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会】用法律反迫害（上）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一直到着手写此次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时，我才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走在了利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的正法修炼路上，而且已经很多年了。回首得法前后的生命历程，我似乎看懂了自己的生命剧本，并决心坚定的一直走下去，而且要越走越好。

我得法修炼了

我参加工作后，因为相对出色的文字水平，很快就被选中到办公室工作，而且迅速被提拔为团委书记。因为我先天能表达，加之后来又在自学法律中培养了思维与语言的逻辑性、严谨性，表达能力很快就在同事中得到了认可。此时的我，在同龄人中是前途最被看好的，我自己也很有自信。

一天，我无意中得知劳资科的李师傅在看《转法轮》，据说是修佛的书。基于多年中共邪党的灌输和自己的身份，我当时心里就下了结论：这是迷信，我得说服他。我从李师傅那里拿到了《转法轮》中的部分内容，只有九页纸，因为他每天要看《转法轮》，所以舍不得把书借给我，就用电脑给我打印了九页让我看，并告诉我：“如果看后想买，我可以帮你。”

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我快速阅读了这九页内容。那个本来想“破除迷信”的念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那个少年得志、眼高于顶的我，完全被这看似通俗易懂却深奥博大的法理折服了。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

得法前自学法律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小就对说话感兴趣，对讲道理有兴趣。上高中时，我考入了本市以文科著称的重点中学。考大学时，我考入了理工科大学，虽然成绩不错，但总是隐隐的感觉心有不甘，但又说不清到底为什么，更不知道如何解决。

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那个心有不甘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我不满足于自己所学的专业，我有其它的理想，比如做个律师。于是我在当地司法局报了名，买了书，开始自学法律。学完整个专业需要考过十四个科目，我每次报考两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考过了八科，而且几乎没用上辅导班，也从没挂过科。后来因为毕业就面临工作、成家，所以渐渐就淡忘了上学时的理想，把这事搁下了。

虽然我最终没能拿到法律专业的文凭，但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专业性的法律基础课，先后学习了《刑法》、《民法》、《法制史》和《大学语文》、《逻辑学》等课程。我对各类法律条文已比较容易理解，形成了一定的法律思维，在面对是非时，已经习惯于从法律方面去考虑。

法律反迫害初试

二零零八年，我地发生了一次较大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也是第一次聘请了维权律师为同修做辩护。在与律师打交道中，我逐渐体会到“法律”、“正义”这样的词，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如我从课本中看到的那样。同时，在长达一年多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还明白了“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常识。

我还看到，面对一个律师或懂法律的人，尤其是面对一个既懂法律而又一身正气的人，公、检、法那些参与迫害者的嚣张气焰都有所收敛。于是面对骚扰和迫害时，我在反迫害、讲真相中自然的溶入了法律成份。

有一次，好象是中共邪党的一个什么敏感日，厂长让我答应他下班后呆在家里，不要随便外出。我说：“在单位我应该服从厂规厂纪，服从领导；下了班，我应该遵守法律，跟您就没啥关系了吧？即使在工作时间，您的命令也应该符合厂规厂纪，我才应该听从吧？”他说：“那这事儿我就没权力管你了？”我笑着反问：“您说呢？”他无奈的挥挥手，让我走了。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他们因为怀疑我在网上讲真相，将我非法关押在本单位保卫室，同时抄走了我的电脑主机。过程中，公司洗脑班头目、公司“610办公室”主任以及我也搞不太清楚的人，一拨儿一拨儿的来，恐吓我，所谓的“转化”我，都被我一一击破，同时给他们一一讲了大法真相。

半夜的时候，来了一个高个子黑脸的人，不报身份。他认真听我讲了很长时间，然后站起身说：“我走后，不管谁来，你就这样说。”在轮换看管我的警察中，一个刘姓警察被我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表示要转行，不再当警察了；另一名许姓警察听了真相后，表示对自己所执行任务的正义性产生了怀疑，觉的应该保护我。

次日下午两点多，我当着许姓警察和另一名警察的面严肃表示：“你们对我的传唤是从昨天下午三点开始的，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满二十四小时了，而传唤最长是不允许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在剩下的半个多小时里，如果你们不能证明我违法，我就要告你们违法了！”许姓警察马上到门口打电话请示，我听到他大声说：“到底怎么办呀？人家是个懂法律的，马上到时间了！”十多分钟后，我被释放回家。单位保卫科长一边为我鸣不平，一边表示要抱着电脑主机给我送家去。

