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凌源市四口之家的遭遇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走进辽宁省凌源市小城子乡肖杖子村,就会看到一处破败的门房,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和小榆树,屋内已出现多处塌陷,推开锈迹斑驳的铁门,在吱吱扭扭的开门声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小树林:院子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杂草和杂七杂八的比碗口还粗的榆树。

透过杂草和小树可以看到三间破败的主房,一口水井及散放的被野草和土半埋的小驴车等农具,整个院落显得分外的凄凉和萧瑟。这一切一切仿佛在向我们控诉着这个四口之家的悲惨遭遇。

家中的男主人公叫刘殿元,1938年出生,今年80岁,从1999年9月到现在,经历了七年冤狱、四年半的流离失所,2015年11月再次被绑架,在79岁的高龄被非法判刑十一年半,目前在冤狱中遭受着迫害,还有十年多的监狱生活等待着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女主人也被非法劳教三年,又被非法判刑四年……

一、得法修炼疾病消失

刘殿元年轻时很能干,人也聪明,当过干部、教师,后来又自学中医,在大队的诊所当大夫,还带过徒弟。1985年开始承包工程、搞建筑,钱有了,名出了。然而过度的劳累使刘殿元的身体越来越坏,患上坐骨神经痛、胃和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肝炎、神经衰弱等疾病。

他本身当过医生,又找沈阳第四医院的专家治疗,但都不见好转。后来,刘殿元的妻子和他离婚了,钱没了,家散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刘殿元心灰意冷,最后满脑子仇恨,满肚子怨气。1994年夏刘殿元和离异的带着两个孩子的刘玉芳结了婚。

1995年,刘殿元接触到了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打开了刘殿元淤积多年的心结,人为什么得病?造成人不幸的根源是什么?当人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修炼?书中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最高深的法理。刘殿元感到所有的人生困惑一下全都解开了,他决心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好人,扭转为私为己的观念,遇到矛盾找自己的过错,处处为别人着想,把多年的怨恨之心放下了,名利看淡了,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一切都顺其自然。

随着修炼,心性标准的不断提高,加上每天炼功,刘殿元一身的慢性病都好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亲朋好友看到他身心的巨大变化,无不赞叹法轮功的神奇功效。追名逐利了半辈子的刘殿元,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了幸福的滋味。

二、邪恶的打压、残酷的迫害

1999年7月,中共打压法轮功的运动开始了,到处是抹黑法轮功的宣传,到处在抓人。常言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法轮功给了刘殿元第二次生命,师父没要过他一分钱。做人得讲良心,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说违心的话。因为不说假话,不放弃炼功,刘殿元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1999年9月,刘殿元和姐姐正在家里看书,小城子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没有任何理由就抓走了刘殿元和年迈的姐姐,后刘殿元绝食才被放回家。

2000年6月14日,小城子派出所警察再次闯入刘殿元家里,只因为害怕刘殿元上北京,就将他抓走,非法拘留60天。

2001年7月31日,刘殿元被内蒙古宁城县公安局局长刘兴理伙同凌源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付艳玲和小城子派出所所长刘俊臣绑架。刘殿元被挟持到内蒙古宁城县公安局,当时有个宁城县国保警察对刘殿元说:“你是辽宁人,如果掏个七千八千的,我们就可以把你放了。”刘殿元说:“我家里没有钱。”

过了几天,警察又问:“你还炼吗?”刘殿元说:“炼。”警察说:“你要是不炼了,写‘三书’就可以放你回家。如果还继续炼就判刑。”刘殿元最终没有妥协,被冤判七年,后关押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第四监狱,那一年他65岁。

在监狱里,每天超负荷的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没有任何报酬。有一次,刘殿元因为和别人说话,被教导员常海义发现,当时打了他六个嘴巴子,并把刘殿元送到监狱的精神病院小号里关押了十个月。刘殿元没有精神病,却被逼迫每天吃不明药物,十多样药,每次一小把,一天吃两次,吃了三百多天。在小号里,逼着刘殿元看犯人上大挂,就是把人绑在死人床上成大字形,一绑就是十几天、二十几天,被绑的人全身都硌破了,无法上厕所,屋里充满了屎尿的恶臭味。

