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警对我的野蛮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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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3年10月14日】再后来我就完全失去了知觉。什么时候被放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只隐隐感觉有人在按嘴唇,进而知道被推按胸口、摇动臂膀,有人说:“注意哟,一两个人弄进来,死了没人知道无所谓,这次送进来十多个,人多封不住嘴。”我用力都睁不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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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8日,我在县里发真相资料,被警车拦截,六个警察绑架我们三个女大法弟子,当时一位大法弟子就挨了五、六个耳光。我们被非法关押到某拘留所,恶警对我进行非法搜身。随身带的牙刷、毛巾等都被收了去,随后把我们推到牢房里。牢房又黑又脏,谷草扎的草垫子烂成了网。厕所在同一间屋里,因无自来水冲洗,臭气熏天,蛆在地上、墙上、鞋子上爬来爬去。没有开水、冷水供应。

进去的第二天我开始绝食。警察有时到牢房门前问一下“吃饭没有?不吃,饿死,20斤汽油烧了就是,我们不负一点责任。”第七天叫我搬牢房,所长高某某认为我动作慢,抓着我膀子提起来甩在地上,踢我腰、臀部几脚,抽起帚把打了我二十多下,我默念大法,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经常审讯我的警察姚某,40多岁的北方人,高个子,脾气暴躁,每次审讯都要打脸、打嘴巴。

我绝食到第十二天,二十多个警察七嘴八舌一起来抓我,有的说:“弄来枪毙”,有的说:“捆来吊起。”……恶警用尼龙绳把我手、脚、腰捆在椅子上,再一齐绑在树上给我强行输液。我一个绝食十二天全身无力的老年妇女,却动用二十多人来对付,而放着许多大案、要案不抓不管,民众怨声载道这就不足为怪了。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

2001年7月13日,恶警给我锁上手铐劫持到某女子劳教所。一进去就被搜身、剪发,一丝不挂地站在坝子里晒了一个多小时的太阳才让穿衣服。后来,我被分在七中队。劳教所共十个中队,平均每个中队约150——200人。每天除做药盒子、拈猪毛外,还要看炮制的谎言“录相”,被迫看他们捏造的资料,开“揭批会”等。我看到许多大法弟子为了证实法,拒绝“转化”,高呼“法轮大法好!”酷刑并没有吓倒她们。我目睹二十多岁的一位大法弟子高呼“法轮大法好”,被恶警干事张某把扫屎的扫帚塞进她的嘴里。有的被罚整天在太阳下站或蹲着曝晒;被罚手腕锁铐双手抱树(据近期回来的同修讲,现在已使用更凶残的反剪手抱树)。

以上刑罚除吃饭外均不准解大小便,有的屎尿解在裤子里流到地上,还要脱下她本人的干净衣服擦干净地板;还有的站得脚肿胀、积脓水、肉皮裂开流出血水。

我于2002年3月6日放出来,又继续汇入证实大法的洪流之中。

2002年9月6日晚12点,Z市四部警车十多个警察袭击了我们住处,抄了我们的资料点,包括衣物、床上用品一律收光。我们只穿着短裤、拖鞋被带上手铐绑架到分局,警察怕大法弟子喊叫,把男同修的背心脱下一个塞嘴。男同修被拳打脚踢,几次昏厥。第二天清晨五点多钟,恶警将我们劫到某看守所。由于不配合迫害,进门不喊报告,男同修又遭毒打,一位同修被打昏死。我们女同修再不能沉默了,为了抑制邪恶,我们高喊:“警察不能打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黑矮个子警察非常恶毒的说:“我打过你们七十多人,我还没报应呢!”

