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认罪:冰山下的邪恶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二日】“陕北千亿矿权案”主审法官王林清失踪几周后突然在“央视认罪”,称其举报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系自己所为,舆论大哗,称这是对司法极大的侮辱与讽刺,中共炮制“电视认罪”的违法行为再度被聚焦。

美国之音二月二十八日报导,“电视认罪”是中共宣称的“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承袭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让当事人在身陷囹圄、孤立无援、承受着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下,不得不屈服于当局的压力,做出违心的“悔过”。

设在亚洲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曾发布一百多页的英文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报告称,过去五年来中国媒体播出的四十五例电视认罪,认罪时他们都还没被审判,绝大多数甚至尚未被正式逮捕。

这些当事人说,认罪视频的拍摄被安排得事无巨细,好似在出演一幕精心排演的戏剧。拍摄前,他们往往被获准洗澡,换上指定服装,有些是囚服,有些是普通的衣服。然后,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一路送到拍摄现场。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他人事先写好,必须烂熟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要按照“导演”,即公安人员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面部表情、甚至配合“台词”适时地哽咽、抽泣。

如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一遍地重录。报告引述一位被迫拍摄这类视频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从白天录到晚上,整整七个小时,之后又被蒙上黑布,送回监牢。多名当事人说,他们是在获得免于酷刑、宽大处理的承诺下同意拍摄视频的,另有一些人在家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曾突然失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称,他于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关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五个多月里,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导演”的安排下,在摄像机镜头前强迫“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二零一六年二月在凤凰卫视播出。“他们让你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们不满意的话(内容),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念,‘悔过书’也是,我写出来,他们不满意,改完以后,签个名。”

英国私家侦探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妻子虞英曾在中国经营一家小型风险咨询公司。二零一三年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遭人举报腐败丑闻,韩飞龙受雇调查一名解雇员工是否是举报人。二零一四年八月,他和妻子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刑。二零一五年六月在英国外交部的施压下,他提前被释放,回到英国。

时隔三年,韩飞龙在记者会上再次讲述了他被当局抓捕、监禁、胁迫认罪到判刑的经过,“他们给我下药,把我锁在老虎凳上,又把我锁进一个金属笼子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将他们的摄像机对准我,将我按照警察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答案的情景录下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正式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投诉,指控中共中央电视台及其国际分支CGTN违反英国广播电视准则,并且与中共警察共谋制造强迫认罪的假新闻,严重侵犯人权,呼吁英国吊销央视的播出执照。

二零一五年“七零九案”中被抓捕的人权律师王宇说,当年十月的一个半夜,她被从睡梦中唤醒。两名预审员前来告诉她,她十六岁的儿子已在云南边境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经由缅甸逃亡美国。王宇说,当她看到儿子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场昏厥过去。她被告知,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儿子。当局承诺,这些视频不会对外公开。拍摄时也只使用了平时审讯用的电脑摄像头。直到获得自由后,王宇才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上了央视。

北京执业律师江天勇,曾参与爱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件维权行动,也因此在中国一直处于被监控、骚扰和威胁之中,也曾经被“电视认罪”。江天勇律师之妻金变玲称,他被迫电视认罪,肯定是在里面受到了严重的酷刑。

“电视认罪”冲击的是一个人所能坚守的道德信仰和原来的价值观,瓦解的是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下,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健康状况、寻求司法救助的权利得不到丝毫的保障,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采取的妥协之策。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警察可以打死白打。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八至十三年的重刑。清华大学电机系九五级博士生李义翔,一九九九年十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刑事拘留一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翔被绑在柱子上昼夜不停地被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迫害。李义翔在互联网上以真名公开声明退党之举,震动了中共高层,江泽民亲自命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清华大学党委全力配合,在清华大学蹲点的“六一零”的头目李岚清,伙同清华校党委副书记张再兴,亲自督阵,组成了公安、宗教、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二十多人的所谓“帮教队”,以酷刑、洗脑等卑鄙手段,炮制所谓的“转化典型”。