这七年间,刘殿元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等到刘殿元被释放时,家属把人接出来一看,根本认不出原来的模样,刘殿元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已不能直起腰来,虚弱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不住的咳嗽,吐出的是脓,后来开始咳血,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

回到家后,刘殿元坚持学法、炼功,很快从监狱迫害的阴影里走出来,身体也越来越好,两个月后,恢复正常,又能干农活了,大法又一次救了刘殿元的命。

2010年10月12日,凌源市国保大队队长陈志伙同兴源派出所又一次闯入家中绑架了刘殿元,由于身体检查不合格,被非法绑架12个小时后取保候审,后被凌源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法院去抓人时刘殿元走脱。

刘殿元(73岁)被迫流离失所,从此再也没能回家,家里的房子塌陷了,院子变成了树林,家里的土地荒芜,一百多棵果树无人采摘。而刘殿元老人却因为年纪大了无处打工,导致居无定所,生活非常困苦。

三、遭遇车祸,神奇康复

刘殿元虽然无辜遭受五次绑架,七年冤狱,四年半的流离失所,但他没有怨恨任何人,依然严格按大法真、善、忍做个好人。

2015年7月,刘殿元出了车祸,电动车被撞碎了,左腿小腿处骨折、腰部受伤,不能翻身,锁骨有裂痕,脊椎也受了伤。赶到的120医生和交警都说撞人的车主至少得赔偿刘殿元医药费等30万元。

当时的刘殿元因长期受迫害,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如果得到这笔钱,能解决许多生活困难。但是刘殿元没有要车主的赔偿,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中有这么一段:“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讹他点钱,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刘殿元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既不需要住医院,也不能讹人钱财,当即要求回家,出现一切后果与车主无关。车主感激的说,我真是碰到好人了,要不就真得倾家荡产了。

那时的刘殿元已经78岁了,大家都清楚,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是很难治愈的,可是刘殿元没有吃药、没有打针,每天坚持学法炼功,短短一个月就神奇的痊愈了,又能骑车了。

四、79岁被冤判11年半

不幸的事又发生了,灾难再次降临在70多岁的老人身上。2015年11月9日,在凌源亲属家里吃饭的刘殿元被建平县公安局伙同凌源市警察绑架,公安机关没有告诉家属刘殿元因何被抓捕,家属也没有收到拘留证和逮捕证,甚至家属都不知道刘殿元被绑去了哪里,后经多方打听才打听到被建平县公安局绑架到建平县看守所。

2016年4月7日,春寒料峭。一个头发花白,骨瘦如柴戴着手铐的耄耋老人由警察架着、蹒跚着走入辽宁省建平法院。他就是不幸再遭魔难的刘殿元。在建平县法院法庭上,刘殿元见到家人就哭着说:“警察造假,明明是在凌源亲属家抓的他,可因为没有抓他的证据非得说是在建平一个装满书和资料的房子里抓的……”

身体健壮、思维敏捷的老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记忆力减退,说了前句忘了后句。老人怕开庭时自己记不住,事先就写好了辩护词,可法院没有告诉他开庭时间,直到被提出来才知道是当天开庭,辩护词没有带出来。

刘殿元被建平县法院法官李岩一审判刑11年半,所谓的“罪名”是起诉江泽民和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老人当庭明确表示无论啥结果都要上诉,但家人无钱请律师,后来在法院和看守所的恐吓欺骗下错过了上诉期。近80岁的老人在身体极度衰弱,不符合任何收监条件的情况下,还是被送到辽宁沈阳第一监狱非法关押。

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现在家属也没有收到法院的判决书。2017年年初,家人去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探视刘殿元。现年80岁的老人身体非常衰弱,已经瘦得皮包骨,是被犯人用手推车推出来和女儿见面的。

五、女主人的遭遇

家中的女主人公叫刘玉芳,今年61岁,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出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从小就多种严重疾病缠身,如气管炎,肺炎、神经衰弱,失眠,因为肺老不好,最后找到了一个专治结核的老中医诊断为肺结核、骨结核。在那个年代,医学还没那么发达,结核病是不能根治的,只能靠药物维持。因为治病花钱,使得原本就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吃不象吃,穿不象穿,在学校也特别受气,同学们经常嘲笑她,使她从小心灵上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为家庭困难,念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为了生活,刘玉芳十四岁就到小队干活,挣工分,当时年龄小不知轻重,没日没夜的拼命干活,所以身体也是越来越不好。二十四岁那年,在砖厂打工上夜班,土塌方了,把左腿砸的多处骨折,因为是工伤,也没给大夫送红包,所以没治好,留下了后遗症,在家里待了四年,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刘玉芳很要强,不甘心命运安排,要与命运抗衡,于是学裁剪自己养活自己。

