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大法中熔炼

更新: 2017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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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我年近八旬,回首一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应征当兵,官至某部队保卫处长;八十年代末期转入地方工作,在某市政府机关历任副处长、处长。九十年代末期退休。不管在部队工作,还是到地方工作,数十年来不管是失意时、还是得意时,总有一种飘摇、游离,如同没有根、没有岸的感觉,而最踏实、最幸运的莫过于一九九六年六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此时此刻,我总算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从此生命扎了根、靠了岸、有了归宿。真乃喜从天降!回想在大法中修炼二十多年来,无时无刻不沐浴在师恩浩荡之中,幸福的泪水不禁挂满脸颊。

一、同化真、善、忍,做好人中的好人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们夫妻二人一同走進大法修炼中。不多日,我患有的肩周炎、坐骨神经痛、肠胃炎等多种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好了。妻子的顽疾也得到了迅速的控制和改善。对师父的感激啊,真是无法形容。我决心坚定修炼大法,一修到底。

我们早晨到炼功点炼功,晚上参加学法小组学法,一心一意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修炼以前的那种喝酒、抽烟、请客送礼之风在我身上得到了扼制。第一个感受到我变化的就是我的司机,他回家跟他妻子说了我的变化。他妻子说:“这肯定是好功法,我们也炼吧?”结果他们一家三口人也一起修炼大法了。

师父不仅为我净化身体,还为我开智开慧,使我精力充沛。一些工作中棘手的疑难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比如,本单位一个处级单位因为人事矛盾处在瘫痪状态。领导叫我到那里工作,改变面貌,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条件。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没有什么要求,感谢领导的信任。”第二天就上任了。

我首先向他们弘扬大法并且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事,在我身上他们看到了风清气正,也看到了法轮功绝对是高德大法。后来,有人也走進大法修炼了;就是没有修炼也知道要做个好人。单位风气很快有了好转,工作也有了起色,这个单位年终走上了本系统先進单位行列。

机关工作往往要面对企业,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一次,一个企业资金不足,单位老总要我上门服务。我依照法规,找有关部门协助,从宏观上协调,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一次为企业挽回了数十万元的损失。年终, 该单位老总给我送来了奖金,我当场谢绝。总经理说:“这是单位给你的奖金,是你劳动付出,一定得收下。”我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我有我的工资,那是我的工作,不应该再拿你的奖金,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不属于我的钱物一分都不能拿。这是大法师父要求他的弟子要做到的。”总经理在我面前竖起了大拇指:“修炼人就是不一样,政府工作人员都象你这样,国家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说:“在你的企业里,多洪扬洪扬法轮大法,保证你这个总经理就好干了。” 总经理说:“我会洪扬的,等我退休了,我也修炼。”在为企业服务中,我不忘洪扬法轮大法。

两年后,又有一个单位工作不出成果,拖整体的后腿。领导又与我商量:叫我去那里改变面貌,并要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保证让你满意。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没有什么要求,感谢领导的信任。”那个领导说:“修炼人就是不一样。在我们单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修炼人该多好啊!”我说:“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他人考虑。单位不良风气很快得到了遏制,面貌也改变了,工作成果很快就出来了。工作成果出来了,可领导并不开心。原因后来我才知道:领导为给我提升职务遇到了困难。首先是本单位关系错综复杂,同时又牵涉到领导机关,方方面面摆不平,使他当初的允诺兑不了现,不好和我交待。我知道后,主动找那位领导谈心。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对名、利看淡了。我绝对不会为职务问题产生纠葛而影响工作,请领导放心。”领导握着我的手说:“你太能理解人了,感谢你!”我说:“要感谢,就感谢我的师父,是师父叫我放下名、利、情的。”此话在单位一传开,不少人都说我傻,关键的一个台阶怎么能谦让?多少人都在抢。看病都可以拿红本本,不要排队……我只淡然一笑。

我退休以后,许多企业向我发出邀请:有的要我当顾问,有的叫我去当副老总,也有的想利用我的社会资源为其创造效益等等,我都一一谢绝了。后来,我因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公安、六一零(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非法拘留。企业老总们出面宴请公安领导和相关人员,向他们推介我的人品、人格,说:“这样的大好人领导机关难找。”恳切希望司法机关不要伤害这样的好人。有人还专门驱车到郊外,为我送生活费用(我出来之后全部退还了)。

二、讲真相救度跟踪、盯梢的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六一零”操纵指挥所属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对管辖区内的修炼人严密监控,剥夺人的自由。我是他们认为的所谓“重点人”。