二零零八年底，我从外地出差一回来，就被从车间调到了科室（迫害后，我被撤掉了团委书记的职务，到车间做了技术人员，后几经辗转）。我刚到科室报到，就被告知降了一级工资。我问劳资科：“为什么？”负责人员告诉我：“相同岗位的科室人员，要比车间人员低一岗。”我说了声“明白了”，然后转身進了新来的李厂长办公室。

厂长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李厂长，我犯了什么错误吗？”他吃了一惊：“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既然没犯错误，为什么给我降了一级工资？”他笑了：“噢，是我想的不周到。你不但没犯错误，把你调到科室来，是想重用你！但是你情况特殊，只能用你的能力，但不能提拔你，因为上边有规定，不让提拔炼法轮功的。”我说：“有什么规定、文件？我可以看看吗？”他边摇头边笑着说：“没有，再说有也不能给你看啊。”我问他：“平时连植树节栽个树都要发红头文件，现在选人、用人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没文件呢？这不是不讲法、不讲理嘛？”他笑着反问了我一句：“共产党啥时候讲过理？”

我从李厂长办公室出来没几步，迎面碰上了行色匆匆的劳资科长，他急忙叫住我：“你因为工资的事找李厂长了？”我点点头：“是啊。”他说：“刚才李厂长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了，给你涨上去了，你就放心吧！”

二零零九年秋的一天下班后，车间苗主任一反常态的非要请我吃饭，我没有答应。当晚八点多，苗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单位。我到了单位才知道，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盯梢了。他还告诉我，屋外楼道里就是单位的保卫人员，别冲动。当时车间支部的陈书记也在，我干脆把心一放，和他们聊开了天。

我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很想了解我的历史，了解我炼法轮功的情况，只是平时不好意思问这事儿。今天我详详细细的说一遍，也算加深对我的了解吧。”于是我从开始工作，得法，一直聊到被迫害。我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修炼大法后我发生了什么变化；讲了这场迫害的荒唐、邪恶与违法；讲了与以往的历次运动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期间，他们边听边点头。

最后，他们都听明白了。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二位既是领导，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但是善恶有报，不讲亲疏。”我指了指墙上的石英钟：“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是第二天了，那就形成了你们非法拘禁的违法事实。这么多年，我为了工作，加班无数，我不在乎这个把钟头，你们看着办！”苗主任不知可否，瞅了一眼旁边的陈书记。陈书记稍一犹豫，手一挥：“走，哥送你回家！”

第二天下班后，厂里的马书记将苗、陈和我一起叫到一个大会议室，会议室内还有厂办公室和保卫科的几个人。马书记问我：“明后天是双休日，想让你上班行不行？”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她说：“我可以派人代替你去看望父母。”我笑了笑，然后严肃的说：“我父母想看的是我，别人去算怎么回事？再说，你作为企业领导，知法犯法，非法拘禁员工，谁给你的权利？”她当时有点下不来台，耍赖式的说了几句硬话，但最终还是让我回家了。只是我回家看父母的时候，全程都有单位的车尾随监视。

二零一零年的一个星期五，快下班的时候，负责生产的周姓厂长告诉我：“周六周日加班。”我随口问了一句：“为啥？工作任务都完成了呀。”他有点不高兴：“甭问为啥，这是我的命令，又不是不给你加班费！”此时我意识到，单位这样做是便于对我的非法监控。于是我一脸严肃的告诉他：“按照《劳动法》，想让我加班，单位不但要给我加班费，而且需要和我商量。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不同意。现在我就明确表态，我不同意。”然后转身离开。

当晚，我发现楼下有一辆黑色桑塔纳车，车头正对着我家所在的楼门口，车牌是我单位的。我略一思考，就拿了一些水果下楼。来到车前我敲了敲车窗，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都是我很熟悉的同事。他们说：“是上边让来的，我也不愿意。”我把水果递進去，表示我没有怪他们，但我也严肃的告诉他们：“我虽然不怪你们，但是你们也违法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你们应该知道，虽然是上边的命令，可这个命令已经超出了你们的岗位职责，你们既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义务。”他们告诉我是单位新来的王书记安排的，所以来的人都是党员。此前我已听说，这个王书记是原公司组织部的副部长，人很厉害，很多人怕他。