刘玉芳直到28岁那年才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在女儿四岁、儿子二岁时,丈夫有了外遇后办理了离婚手续。辛辛苦苦新盖的四间平顶房和所有财物都给了丈夫。此后刘玉芳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孤苦无依的生活,吃不上,穿不上,学费交不起,左邻右舍的嘲笑、被社会上的人歧视,就这样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了四年,农活都是父母和妹妹帮着干。

可是更不幸的遭遇又来了,父母在九三年先后离世,二妹又被丈夫打死,三妹也因此事承受不了打击,疯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于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刘玉芳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当时所处的境遇,无论是心灵上还是身体或生活上,都不是一般人能想象或承受的,如果不是看到两个尚小的孩子无人照顾,很多时候都想到了死,现在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亲人的离世,丈夫的背叛,生活的困苦,再加上两个孩子的负担,导致她心理极其的扭曲,她的精神崩溃了,经常去大树林子和没人的地方嚎啕大哭,哭诉老天爷的不公,仇恨、报复心理极其强烈,天天想着怎样害死那些伤害过她的人,下药毒死抛弃她的丈夫、支持丈夫离婚的大伯哥、不给二妹买棺材的婆家人,欺负嘲笑娘仨的亲亲友友……

1994年中旬,经人介绍刘玉芳与当地小城子乡的刘殿元结婚组建了新家。1995年夏天,经亲属介绍喜得大法,看见《转法轮》就感觉特别亲切、爱不释手。

得法初期,因为书念的少,不识字,丈夫就帮着识字,天天学,一年多的时间,把大法所有的书籍都认了下来。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精神也好了,怨恨的心也去除了。

2000年6月30日,刘玉芳因为不写不上北京上访的保证,被小城子派出所刘俊臣带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四十五天。

2001年7月31日,又被辽宁省凌源市国保大队队长付艳玲和小城子派出所所长刘俊臣绑架。当时刘玉芳不走,几个警察就强行把她抬上警车。这时刘殿元三儿媳站在警车前挡住警车不让把刘玉芳带走,所长刘俊臣下车拽开了刘殿元的三儿媳,开车就跑了。

刘玉芳被绑架到拘留所,过两天,派出所警察把她提到拘留所办公室,有一便衣警察说,不怕你不说,打不死你。又过两天被小城子派出所警察提出来送到凌源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付艳玲办公室,付艳玲和三四个警察讯问资料是哪来的,她说从大门口捡到的,不知道谁放的。中午也没吃饭,警察就问她想绝食呀,她回答说嗓子疼吃不下,警察说,你们炼功人不是没有病吗?她说,“你抓我不就是不让我炼吗,你让炼我马上就好”。随后他们就反复地问她资料是哪来的,还拿出电棍恐吓她。

刘玉芳回忆起当时的绑架、非法提审情节还记忆犹新:

到了晚上半夜他们轮班看着我,我也没吃饭,从早上一直站到半夜,当时太疲劳了我已经站不住了就找个凳子坐下来,这时指导员张树连不让坐,当我站起来时我的鼻子哗的一下流了不少血,他问我你平时有这病吗?我说,疲劳就流血。于是他让我坐下了,我太困了想睡觉,一闭眼警察就不让我睡。第二天又让我站着,我实在站不住了,又坐在凳子上了,警察还是不让坐,我于是只好坐在地上。这时另一科长进来了问我为啥坐在地上,我说他们不让坐,这位科长说坐在凳子上吧。只坐了一会功夫,又让我站起来了。这时已是第二天下午了,付艳玲说,别人都把你咬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我说,谁说的你找谁去,谁睡觉也不看着大门,我在大街拽过来一个人说是他的也不行呀,到了四点多快下班的时间了,最后还是逼问我,我说,你把我脑袋砸了也就这些了,就是不知道谁放门口的。说完这话不到五分钟,他们就把我送到拘留所。这时我已两天一宿没吃饭没睡觉了。