一天下午,我驱车来到另一机关单位办理工作事务。我随身带了数十份大法真相资料,办完事务之后就挨个车子逐一散发。这件事有人反映到“六一零”,“六一零”作为大案、要案来查。最后,从该单位来客登记表中逐一排查核对,看谁炼过法轮功。结果,怀疑是我。因为我的影响力,他们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也不好对我动手。就安排人对我非法跟踪、盯梢;窃听我的住宅电话和手机;非法检查、扣押我的邮寄信件、包裹。

有六个人全天候轮班对我跟踪盯梢,只要我一出门就有两个便衣若即若离左右跟着。说实在的,这些便衣盯我是盯不上的,我在部队从事保卫工作时,“跟踪盯梢”这一课程就是我教的。这些雇佣来的根本不懂这一行,我稍微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给甩了。有一次,两个人为没有盯上我而互相推责任,埋怨、争吵,急得满头大汗。我从侧面走出,突然站在两人中间,祥和的问道:“你们在争吵什么呢?”那两人十分尴尬,一时不知所措。我索性直截了当说出:“你们这样跟踪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一人回答:“我们只知道你是炼法轮功的。”我又问:“你们知不知道这样跟踪、盯梢是违法的?”两人摇摇头。我说:“我炼法轮功不违法,你们这样跟踪、盯梢是违法的。”两人很茫然。接着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修炼法轮功合理合法,也讲了他们的行为为什么构成违法,奉劝他们做好人、做明白的人、做正直的人;违法的事不要干,更不要助纣为虐,做人要讲品行、道德、良知,干什么工作不拿钱?说的他们直点头,当场做了“三退”。第二天我就见不到那两个人了。

之后,换了两个人,我就跟这两个人讲;换了四个人,我就给这四个人讲。将近两年的时间,我讲退了三十多人,解体了对我的跟踪、盯梢。为此,“六一零”、公安的人很恼火。

三、利用常人的法律 拒签所谓“四书”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六一零”领一帮便衣警察绑架了我,又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派出所,公安分局两名“办案”人员居高临下、气势汹汹的说:“你的问题很严重,只要好好配合,老实交代,可以从轻处理。”我沉默不语。

他们见我不说话,就问:“你的C同修说他的资料是你给的?”我说:“你们说的C同修是男的,还是女的?多大年纪了?”这样一来一回还是零口供。一个警察敲着桌子对我嚎叫:“我看你就是不老实、耍滑头!”我屏声静气的说:“公安要求:警察在审理案件中不能动气;不能发火;不能意气用事;不能搞逼供。”我这里说出规定,他们就无所措手足,只好无奈的给我解释:“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上面‘六一零’交代下来的。”

在我这里,“六一零”连一根稻草也没拿到,只好将我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在走出看守所的前一天,办案警察找我谈话,要我写不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说什么写了,马上放你回家。我对他们说:信仰不违法,炼功的形体动作没有阶级属性,你们不准炼法轮功,违反了《宪法》“信仰自由”的规定,是你们违法。接下来,警察拿出了一个小本本,说:“算了,我们不为难你,你也不要为难我们,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就行了。”我一看,是什么“四书”。我用手一推:“你们形而上学猖獗!”

我回家后,“六一零”、公安并没有放开我。先是通过政府,给我儿子施加压力,并将我儿子作为人质扣留在派出所,逼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来签个字,炼功的事就算了结了。不然,我也走不了,回不了家。”我到派出所,“六一零” 的人早已坐到了会议室。

一个头头阴阳怪气的说:“我们约你到派出所来谈话,很难请呀!”我说:“在派出所谈,为什么不到我家或者我的单位谈?”他说:“我们为你考虑,到你单位或家对你影响都不好。”我说:“怕对我影响不好?光天化日之下,七、八个人冲到我家抄家、绑架,那样不怕影响不好啦?”对方哑口无言。我一字一顿的说:“把我弄到派出所来谈话,从法律上说叫‘传唤’,公安‘传唤’当事人,必须具备四个条件。请问:我违反了哪一条?请你们出示“传唤证书”!”那些人理屈词穷,一句话也没说,夹着包就走了。

时隔不久,我单位副书记打电话给我,说“六一零”要与我见面谈话,我同意了。但我跟他提出要求:时间只限于一个半小时。副书记也爽快答应我了。

见面那天,我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单位,给副书记讲真相: 揭露六一零的恶行,讲他们迫害我的情况,讲我修炼受益的事等等。副书记当即对我表态:“以后他们(指公安、“六一零”)再找你,你就叫他们找单位,你是有单位管理的人,不是社会无业游民,不通过单位,对你是一种歧视,对我们单位也是不尊重的。这话我来跟他们说。”

按约定时间,六一零的人没有到。副书记就打电话问,对方回答:出发了。又过了半小时,副书记又一次打电话催问。回答说:车队被堵在路上了。待他们来到时,预约的时间快到了。等他们落座时,我妻子给副书记打来电话,说家里有急事,要我马上回家。副书记对六一零的人说:“时间是你们定的,我们的人早就到了,一直在等你们。刚才他家里来电话,要他马上回家。”我起身要走,被一个人拉住了。副书记说:“让他走。他是我们单位通知来的,单位对他要负责任,说话要守信用。今后你们找他谈话,要通过我们单位,不要直接就弄到派出所去。”而我深知:这是师父在呵护我!