9月8日上午,我看到五个警察把一个姓岑的同修抬上死人床(一种施用酷刑的钢丝床),我就高喊:“警察不能打人!”三十多岁姓曾的女警察跑到牢房里猛掴我耳光十几下,把我的拖鞋塞进我嘴里,几个警察抓着我的手反背起来,将我拖到院子里踢打。拖回牢房时,我腰直不起、腿站不起了,牢房里其他犯人见状都淌出了眼泪。受伤这么严重,下午又被非法提审。审讯时间拖了很长,没给我留饭,我也就没吃。第二天,一个警察嘻皮笑脸地故意问我:“你吃不吃饭?”我说:“只要不打我们,不捆我们,善待我们我就吃,否则我就不吃。”他说:“不吃也得叫你吃。”几个警察过来,按住我的手脚、捏着我的鼻子,用尖嘴钳撬开牙齿,用小铁瓢灌我辣椒水煮的稀饭,实在要吸气时才吞了一下,又咸又辣,难受极了!一大碗稀饭吐了一小半,逼着灌下一大半。后来的几天里舌头、嘴都麻木无味,牙齿松动,喝水都疼得要命,张嘴困难、浑身无力、腹泻。常人说“兔子逼急了要咬人”,然而我们大法弟子心中有师父的大法,没有一丝恶念,始终坚持以善待人。

9月12日,恶警把我从牢房里揪出来,铐上手铐,戴上黑色头套,甩进车里。车子大约开了十多分钟,他们把我拉下车,又走了好一段路进了门才把头套拉下来。我看出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大法弟子设的秘密审讯处。他们要我说,资料是谁人做的?资金从哪里来?谁在指挥?纸从什么地方买?我一一回答不知道。他们就用细的尼龙绳反背绑着手往上吊起来,脚底离地。将我吊了一个多钟头后,我开始手脚发胀,随之麻木失去知觉;从头发根、眉毛里涌出的汗水汇至指头,大颗大颗的往地板上滴,滴湿了一大滩,后来,我牙关咬得咕咕响,提气都很困难……再后来就完全失去了知觉。什么时候被放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只隐隐感觉有人在按嘴唇,进而知道被推按胸口、摇动臂膀,有人说:“注意哟,一两个人弄进来,死了没人知道无所谓,这次送进来十多个,人多封不住嘴。”我用力都睁不开眼睛。

待我清醒过来后,恶警又威胁说:“你再不说,还要吊高点、吊紧点。”他们边审边骂,我就边讲真相边劝善,一直审、一直讲,直到晚上八点钟,才将我拉回看守所。

2003年元月16日下午两点钟,说释放我们三人,我们信以为真,把衣服、被子送给了狱中犯人。当我向他们索要被寄存的手表(灰色男式自动手表,售价310元)时,一个40多岁矮个子国脸警察接过我的手表存放收据。转背间他就不认账,从而侵吞了我的手表。

说是释放我们,我们三人却被四男二女六个警察押解着上了火车,那个矮个子警察口头宣布判我们三人劳教,说我是两年。我当即说:“你们为什么不在法院里判?还要欺骗我们说释放,又偷偷摸摸在火车上来口头宣判,这是卑鄙行为。送我去也不算数,不会收。”我盖上被子,立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大法弟子不该承受的不承受,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恶警们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才算,劳教不是目的,向人讲真相、救度众生才是目的,……”这样发正念、背师父经文交替进行,一直坚持至第二天到达劳教所。量血压、作心电图,医生问:“你得过高血压、心脏病吗?”我一下悟到是师父在帮我了。劳教所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不收我。六个警察分三个看管我们,三个进去游说了两个钟头,妄图开后门把我送进去,结果扫兴而归。返回时,他们报复不给我饭吃,不准大小便,一路上谩骂我,还要给我戴手铐。我又讲真相,并语重心长地说:“我都跟你们爹妈一般大,做事不要太绝,给自己留点后路吧……”

第二天到了Z市局、又到某分局、再拉到邻县Y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

想想看,对我这个瘦弱的农民出身的老年妇女,尚且不放过,还如此的大动干戈,更何况迫害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动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对付我们这样一群道德高尚的行善之人值得吗?这么大面积、大规模的镇压在中国是一般人说了算的吗?是一般人能调动的吗?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我只能从表面现象来推理,除此之外,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文件根据或者谈话记录呢?据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指示:一旦指示传达完毕立即销毁。中国有句俗语:“麻雀飞过都要留声响”。天理昭昭,江××恶行必遭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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