2001年10月1日,我就开始绝食,绝食第八天被警察注意到了。从绝食那天起我就开始给各个部门写信,我绝食的目的就是要求无罪释放我,并把警察抄走的大法书还给我,因为大法救了我的命,我当时写了有六、七封信,后来没有信纸,我就用卫生纸写。等绝食到第八天我已拿不动笔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动弹的力气也没有了,最后连想的力气都没有了。

拘留所所长孙连生发现后,问我为啥绝食,我已没力气回答了。第九天我被送到凌源市中医院做身体检查,在门诊时有一男士问我咋的了,我心想我得能说话呀,这时就能说出来话了,我说,我因学法轮功被非法抓到拘留所,两个多月了,现在正在收秋,我家的两个孩子没人管,我绝食抗议。那个男人说,现在这个共产党呀,共产党!

等做完心电图检查,大夫对拘留所的人说,现在让她跑她也跑不了了。那时已经在凌源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了,因绝食身体虚弱被放回家。

在家三个月后,再次被小城子派出所绑架。

六、在马三家遭迫害

2002年1月,快过年了刘玉芳在家里正淘米,准备压面蒸过年吃的豆包,被小城子派出所三名警察诱骗到凌源拘留所,然后非法劳教三年、送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她的女儿,女儿被非法拘留十多天后放回家。

十四岁的儿子,在凌源市读中学,放寒假回到家,回家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冷房冷屋空荡荡的,才知道妈妈和姐姐被抓了,可想而知一个14岁的孩子当时那种无依无靠的绝望心情是多么的无助,凄凉。

在马三家劳教所里的日子更让她痛心,刘玉芳女士诉述说:

到马三家劳教所,第一天就被10多个人强制转化,她们排成三个班,轮番上阵,都说不用学不用炼了的鬼话,到晚上她们要换班,然后我说:你们不学不炼了,说到高层次了,那不用睡觉也行了,可是我不行,我没修好呢,我还得学还得炼,困了还得睡觉,你要是不让我睡觉的话,咱们一个人一个人的靠,你们也别好几个人靠我一个人,然后她们就说,那你也睡觉吧。

接下来的迫害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我们一个宿舍里有个女同修姓杨,以前是理发的,有一次她两天没回宿舍了,第三天回来时,我都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早晨我看到她,发现她的腿、胳膊、手腕全都肿了,她说是被犯人吊起来了,吊了太长时间。说这话时她掉泪了,她说:“刘姨,我都承受不了了,都想死了。”听了这话,我的心揪起来的疼,我的心都碎了,这个女孩,才三十多岁,还没有成家呢,我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女儿一样,真心疼啊。过了两天,来了三、四个犹大(专门做转化的)晚上把我叫到大厅,对我说,不怕你不转化,把你吊起来,随后她们就想动手,我一下子就急了,大声的喊:“我比你们谁做的都好,看你们谁敢吊,看你们谁敢来,谁来?”他们一看我这架势,谁也不敢上前了。

刘玉芳在马三家被迫害的几次吐血,有出气没进气,喂水都咽不下去,叫名也不会答应。警察和狱医却叫她自费去外面的医院就医,可这时的卡里只剩下八角钱了,也就没有去医院,就这点钱还是16岁的女儿靠摊煎饼卖的钱呀。

2004年7月9日,在儿女的日思夜盼中,刘玉芳终于回到了家,但公安机关写的释放时间却是2004年6月24日。劳教所又非法多关押了半个月。

七、漫漫八百里的探夫路

2004年8月5日,刚回到家里还不到一个月的刘玉芳想去赤峰监狱看望刘殿元,因家境贫寒没有路费,就决定自己骑自行车去,邻居都劝她不让她去,路程太远,一个女人自己上路也太不安全了。可刘玉芳深知丈夫在监狱的艰难,三年未见非常牵挂,就自带着气管子,拿着干粮、水和仅有的十元钱骑自行车上路了。骑行十五个小时后才到赤峰,期间路过十三道大梁,四百多里的路程,到了之后狱警还是以不是接见日为由不让见,苦苦哀求未果,只好流着泪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对丈夫无限的牵挂再骑车往家返。

