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是冰冷的数字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一位中科院医学专家称,西方国家可以5分钟之内迅速检测武汉肺炎,中国目前的检测时间、准确度差距很大,因此导致“无症状肺炎”大量存在的可能性,他指出中国科研投入不足。

疫情在美国突发后,短时间内数次更新检测技术,快速、便捷,人们在超市都可以进行检测,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这种大面积的快速排查,可以让没有染疫的人尽快工作,减少社会停摆带来的损失。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较强,那么,为何韩国等国家爆发疫情时也是如此,听取专家意见进行大规模检测并且迅速隔离病人,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社会并未停摆。

虽然中共极力宣扬“大国战疫”的成功,但实际上都明白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有识之士称,中共在抗疫中主要用的是“一刀切”的行政手段,虽然采取了“健康码”,但其实只能监视人去了什么地方,而不能识别人是否健康;而且全国的阴性阳性检测数量有限,所以至今不敢说抗疫胜利。

人民愿意牺牲?还是谁想“牺牲人民”?

面对公共卫生灾难,政府救灾、保护人民的生存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中共无意投入更大资金研发新的检测技术,也无意给更多的人进行免费检测,而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维稳、监控及铺天盖地的舆论战,煽动社会的反美情绪。面对全世界对中共隐瞒疫情的追责,中共开始把武汉肺炎(中共病毒)源于美国,在全社会散播,从小学生课堂到自媒体引导,以至央视点名谩骂。

近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刊文“中美若开战,人民愿牺牲到底”的言论,该媒体总编胡锡进甚至喊出,中国需要在极短时间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水平1000枚弹头。还称,“也许过不了多久”就需要“应对挑战”。

激进的好战言论一出即引起网友抨击。有人说:“人民”不包括我,我不能承受我和亲友遭受核辐射的损失!人民活着就不容易,还动不动就拿来牺牲。一些人享受特权的时候,从来没想到人民,当需要有人付出生命的时候就想到了人民。在这些人眼中,人民还是人吗?让我们的孩子在核弹头上写作业吗?中央办公厅副研究员吴稼祥痛斥“这样的报纸应该注销”。

以国家的名义让人民牺牲,听起来高尚大义,但又能欺骗谁呢?世界上凡是文明的国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人民,而非牺牲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12.5%,而当时的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死亡率高达45%。这些担任军官的人为何死亡率远超士兵呢?因为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子户不肯搬迁,导致英国军用机场无法修建,全国一片责骂。首相丘吉尔知道后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强拆了他的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战后的日本小学,伙食由政府提供,这已经成为制度,校长、老师和学生都吃一样的饭菜,但校长是第一个吃,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权,而是第一个试吃以免食物质量有问题,真有问题,第一个送医院的就是校长。

但是共产主义国家往往都不把人当人。斯大林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则是一个统计数字。”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共产党从来不会把百姓放在眼中,从来不会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漠视生命,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毛泽东:大家死,不如死一半

1956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开始了赶超英国、美国的计划,发起“大跃进”。农民不种粮,而是跑去炼钢铁、修水利,结果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

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高征缴粮食。有人担心会饿死人,毛泽东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大饥荒期间,面对饥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许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戴孝”。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极其不屑地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不准哪天就死!”

那些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的人,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仅安徽省一地,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而毛泽东也在1958年12月9日大放厥词,毛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中共“防疫”:只管控制 不管人命

在武汉肺炎中,中共各级政府的防疫文件都披露了一个共同点,暴露了中共“防疫”的重心是控制,而非救治。

例如,湖北省防疫指挥部2月19日的《督查日报》披露说,孝感市安陆市府城街解放社区“居民刘毅反映,其母亲患急性肾结石,需紧急送医院治疗,拨打96120电话,工作人员让他去找社区,社区要他去打96120,两边相互推诿”。

“安陆市府城街洪庙村居民反映,该村用铁丝网隔离后,6天以来,再无工作人员跟他们联系过,存在‘一隔了之’的现象”。

这样的情况汇报在武汉疫情高峰期极其常见。

下级工作人员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然而上级如何回应呢?

中共各级防疫指挥部都从未切实回应如何解决民众的生存难题,而都只强调加强“社会面管控”和“舆情管控”;例如“紧盯信访重点人员和重大利益受损群体”,“严防重点人员及重点利益群体在疫情防控期间聚集滋事”,“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进一步加大舆情管控,对涉疫不当言论、造谣传言人员坚决从快从重打击”。

湖北省公安厅在2月21日第30期、2月22日第31期的“疫情防控工作简报”中,披露了公安部门是中共“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力军、生力军”,其主要任务是“做好社会面稳控、重点部位安保”。

第31期简报在“网络舆情导控情况”部分提到,“共封堵删除各类敏感有害信息3295条,组织发布正面引导贴文20万余条;发现并查处谣言信息637起,批评教育628人。”

尽管第30期防控简报在“社情民意和风险预判”部分中提到,“当前以下问题较为突出:一是群众生活物资匮乏,部分居民家中罐装煤气用尽,婴儿奶粉、尿片短缺。二是群众出省返岗意愿愈发强烈,反映基层设置障碍无法办理通行证件,易引发不稳定因素。”

但公安厅显然是把民众遭受的这些苦难视为无需搭理的风险,因此公安厅全力以赴“战疫情、护稳定”的工作打算,具体包括:

“一是继续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
二是继续强化党政机关、医疗机构、集中收治点、援鄂人员驻地等重点部位安保;
三是继续强化网上巡查和重点人管控,密切关注造谣煽动、攻击抹黑、捣乱破坏等动向,严防现实危害。
四是深入研判涉稳风险,提前谋划应对疫情中后期可能发生的涉稳事件;
五是完善工作机制,汇集多方数据,建立研判模型;
六是深入细致开展流调工作,千方百计切断传染源;
七是督导各地做好外省支援警力后勤保障、工作安排等相关准备。
八是加快‘湖北省疫情防控车辆通行证信息管理平台’建设进度。”

细数湖北省公安厅的这八大任务可知,除了重点保护党政领导和医疗、集中隔离点的安全外,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就是一件事——控制包括染病和健康人群在内的所有民众。

但对于如何解决民众被封城封门后的生活、甚至生存困难,湖北省公安厅的防疫报告只字未提。

封锁真相、控制言论依然是中共防疫宣传工作唯一的中心。

5月8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宣称,中共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提前交出“中国答卷”,如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0.006%云云。

5月9日,身在北京的大陆原卫生高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0.006%的问题,该数字“真的无法接受”。

谎言成性的中共,继续在“假恶斗”的未路上狂奔,殊不知其面临的结局,早已被智者的洞见所圈定。

早在2018年5月,九评编辑部发表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书中写道:“今天的中共,正是世界的邪恶轴心,是全人类的敌人。如果世人不能猛醒,反制中共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共将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未曾想,仅仅在两年之后,这样的预言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中成为现实。

未来在哪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指出:“今日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中国人而言,背负重重血债的中共早已没有改良的可能。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去除共产党这个毒瘤,未来的中国才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对世界各国人民而言,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和礼义之邦。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成为世界文明的正常一员,其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丰富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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