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干部自述几年来在看守所和洗脑班遭受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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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3年10月4日】我今年65岁,是退休的国家干部。在没有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多种疾病:慢性结肠炎(83年就曾住院治疗)、心脏病、三少(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子宫肌瘤、失眠、眼睛飞蚊等十几种病症,特别是慢性结肠炎和颈、腰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我吃不好、睡不好。看了不少的医生,吃了不知多少药总不见好,真是生不如死。就在这难熬的时刻,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93年3月25日我参加了师父两个小时的讲座。接着29日参加了师父的十天面授班。十天下来,就感到一身轻,神奇的功法使我从此告别了十多年的病魔,再也没进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粒药。不但我如此,我老伴也如此(也是修炼者)。十年来,我俩为国家节约了一笔可观的医疗费用,同时使自己真正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

这么好的功法,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欢迎。但是1999年作为国家主席的江××出于个人妒嫉,竞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迫害,它“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叫嚣把上亿修炼的群众推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法轮功修炼群众开始全面的迫害:抓、打、抄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送精神病院。我是受到迫害的一员,我多次被抓,侄儿被活活打死。

1999年7.20的下午,六个自称是公安分局的警察闯进我家,把我强行带到分局一科受审,8个多小时后,在我老伴强烈要求下才放回家。7月21日,我去省委找领导说理,领导不接见,也不理,反而强行把我送到我住地的派出所,非法关押审理了二天二夜。由于我没交大法书籍,24日,街办事处、居委会、派出所来了11人到我家抄家,搞得翻天覆地,什么都未搜到就灰溜溜走了。还要我每天早、晚去派出所“汇报思想”。当然我不会配合,他们又派人来监视我的行动,又经常打电话来干扰我们,把我的身份证非法扣押到分局至今未还。

1999年12月21日,我去北京上访。在火车站,恶警把我绑架,关在火车站所在地派出所,与打架、小偷等犯罪人员关在一起。铁笼子只有5个平方米,非法关押了七个人,里面还有粪坑,臭气熏天,别说不能坐,连站着都挤在一起。23日早二点多钟,又把我送到市第一女子看守所,里面关押着吸毒、贩毒、卖淫的犯罪人员。恶警利用这些犯人来管我们这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还强迫我们与她们同床合被睡觉,又同厕所,而这些犯人中有不少是得了性病的。每天早上要我们与其他犯人一样做体操,我们自己炼法轮功,恶警就把我们从队列中拖出来,罚站12个小时,还用冷水灌脚。

12月25日晚6点钟,恶警叫犯人把我们17名大法弟子拖到露天广场上,把我们衣服、鞋子脱光,只留内衣内裤,三九寒天,把我们手脚绑起来强压我们坐在水泥地上,还要我们不断地移动位置。刘益萍、安基运、宋景秀等把内裤都磨破了,有的冻得全身发抖。到晚上10点多钟,才让回房间,洗的是冷水。第二天又强迫搞超负荷的劳动,从早上8点开始劳动,一直到晚上9点,甚至于11点,每天要劳动13-15个小时。有位叫邓春燕的大法弟子不穿看守所的衣服,恶警叫女犯人强制剥光邓的衣服,从一楼拖上五楼,往死里打她,非要她穿上所里的衣服不可。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强行交300元的所谓伙食费,而吃的是猪狗都不愿吃的伙食。

2000年元月份,我们找了一家能容纳100多人的宾馆开了一次法会。事后被恶警知道了,罚了宾馆3万多元,又把宾馆的经理抓走(经理也是大法修炼者)。然后又要抓组织者,迫使我在外流离失所四个多月。由于我在外地与外地大法弟子接触多了,被那里恶警发现。我在那里也呆不住了,临走那一天,车站码头到处布满要抓我的恶警,因此迫使我临时改变路线,有家不能归。

同年10月5日,我们一行20多人买了上京火车票,结果未上火车,在车站,被恶警以查身份证为名又把我们其中13人关到派出所一天一夜,强行要我儿子交200元,给抓人的恶警作奖金,又没收一张100多元的火车票。然后,把我们送到洗脑班(即分局行政拘留所内)。在洗脑班,由于我不配合洗脑班的规定,10月19日恶警认为我与肖永雪、刘国芬、张惠芬等四人是所谓“头儿”,对我们又是往死里整。恶警高海(是拘留所里有名的一号打手)把我从二楼楼梯口一拳打到楼梯中间,打下10步楼梯,我死命的抓住楼梯栏杆才站住。高海追下来又是一脚踢向我的腰部,我一头栽下去,被站在下面的工作人员抱住,没有栽死。高海还不解恨,下来又抓住我的头发朝头上脸上身上用拳打、脚踢,当时打得我头晕、耳鸣、鼻嘴流血,口腔粘膜脱落,舌头半个多小时不能动,嘴角外边打出一寸多长的裂口,鲜血直流。连与他一起工作的叫张静的司法院干部都看不下去。