那是往返二十六道大梁,八百多里的路程啊!这个年近半百的妇人顶着八月初的烈日,在酷暑下骑行,饿了就边骑车边嚼干粮,渴了就胡乱的喝口水,不敢有片刻的休息!怕天黑的时候赶到荒郊野外,怕一旦休息就再也起不来。有多少次体力不支到了极限时都是咬着牙挺过来的!到了赤峰时头发和全身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汗水顺着被晒得通红的脸往下淌。从自行车上下来,腿几乎不会走路了。

漫漫八百里的探夫路啊!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妇人流了多少的汗水,流了多少心酸的眼泪!可警察的一句“不让见”就让她所有的辛苦和满心的希望付之东流。当地旅店的老板听说后同情她,本是十元的住宿费只收了六元,可她在卫生间的地上看到有五元钱,却告诉老板去捡,老板感叹不已。

二十多天后,刘玉芳手中没有钱,为了去看丈夫,她到山上采了几十斤山枣,跑到二十多里外的城里去卖,一共卖了六、七元钱(山枣二角钱一斤),带着这些钱,第二次骑自行车去了监狱看刘殿元。当刘殿元知道妻子是骑自行车来看他的时候,大声痛哭。同时,妻子也给了在狱中遭受迫害的他坚定了活下去的动力。

八、警察枉法,善良的好人再次遭受迫害

2010年10月12号,刘玉芳早上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突然闯入很多警察,在未出示任何搜查证和逮捕证的情况下非法把刘玉芳绑架到看守所。刘玉芳女士诉述说:

凌源检察院官员最后一次提审是一位男士和两位女士,我说我没有罪,修真、善、忍,对社会、国家、个人,都是百利无一害的,我不回答他们的提问,那位男士说:如果你不说,就抓你儿子。公安检察院刑讯逼供,在逼迫我好几天不睡觉的情况下加上威胁、恐吓的手段,得到我违心的假口供,法院则以莫须有的罪名冤判我4年。

在2011年的1月份,我看到了判决书,我的精神上,心理上和身体上一下子承受不了了,而且起诉书上写的与事实严重不符啊!2001年7月31日开始,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可是判决书上却写着:我从2001年10月份制作什么宣传品。

在法院开庭时,因为没钱请律师,是我儿子和女儿给做的辩护,可是在我儿子当庭问我在看守所有没有公安机关对你刑讯逼供,或者做不符合法律的事时,我只说在提审时有骂我,但是没敢说出检察院一男士恐吓威胁,要抓我儿子的事。就这最主要的事我没说,事后我很后悔,长期的抑郁下,加上多次的被恐吓、威胁造成我严重心脏病发作,心绞痛症状,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在2010年过年的那天晚上,差点就没有命了。在年夜晚上的12点多钟,看守所的干警把我从宿舍里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在看守所的日子我天天被心绞痛折磨的死去活来,医生不断送药,吃了也不管事,血压高,大夫都不敢让我知道,跟别人说高的不可想象。天天好一阵儿,赖一阵儿的,心口一疼,后背穿着前心疼,左胳膊没有劲,肚子胀,痛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哭,17、8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在两边坐着,我来回走疼得直哭,别人都说脸都不是正色,可怕。当时在极其痛苦的时候,家人又不在跟前,就是想吃一碗苞米面粥,都是办不到的事,在那煎熬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

2011年的6月份时,判决执行下来了,看守所才让我和孩子见了一面。我才把我的病情状况,严重的心绞痛,上医院的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孩子说了。孩子着急了,一次又一次的找看守所要求释放母亲,或者要求给治病,后来我听说孩子还被看守所所长兰桂林给打了。我儿子三岁时, 父母就离婚了,就失去了父爱,那样大的创伤,在幼小的孩子心灵里的痛是无法抹掉的。两个孩子是看到妈妈学大法身心受益,身体很多病通过学习大法后才变好了,才敢为妈妈说句公道话,才敢为蒙冤的妈妈去做无罪辩护,就这样小的孩子,试问兰桂林所长,身为公职人员,你怎么下的去手呢?!