后来, 副书记拿着“四书”先后到我家里来两次,要我在上面签字,把这件事情了结掉。我说:“你都是知道的,法轮大法叫人修真、善、忍,大法弟子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没有错。这是江泽民和它的政治流氓集团搞的迫害,为什么要签字?!我不签。” 副书记说:“你不签,我们代你签行不行?”我说:“反正我不签,你们签那是你们的事, 谁签字,谁负责,我建议你们也不要签。”后来,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四、让上门的警察听真相、明真相

公安、“六一零”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要上门骚扰。二零一五年七月初,我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之后,警察上门问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我说:“你们问这个,我分开说:第一你们是违法的,我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作为你们基层人员没有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委托书,你们是没有这个权利问的;再说,控告人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我说你们是违法的;第二你们真要问我,我给你们说也无妨。”那个领头的自知理亏,就低调的说:“既然无妨,那就跟我们说吧?”我说:“既然你们叫我说,那我就要把话说完。”他们点头。

我说我在行使一个合法公民的正当权利。“有诉必理,有案必立。”是习、李新政推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因此,我控告江泽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一点儿非议。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是全国乃自全人类的一大冤案,还不控告他?!随后,我讲了我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所遭受到的迫害情况,大法洪传世界的情况等等真相。尽管中间遭到了干扰,但我不急不躁、耐心祥和、有理有据的话语,不得不使他们心服。他们问:“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说在我这个年龄上,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所谓政治运动。其实都是整人、杀人运动,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改,也叫打地主、分田地,那时我十岁出头了,记得很清楚,白天人还好好的,半夜就拉出去杀了,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紧接着就是“三反”、“五反”,后来就是“镇反”、“肃反”,一九五七年就是“反右”运动。白天搞运动,夜里就杀人,有的明杀,有的暗杀,那时我已经开始工作,记得更清楚;后来又搞了一次“甄别平反”,人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之后就是“四清”运动,紧接着就是“文革”十年浩劫,在座的你们年轻人连“文革”都没有赶上。一九八九年“六四”你们听说了,坦克大炮开進京城,血洗天安门。最残酷的就是江泽民搞的迫害法轮功。

一个最年轻的警察幽默的说:“老领导在给我们洗脑呀。”另一个警察说:“换听一种说法也好,有个比较。”我说:“对,兼听则明。我问你们,这样的杀人党不退出来干啥?”他们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等我还要催问时,那个领头的说:“不说了、不说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临出门时,他们拿出一张事先打印好了的纸要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我是为你们着想,签了对你们不好。因为这本身是迫害,我不签字,你们非要逼迫我签字,这就成了你们迫害我;你们迫害一个好人,你们不就犯罪了吗?叫你们犯罪,我于心不忍。虽然,退出中共党、团、队没有做成。我想他们也是明白真相了。以后,“诉江”的事再也没有找过我。

二零一六年“G20峰会”在中国召开,五、六月间,社区警察(已经做了“三退”)上门要采集我和老伴(同修)的血样。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建全民资料库用。我说有文件规定吗?他说是上面电话通知。我说上面是哪一级政府,是“六一零”?他不说话了。我就给他讲当年德国柏林墙哨兵亨里奇受审判的事件:讲“文革”结束后,跟“516”作恶的警察被拉到云南大山遭到枪杀的事件。这都是听上面的话招来的祸害。卸磨杀驴、找替罪羊等都是中共惯用的伎俩,执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果是什么,我给你讲了多少次,你应该明白了。你可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哟?为自己着想,为家里的亲人着想。他说:“我明白了,但我决定不了这事;我给你在上面斡旋,我做不了,你不要怪我。”我说:“你给我斡旋,我感谢你;但也是为你自己好。人心出一念,天地尽皆知。苍天会保佑你的。”他听了我的话,很高兴的走了。

今年年初以来,公安、“六一零”搞“敲门行动”,事先那个社区民警都会给我捎个信。我就根据来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讲真相,当好主角。大部份都做了“三退”。

修炼到了最后阶段。我深知,距离大法对我的要求相差还很远。我要坚定的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把自己溶入法中,淘净渣滓,把自己熔炼成真金、足金、24K金。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

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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