恶警把我们四个人都打得半死,又把我们拖到露天下站着淋雨(那天是下中雨)。这时其他同修为了表示抗议也下楼来与我们并肩同站淋雨,我们由四人变成了13人。恶警气得发狂,打电话到分局一科找来姓金的科长,金一来就对我们13人下毒手,一脚一脚地把我们踢倒,要我们跪着淋雨。还要按照他的要求,腰挺直膝不能弯,否则就用脚踢。一个65岁的刘月静太婆当时被踢成小腿骨折,跪不了还要她跪,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停手。但这时学员们被折磨得都站不起来了,只好就地坐着,连厕所都不允许上(这种残酷的手段,连他们里面的尚有良心的聂警官及食堂有一个工作人员也看不下去,这二人也陪着我们13人二餐没有吃饭)。

在雨里淋了十多个小时,真是饥寒交迫,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冻得发抖(13人中有6人是60岁以上的老人)。之后其他人回房间,而把我们四人又关在不到10平方米的铁笼里,禁闭了二个月,吃喝拉全在里面,铁笼外是男恶警的住房,他们来去要经过铁笼子,我们解手他们都看到。

到2001年元月,被关进来洗脑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有100多人,其中50-60岁的老人有半数以上,还有一个叫徐爷爷的70多岁。因我们都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转化”,恶警就变着花样来整我们。一天早上5点钟叫我们起床,集合跑步,一直跑到中午11点40分还不停止,也不让吃早餐,跑不动也不让休息,不跑就拉出来拳打脚踢。到12点钟开饭了,恶警才让停下来,叫想吃饭的站这边来,不想吃的原地站着不动。但我们100多人没有一个动的,我们集体背诵师父的“论语”,把恶警气得要命,就把一个姓韩的年轻大法弟子拉出来跪着,三个恶警用皮靴踢他的前后胸,又用钉子钉他手,把他的头往墙上撞,残酷至极。

晚上将100多人叫到北风口站了三个多小时,叫嚣着训话:“不转化,就送到劳教所、判刑!”又抄床铺、搜身严重违反人权。又有一次,几个恶警对一位由部队送来的年轻大法弟子抓住头往墙上死命撞,又往死里打。我们就制止他们打人,而恶警胡说他是强奸犯,我们要恶警说出强奸谁?为什么强奸犯搞到洗脑班来?恶警说不出来道理。我们为了抗议他们搞栽赃、陷害,就集体背老师写的《论语》、《洪吟》。恶警丧心病狂拖军人走,我们不准他们拖,第一天截住了,第二天来了40-50个防暴队员,加上恶警共60-70人,对我们打的打,拖的拖,被打伤不计其数。就是70多岁的徐爷爷也被高海用长竹篙子打了三竹篙,被打肿了三个大包(肿块)。到过春节时,恶警强迫我儿子交了2000元。这样才算结束了一年零四个月的牛马不如的生活。

2002年5月9日早晨,由于我发真相资料,再次被恶警劫持进洗脑班。这次恶警更加邪恶,用二、三个工作人员对一名大法弟子。三名洗脑班工作人员对我一个人进行强制性地洗脑。同修之间不能见面,不让吃饱饭,以饿不死为原则。每晚深夜二点才让睡觉,早六点就叫起床,中午不让休息,不断地灌输邪恶的宣传东西。由于长期不让睡觉,许多人受不了,加上犹大的欺骗,又搞逼供,部分大法弟子写了“三书”,有不少是不堪折磨违心表态的。到6月28日,只剩下二楼一个李婆婆,三楼也只我一人。恶人把我从三楼拖到一楼房间,要我站在写满谩骂我们师父的字上及站在诽谤师父的漫画上,我不站,恶人就拖我站上。我抵制他们说:我们师父是伟大的。恶人就用香水精喷射我的眼睛,害得我眼睛难受几个小时。

从6月28日开始50多个洗脑班人员只对我们二个人,他们二人一班,一班一个小时对付我们,日夜不让我们合眼。杨鸣凤还强迫我到野外拔半人高的带刺的野草,并限时限量,拔不完不让吃饭,又让我站在烈日太阳下曝晒。晚上,反绑着我的手,让我在草地里光脚不停地走;蚊子咬,下雨天让我站在雨里淋。有一次把我关在野外垃圾堆的夹缝几天几夜,手被反绑着,有意让我不能驱赶蚊子,蚊子咬了不能抓痒。我被蚊子咬得满头满脸满身是包。我绝食抗议了三天,照样要我跑,不跑就在地上拖,大小腿肿起来老粗,连鞋子都穿不进,照样要我不停地走。一天到晚,白天黑夜叫我不停地光着脚走,站着不能蹲,更不让我坐。6月天不让喝水,不让洗漱,连上厕所都限时间,派人跟着,每天不让我吃饱。有一次一个叫朱腊香的洗脑班人员夺下我的饭碗,不让我吃饭。到7月10日,只剩我一人,他们就威胁我,要把我送去劳教,要我儿子、女儿来洗脑班配合做工作。由于自己学法不扎实,加上内外压力。儿子、工作人员抓住我的手写下了违心的所谓保证[注],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7月28日,我才回家。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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