2011年6月13日看守所干警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因长时间的心绞痛,身体极度虚弱,大夫说:这种情况得住院,干警对大夫说不能住院,大夫说那你们得签字。干警怕承担责任不敢签,让我自己签字,回到看守所时,给兰桂林所长看了我的诊断。第二日起早,看守所匆忙的把我送沈阳女子监狱,干警在路上时还对我说:到沈阳监狱时,你要说你没有病,欺骗监狱大夫说身体挺好的,在看守所什么病都没有,没有病……

2011年6月14日到监狱,到了监狱才是噩梦的开始,警察直接我把交给两个犯人、一个诈骗犯、一个12年重刑犯“看管”。那两个犯人,天天让我看污蔑大法师父、污蔑大法的书和光盘、电视,逼迫写转化的五书、一个字不准差的交给两个犯人。我所有的卷宗、判决书、家庭住址、电话号等都归这两个犯人管,这两个犯人拿着我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对我说:“在这里怎么转化你我说了算,你不转化就打你,打死也白打,你要是敢不听话,乱说,你家我都能找到,出去就整死你。”警察做白脸,犯人做黑脸。警察表面说:“转化不转化是自由,没人强迫,没人强行”。可是说完就走了,随后这两个犯人逼迫我罚站、5天5夜不让睡觉、打骂、坐小板凳、强迫看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光盘。其中一个犯人叫孟宪秋,重型诈骗犯,她穿个很硬的旅游鞋,使劲的往我肚子上乱踢,拳打脚踢,往我胸脯子、脸上打,边打边骂,污辱我,说非常非常难听的话。

当时我身体还很虚弱,肚子胀,腿肿,脚肿。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以前有很多大法弟子,都是这样被打死的,犯人都明说,打死白打死,没人管,告不出去。我的心一震,我做好人,没有错,她们是罪犯,我坚决不能让罪犯打死我,我要用法律保护自己,我要正当防卫,制止了犯人的行恶,犯人不再打我了。随后这两个犯人,白天黑夜轮班看着我,不让坐,面向墙罚站,到最后,我的肚子胀挺大,她两轮班上厕所,不让我去,不让洗漱,白天不让睡觉,打扫十多个监舍卫生,还得罚站,罚坐小板凳,到晚上还是面墙罚站,特别到了半夜12点以后,让我站着睡觉。到第三四天时,我心都累的糊涂了,实在承受不住了,暂时违心答应转化。就这样过两天,小队长领我到狱里验收时,我还是证实大法好,把小队长气坏了,科长也气得够呛,她们说,这等于是到领导面前给她们两个嘴巴子回来了。

后来听犯人说:这些都是狱警让干的,她们没有选择,因为这里太苦了,为了减刑早点回家,所以狱警让怎么干,她们就得怎么干,把你给转化了还得领导验收,她们不露面,验收时,小队长跟着,你千万别说是犯人做的转化,得说假话,说小队长、科长怎么怎么有耐心、有爱心、关心、感化的,是自愿发自内心的转化,还得说这么感谢,那么感谢的话,这样犯人才能多记功、记分,狱警才能多得奖励。

在2011年9月份,监狱开减刑大会,辽宁省很多公安厅领导干部,在台上讲话说:祖国没有忘记你们,上级的领导没有忘记你们,盼望你们回来,这话是面向四五千人说的,说的我心都凉透了,我想我什么时候能面对面向你们说说在监狱里的真实情况呢?象孟宪秋这样的人,欺上瞒下,充当打手,可笑的是这样的人减刑分最高,那时我下决心,我一定要活着出去,然后去揭开这里真实的情况。

又过了几天,小队长又把我送到孟宪秋跟前,接着迫害,强行转化,这次比上次还严重,罚站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迫害持续了50多天。有一次,省公安厅来了两个警官,一男一女,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凌源人,问我是不是五次拘留,我说两次拘留,第一次45天,在2000年6月30日,第二次是70天,在2011年7月31日,那个女警官跟男警官说其实这拘留都是违法的。