为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让李义翔的母亲陪住,把李义翔隔离软禁在二百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某实验基地)办学习转化班。二十几个人整月对李义翔施加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与外界隔离、酷刑、及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等招数,进行封闭性的长时间的精神摧残。在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李义翔被迫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经文字打手们精心的篡改、加工,出台了 “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成为一篇用来蒙蔽全中国人民的典型“假材料”,粉饰酷刑下的强制洗脑转化。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监狱后,被强行扒去衣服,强制穿囚服,强迫认罪、强制背监规、强制打报告词、强制干活。如不“转化”,不写揭批材料,就不准会见家属,甚至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山东省男子监狱长年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二零一四年九月份在监区区长李伟、副区长陈岩的指使下,十一监区强制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奴役,给法轮功学员上束缚带、捆绑在椅子上,并将法轮功学员的头用小绳系住、在后面挂上一个装满水的雪碧瓶、使人难以承受。

中共监狱酷刑示意图:“吊瓶”
中共监狱酷刑示意图:“吊瓶”

为了在山东寿光法轮功学员刘兴武出狱前将其转化,监区长李伟采取了各种高压手段。为了制止迫害、反迫害,刘兴武开始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李伟怕出问题,找刘兴武谈话骗他吃饭,表面冠冕堂皇,变着花样,又强制叫刘兴武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刘兴武不从,他们就找了打手吴勤涛、王家岩强制。二零一七年三月刘兴武又开始绝食,绝食到了第五天他们就给强行灌食,导致刘兴武胃大出血,流血不止,送到监狱医院治疗,吐血不止,又被送到警官医院抢救一个月才得以好转。

二零零八年黑龙江省友谊县法轮功学员林泽华遭邪党法院诬判七年,在佳木斯监狱被狱警唆使犯人殴打致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分监区长赖宝华还强迫他认罪,写悔罪书。林泽华的家人多次要求监狱给予诊疗和伤残鉴定,或放人回家自己治疗,所有要求均无结果。二零一三年,林泽华再以自身被迫害致残的详情,控告佳木斯监狱与检察院枉法掩盖真相,包庇罪犯。

福建闽西监狱对非法关押的数十位男法轮功学员多次实行 “三全转化”迫害,即 “全日制、全方位、全封闭”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殴打、洗脑,直至将人意志摧毁、逼迫在违心的情况下写保证书和“转化材料”,强迫“认罪”。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这些狱警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金五百元),竟然泯灭良知、公开执法犯法。一开始,他们什么都不讲,只把纸笔放在法轮功学员面前,然后用一副或两副手铐把整个人吊在窗户的铁栅栏上、双脚离地、身体悬空,直到达到目的为止。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吊昏死过去,也不放下来,过程中还动手打人。某狱警还说:“不写就走不出这个门。”

云南省女子劳教所,又名引晟学校,实质是一所法西斯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严管起来进行强行洗脑转化。上级恶党人员经常来参观视察,从外观上看绿草地、绿树、花园,给人以环境好的假相,实质上是整死人都无人知晓的地方。上司来参观从不上三楼,因为三楼关着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正在受着非人的折磨。有几间房门经常是用纸糊得严严的,那就是包夹房。被包夹的人常常是被几名犹大或警察一起围攻,用邪理歪说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来动摇被包夹者的意志,不让出门一步,一天到晚监控着,总之很多的不准都是要你放弃信仰写下保证,让人一条黑道走到底。她们也知道她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阴暗的,不能见光的,怕被外界人知道,走漏风声,连专管的警察的照片、姓名、职务都不敢贴在门口的那个框里边,而其它地方都有警察的照片、姓名、职务。

一位曾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说,狱医给病人打针除戴手套外,还要拿钳子夹着针头打静脉,通常是要扎几次,痛得心惊肉跳虚汗淌也不敢叫一声,用药单调,通常都是那几种杀伤力很大的消炎药,每人每月八元医药费。每人要被抽五毫升静脉血,连体质虚脱者也不放过,说是关心大家,给大家查病,可是没有人知道结果,也没有听说给谁查出什么病来,出狱后才知道是为摘取器官作准备的。

二十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数不胜数,据明慧网统计被迫害致死的就超过四千余人,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相比之下,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英国私家侦探等外籍人士回国后,还能在他们自由的国度中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披露真相,甚至起诉央视违法。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那种极端恶劣、极端无助的环境下,甚至连律师、家人都见不到,更不可能对外发声,他们精神上、肉体上所承受的折磨超乎想象。而他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顶住重重压力走过了十九年,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必然战胜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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