次日一早，我就到了这位王书记的办公室。简单自我介绍后，我开门见山的说：“王书记，你违法了。”他有些吃惊，用眼神投来疑问。我继续说：“你作为企业领导，有责任向员工普法、宣传法律。而你现在却在带头违法，利用公司的资源去做违法的事。你监视我，是违法的，同时你擅自动用公司的车、人，也是在滥用企业资源，在损害企业利益。”他耐心听我说完，并未生气，最后叹了口气，说：“你说的我都知道，我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我也很无奈，要不你去告我吧……”

后来我有机会再次见到营救同修的维权律师，和他讲了以上这几件事，他夸奖我说：“你已经能把他们打穿了。”

为自己辩护

二零一四年，恶人以在我家中发现真相币为由把我抓走，并关進了看守所。在派出所期间，公司洗脑班头目带人想“转化”我，我告诉他：“公安部有文件，专门统计了所谓‘邪教’名单，十四个，根本没有法轮功。所以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系的事，都不能跟‘邪教’联系上，更不触犯法律。”那个跟班的本来要强行说两句，结果那个洗脑班头目摆摆手：“算了，别说了。”然后连手上的文件夹都没打开，就走了。

在看守所，面对警察非法提审中的每个问题，我都会问：“请问我涉嫌的罪名是什么？你们问的问题与这个罪名有关吗？为什么有关？如果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封住了他们几乎所有的问话。后来，他们因为从我嘴里套不出什么，连分局的副局长都来了。因为我应对他们越来越轻松，竟跟他们开起了玩笑：“这案子不是那个Y所长管吗？他怎么不来了？”一直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副局长气呼呼的说：“与本案无关，我们也不回答你！”弄的警察都跟着笑了。后来我知道，是因为本地同修大力揭露迫害，那个主管迫害的Y所长不管了。

当时的看守所，普遍存在强迫在押人员非法劳动的问题，我们那里是搓棉签和吹气球。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所以一直不干活儿。后来管号的人跟我说：“你也随便弄几个，也不给你定数儿，你还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儿，我们愿意听你说话。要不，你一个人儿在后头，警察在监控里看着就咱这屋儿特殊，老盯着咱。”我一想也行，同时自己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我一边搓棉签，一边用笔在只有火柴梗粗细的棉签上工工整整的写上“法轮大法好”，笔画很细，但清清楚楚，而且是正体字。旁边的人看了纷纷叫好，而且很多人凑热闹也跟着写。

一天，突然其它号的一个警察来敲门，隔着栅栏边喊边往里看：“这里谁是炼法轮功的？”我随口问他：“有事吗？”他又问：“你有笔吗？”我说：“有啊。”他突然脸色一沉，怒斥道：“别乱写啊，老板生气了！”我一下没反应过来，他又说：“别往棉签上乱写！”我明白了，马上告诉他：“咱先说明白，谁的老板？我们在工作、在赚钱吗？看守所强迫在押人员劳动是违法的，你们从中拿了钱，那只是你们的老板！”我刚说到这儿，那警察已经没影儿了。

非法开庭之前，妻子写信告诉我，请无罪辩护律师有困难，让我做好准备自己辩护。我当时的心情几乎没有任何波动，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要为自己辩护的。于是，我针对《起诉书》中的种种荒唐之词一一予以驳斥，同时，我从邪恶用以诬陷的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上，逐条分析，予以揭穿：法轮功教人真、善、忍，没有任何宗教形式，既不邪，也非教；法轮功没有组织，更没有上下级，没人能利用我，我也不能、更不会利用谁；我只是个普通公民，根本没有能力破坏法律实施。我信仰真、善、忍，连破坏法律实施的想法也没有；如果说我破坏了法律，那就要具体说明哪条法律被我破坏了？破坏到什么成度了？

单单就罪名的构成，就可以看到中共邪党用以迫害的借口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漏洞百出。当时我虽然不能写的更全面，但已经能让自己充满自信，对邪恶的法庭没有丝毫的畏惧感。

非法开庭那天，我带着写好的辩护词往外走，看守所值班的警察头头不让，我就告诉他：“你不让我带辩护词，就是剥夺我辩护的权力，那我就不去了。”他只能放行了。

当庭，我不太了解开庭程序，也不知道公诉人和法官会耍什么花招儿，但我知道，他们说什么我都要想一下，不要糊里糊涂的配合邪恶。当时公诉人问我：“你家里带字的钱哪儿来的？”我答：“我有工作，钱当然是挣来的。”她又问：“干什么用的？”我反问她：“钱就是货币，还能干什么用？别人家的钱干什么用，我就干什么用。”她有点生气：“请正面回答我！”我说：“我已经回答完了。”