2013年,我有一次听广播播放在监狱有不服判的人,可以申诉,写成材料委托家人申诉,我听到之后,开始写申诉,写诉状,交给干警一份,让她们上交,正好家人来接见,把事交代给我两个儿女。我上超市买东西时,有钱不舍得买吃的,就买笔,信纸,可是监区狱警不讲理,把我的笔纸全部没收了,不让我写。我去找监区长要笔,信纸,她问干啥,我说写诉状,她说没人受理,又说委托你女儿,把你女儿也抓进来,说完就走了。回到监舍后,我给小队长、监区长各写一封信,说作为监狱长、说那样的恶语扎我的心,但是我还是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对于恶、用善来解决,完全为她人的角度、她的名利考虑。我向科长说:“那天你通过200多人场合说出让我难以承受的话,我完全可以反驳,做让你下不来台的事,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我考虑你这么大年龄了,多年的努力,提升到监区长的位置不容易,在监区这么多人,什么调皮的人都有,人人都怕您,我如果不给你面子,让你下不来台,那样很多人会解恨,对你以后管理也有一定影响,因为学法轮功,让我明白,别人怎么伤我的心,但我不能同样对待别人,师父告诉我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在什么环境下都要做个好人”。监区长看完信后对犯人说,这监区炼法轮功不管,只要好好干活就行了。

九、十六岁女孩撑起了家庭的脊梁

2002年1月,刘玉芳女儿和刘玉芳一起被小城子派出所三名警察抓到拘留所,害怕女儿因为父母被迫害去上访,所以女儿也被拘留了十多天才放回家,母亲被送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女儿今年33岁,当年母亲被绑架时,仅仅十六岁,正是花一般的年龄,许多孩子还依偎在父母的怀里撒娇,可这十六岁的女孩却辍学撑起了不该撑起的这个家的重担。

父母被绑架,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生活来源。十六岁的女孩被迫辍学,为养活自己和弟弟。村里的人经常看到这样一幕:

女孩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点着微弱的蜡烛(因大人不在家,房子也没人给接电)在冰冷的门房里摊煎饼,前身烟熏火燎,汗水从下颚滴答,身后刺骨寒风,棉衣披挂着白霜。不管严寒酷暑骑着自行车跑到二十多里外的集市去卖。经常再骑车到三十多里的凌源把钱给弟弟送去,供弟弟念书糊口;女孩还象成年人一样扶犁杖种地、耪地、收秋、赶小车,农活一样不落儿。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三年时间,没有路费,也没大人带着去,所以两个孩子一直没有去看望过妈妈,但女孩不但养活了自己和弟弟,还给妈妈存了六百元钱。

在大人都不在家,弟弟在上学的情况下,对于一个16的小女孩自己在家三年来的困难种种,期间的艰难、困苦和所受的委屈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用一句话说就是泪洒过往吧!

十、希望你选择善良,我依旧愿意原谅

刘玉芳的儿子,在14岁时父母就同时被迫害,家里就剩他和16岁的姐姐相依为命,瘦小的身体也承受了很多不应该是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苦难。下面是儿子的诉述:

2001年才14岁,那天父母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来了很多警察连拖带拽把父母强行都抓走了,当时我都吓傻了,哭着告诉警察不要抓我妈妈,可是没有人理我。父母被强行带走后,家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看着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一时竟傻傻的呆住不知道该干什么。

有好心的邻居告诉我们姐俩,你们赶快去派出所好好求求所长,让所长给家里留一个大人吧,不然你们吃什么啊?剩下两个孩子,一个还得上学,家里庄稼谁种?你们怎么生活啊?姐姐听了赶紧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赶了4公里的路来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根本不见,于是找了个警察求他把妈妈放回来,家里好有个做饭的,不至于饿着。结果警察说,你们吃上吃不上我们不管,要不你就把你家的书啥的告诉我们是谁的,都谁上你家去了,你说出来,说了就放你妈。我心里想:本来我家的东西都是私人物品,没有违法的东西,就是一些书啊,资料啊,这些并没有犯法,怎么能以这个抓人呢?况且谁家都有亲人,也有孩子,说谁谁就会被抓走,我知道这个痛苦,我怎么能为了自己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呢,所以,我跟警察说,没有人来我家,那东西是门口捡的,不知道谁放的。在派出所里短暂的看了妈妈一眼,妈妈被用手铐铐住双手,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看到这样子,瞬间眼泪夺眶而出,哭喊着叫着妈妈,随后警察就往外撵我,无奈,姐姐只好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哭着往家走,好几里的路,眼泪也流了好几里。

