二零一三年,我背法背到《师徒恩》。我就求师父:弟子不在这里承受了,我要回家。很快,狱方就给我办保外就医。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我出狱回家,才得知小女儿当年被绑架惊吓过度,精神失常至今,生活不能自理,言行不能自控,时时需要看护。

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身体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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