宣读辩护词期间，我感觉自己铿锵有力，因为那每一句都发自我的内心，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念着念着，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种忘我的状态，感觉全宇宙的众生都在听我宣告。法官示意我坐下，我说：“我愿意站着念，因为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外面的同修在诉江，所以虽然当时的辩护词上没写，我也当庭表示，我要起诉迫害法轮大法的元凶——江泽民！

非法判决下达后，我很快写了上诉状，要求驻所检察官帮我转交法院。可是那天当值的驻所检察官喝的醉醺醺的，不但不管，还站在监室门前质问我：“谁让你炼法轮功的？”我正告他：“正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所以我无罪！”我还想往下说，他转身离开了我的视野。这时看守所的一个科长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把经过说了一下，发现他在往旁边看，我知道一定是那个检察官就在旁边躲着，于是我故意大声说：“作为驻所检察官，值班期间酗酒，不作为，渎职。他要不接下这个上诉书，我下次就在诉状上再填一个名字，就是他！”那个科长赶紧把我的上诉书接过去，说：“我给他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看守所还有另一名检察官。在我离开看守所之前，有一天他主动找到我，问我：“有啥想法？”我简单告诉他：“判我一天也不行。”他无奈的说，“可是已经判了呀。”我说：“不管法院判多少，我的态度永远不变！”他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他用右手指胸口告诉我：“我们知道你们是无罪的，但不敢直接放了你，否则我这身衣服就得脱了。但又不想听上边的多判你，所以就拖了这么长时间。”我有些感动：“你是第一个敢穿着制服当面说法轮功无罪的，我希望记住你的名字，能告诉我吗？”我本以为他会犹豫，谁知他竟脱口而出。我知道他说的名字真的，因为此前我已经知道了。我转身進了监室，里边二十多个在押人员纷纷用眼神和手势向我表示敬佩，因为他们见证了刚才的一切。

刚到监狱，一下车，他们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直接把我带到了一间满屋子都是警察的会议室，大约有二十人。他们都围坐在一个椭圆形的大会议桌旁边，只有我一个人站着。不知是谁先问了一句：“因为啥進来的？”我说：“法轮功。”这时一个秃头一边用笔敲着桌子，一边说：“多可惜，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家庭，非得干这个。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事后我知道，这个被叫做“李秃子”的警察就是专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教育科副科长。我说：“如果不抓我，我在单位是个好员工，在家里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这不是我造成的，连警察都知道我没犯罪。”他们一听，觉的新鲜，就让我讲。

我给他们讲了我在单位和在看守所遇到的警察、检察官明真相的故事。还没讲完，那个秃头警察把桌子“啪”的一拍：“别说了，这是谁给谁做工作呢？！你说这不是你造成的，那是谁造成的？”我说：“是共产党。”说完，我觉的自己的声音有点小，而且眼睛躲开了对方的视线，似乎有点潜在的恐惧。恰好这时他又喊了一声：“你敢再说一遍，谁造成的？”这次我底气十足的喊了一句：“是共产党！”而且我腰杆挺直，表情严肃，直直的正视着他的眼睛。我本以为接下来是一顿乱打或酷刑，谁知他竟象泄了气的皮球，蔫儿了。

在监狱里，我拒绝干活儿，也不背监规，就是找各种机会和犯人聊天，讲真相。慢慢的，我感觉很多人都绕着我走，或者我主动打招呼，对方也不理我。正在我不知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我：“不是我们不想跟你说话，是高教儿不让。”我知道，高教儿就是每天戴着钢盔、阴沉着脸在厂房里乱转的那个警察，是这个监区的教导员。

第二天，我发现他的时候，就主动朝他走过去。我说：“高教儿，你好！”他问：“你有事儿？”我说：“我跟别人说话犯法吗？”他说：“谁说你说话犯法了？”我接着说：“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和我说话？如果是我违法或存在问题，你应该找我呀，为什么警告别人呢？”他有点慌，说：“我没说。”说着就要走，我向前跟了两步说：“高教儿，我想跟你谈谈法律……”话没说完，他就一边快步离开，一边大声说：“你别跟我讲法律，你别跟我讲法律……”

（待续）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