中午没吃饭,到了晚上,每天热闹的一家四口人,突然出现了一种可怕的空旷、宁静,每天四双碗筷,现在只剩了两双,姐弟俩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因为不知道哪句话就触动了那颗敏感的神经,眼泪会不由自主的流出来。

过了几天,突然大队书记找上门来,先是客气几句,问问谁做饭呢?家里谁帮忙照顾呢?后来才话入正题,原来是派出所找我想从我这里了解情况,这时我才明白了我刚开始的疑问,为什么现在大队书记才来找我?这么多天为什么没人管我吃没吃上饭?派出所为什么找我?原来啊,人家关心的根本不是我的生活问题,吃不吃上饭大队书记和派出所也根本不管,他们只是看我年纪小,想从我这里套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证据。看穿了之后,我也没有去指责他,认为他也是受人指使,也不容易,就客气的跟他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果然警察提都没提这些日子我们在吃什么,就说你想你母亲回家吗,你把你家都去啥人了,东西是谁的说出来就放了你妈妈,我说我真不知道,也没人来我家,我问警察我妈妈啥时候能回来,警察说没啥事,过几天就回来了,下午姐姐到家听说我在派出所,就骑着自行车又把我接回去了。

在家里,等来等去的,等来的却是父亲被判7年冤狱,母亲被非法劳教三年的消息,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大人领着,三年来一次都没有看过母亲,也没有听见过母亲的声音,只知道母亲在很远的地方。有一次,实在是思母心切,于是攒了点钱,心里想着这次一定要去沈阳看母亲,哪怕是找不到路,一点点问,我姐俩也要去看一次,想起来很是激动,因为已经两年没看到过母亲了,可是跟别的大人商量的时候,遭到一致的反对,理由就是我们没有出过门,根本找不到,还太危险,钱不够了,或者走丢了等等,没办法只好含泪打消了这个想了很久的念头。

2010年,我母亲再次被非法抓捕,这一次我写了很多材料去公安局,国保、检察院、法院为母亲申冤,期间遭受过很多冷漠,白眼,谩骂甚至是殴打,但是我认为我母亲没有错,为了母亲申冤,受再多的委屈都是值得的。

2010年夏,我母亲被非法关押在朝阳西大营子看守所,去了很多次都没有让见,这一次因为判决下来了,被非法判刑四年,在看守所见到了很久未见到的母亲,听母亲说她犯了心绞痛的毛病,疼起来满地打滚。我听了心里很难受,那天接见完天都快黑了,我们离家还有好几百里地的路程,正好又下起了大雨,等了一会雨小点了,我们姐俩互相搀扶着往山下走(因为看守所在山上),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泥泞的路上艰难的走着,不时有接送警察下班的大客从身边经过,满车的警察看到我们的路走的这么艰难,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体会到我们此刻的心情呢,我们的心情比这泥泞的路更要崎岖,难走啊。

第二天,由于担心母亲,我们又一次来到看守所,找到所长兰桂林,想让他带我母亲去看病,或者释放我母亲,我们自己带着母亲去看病,结果所长当时就急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并把我推出门外,让我滚,我不走,他又叫来三四个人把我往楼下拖,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虽然被别人拉开了,但是也掉了很多头发,他们一直把我推到大门口外,扔到地上,后来我报警求助,警察来了之后也就到看守所问了一些情况,对我做了笔录后也不了了之了。

那时的心情也气愤到了极点,经常脑子里冒出一些不好的念头,想着报复警察,或者报复那些给我们痛苦的人,后来想到我们的母亲要求我做好人,早就告诉我们按照真善忍去做,有些事该做,而有些事不该做,渐渐的才打消了这个不好的念头。

其实这些遭遇也只是说出来一点点而已,受过太多的委屈和不公太多太多了,即使遭遇这么多磨难,他们的孩子最后还是说了这段话:“我曾听过这样一句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我知道警察也有很多好人,很多事情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的。虽然我们遭受了这么多痛苦和迫害,但是我希望警察都选择善良,我依旧愿意原谅。”

这就是一个因不放弃信仰,被残酷迫害的真实故事,在中国大陆仅仅是冰山一角,更惨无人道的、罄竹难书的迫害案例还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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