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绝食70余天 丁彧仍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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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5年4月18日】我叫丁彧,因修炼法轮功,于2002年9月11日被投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关押,刑期五年。

2002年9月1日早6点,我们18名大法学员从牡丹江市看守所出发,于中午11点左右抵达女监。下午1点左右,我们开始一个个被干警领走了,我被一名干警领到小号的一个房间内,由现任看守队林冠(男)和两名女干警负责转化我。我被强行蹲在地上和他们交谈,其间不断有干警前来询问:“还没搞定啊?”有的人劝两句看不听就走了,也有干警恶狠狠的扇嘴巴子,踢几脚也走了。

集训队于畅(现在九监区)进来后,让我靠近她蹲下,问转不转化?写不写保证?我说:“大法这么好往哪转啊?不写保证!”她恶狠狠一脚把我踹倒在地,又命令我蹲过来,问一句打几个嘴巴子,踢几脚,打累了喘口气再打,实在不行了也走了。林冠几个人晚12点钟左右,看我仍不转化,一下蹿到地上揪住我的长头发,拖起我瘦小的身体抡了好几圈。当我披头散发含着泪水被领回三楼中厅时,已有好几名同修在那里了(董林贵、刘坤、赵欣、孙贵芝等),看到她们的模样,我知道她们也遭受到了和我一样的迫害

林冠跟当晚值班干警耳语几句就离开了,晚上2点左右我们剩下的8名同修戴背铐和衣睡在地上的行李上,度过了初来女监的第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对我们全身搜查,在中厅众目睽睽之下,要求我们脱掉所有衣服,不服从就强行执行,并要求每人下蹲三次,以便检查阴道内是否夹带物品。在这里我们毫无人格尊严,参与搜身的犯人高红霞(现在小号任杂工),干警王亚丽(现任巡逻队副队长),集训队姚杰拿过犯人找来的一些破旧囚服让我们穿,让杂工犯人给我们剪头,一剪子下去,有的地方都露出头皮来了,有点象文革时搞的阴阳头,这是残害人身心的另一种方式。接下来是十几天的“强制体能训练”,走正步、立军姿、做体操,不合格就在烈日下曝晒半小时。刘坤当场被晒昏过去,被送到医务室抢救。现在七监区的孙贵芝说:“我是炼功人,只炼功,不练体操。”50多岁的老人一遍遍被罚蛙跳(双手后翘,下蹲向前跳),后我们因不报告自己是犯人,被王亚丽、郑杰(八监区大队长)抡了几个嘴巴子,并罚站开飞机(双手后翘,上身半蹶)。拳打脚踢是常有的事,睡地铺、戴背铐,由当时狱政科犯人王丹、吕迎春(现集训队)看管,当时王亚丽任集训队队长,负责迫害我的是郑杰、姚杰。

2002年10月份,我被分到八监区。在八监区大法学员的“吃穿住行”都在五联保犯人的严密监控下进行,互相之间不许交谈,有的大法学员连日用品都没有,也不允许其他大法学员给提供;更有甚者同在一室也不许交谈,不许到室外放风。因我不承认强加的犯人身份,不在衣物上加盖“犯”字,有时我弟弟接见他们不让拿东西,有时只拿东西不让接见,最长一次半年多才让家人接见。我母亲的来信多次被扣留。

2003年4月大法学员们开始陆续罢工抵制这种迫害,任淑贤、王洪杰等人被加戴戒具,反铐双手,脚尖点地十字架型吊在监舍铁床上,由犯人王凤春(已出监)、张明美等人看管长达20天之久,任淑贤双腿浮肿,皮肤皲裂。

2003年7月初大法学员张淑哲、赵欣在狱长领“五查”参观之际,向狱长反映情况,被关入小号,之后我与张淑琴、吕玉君等人也拒绝出工抵制迫害,每天早上“五联保”,犯人王晓东、李铁丽、王文杰、刘丽等人将我从监舍走廊一直拖拽到楼下,再拖到车间三楼,衣服裤子鞋都被拖坏了,后背磨破了,脖子被勒出一道道血印。有一次大头朝下被拽上楼梯,我差点被勒死过去。白天反绑坐在车间办公室冰凉的水泥地上,王爱华等人也被拖进来,被犯人杨平、李桂香(现五监区)连扇带打。吕玉君被吊在暖气管上,双手拳过头,脚尖点地,整整一宿没放下来。我也被绑在凳子上,犯人李贵红(现已出监)用竹条使劲抽我的腿上、身上。狱里最终同意了我们不出工的要求,7月中旬车间的30余名大法学员回到监舍。

2003年9月初,狱里派出狱侦、狱政、教改、卫生科联合转化八监区大法学员。开始我们每屋三、四个人分别反绑坐在各自居住的监舍水泥地上,我和田贵青、贾淑英、赵欣四人由犯人顾文娟(已出监)看管,不许洗漱、睡觉、说话,反绑吊坐在地上,最严重一次我们双手反背吊在铁床上最高处,脚尖点地,20多分钟后手就发麻变青,胳膊肌肉被严重拉伤,大粒汗水和泪水流下来,一小时过后,道长赵艳华通知都放下来时,很多人的胳膊、手都不会动了。

十几天的时间里同修先后被拉到后院男犯监区强制“训练”,每天早上都可以听到同修被拉拽时的哭喊声,当时带队的有郑杰(大队长),张春华(专管法轮功的副大队),八监区几乎所有干警都参与了此事,谁当班谁跟队,犯人是专门抽调上来的,有王凤春、赵燕、郭淑贤、王丽红等人,四大科室十几名干警由教改科长肖林带队,又从服务大队抽调了十几名犯人协助迫害。打、骂、踢、拽、罚蹲、跑步、吊挂在铁栏杆上,用电棍电、打,每人一天只给几口饭吃,不让喝水,68岁老人王淑芝也不例外。

晚上这些大法学员被关在旧楼被称作“拐巴子”那间屋的地上,拴在一根竹竿的两头,一个动就全动,不允许闭眼睛、睡觉、洗漱,有时上厕所也不给打开手铐,稍不服从就连踢带打。王爱华被绑吊在窗户的铁栏杆上,被犯人王凤春、黄鹤等人打得浑身青紫,面目皆非,张艳芳(狱中得法)被扒光裤头用木棍、小白龙(塑料管)抽打,又用盐水往上抹,为掩盖其令人发指的罪行,她们二人被送到小号40余天,刚进去时原来认识她们的干警都认不出来她们了,恶警们对外宣称送进病号养伤了。

犯人王凤春拿着将近一寸见方的木棍打我和张淑哲、里玉书、王洪杰的脚骨头上,棍子打折了又换一根,在以后一年里我们脚总是不时的疼痛。最后我们也被绑在一根竹竿上,不允许闭眼,犯人赵燕(哈市人已出监)把牙签折断支我们眼皮,拿带针头的针管往我们眼睛里哧水,不允许睡觉,睡觉就用棍子打,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许坐垫,不许穿棉衣。当时旧楼改造,10月的凉风从刚换上塑料钢窗与墙壁之间的大缝子中吹进来,彻夜无眠。

大家开始绝食抵制迫害,第三天灌食张淑哲因身体虚弱,当时被灌得大小便失禁,手脚不停抽搐,紧急抢救后被安置在一张海绵垫子上继续灌食,我们几个人一直被反扣坐在地上,给我们灌流食,从鼻子插进一根长约1米、粗6-7毫米的胶皮管一直下到胃里,24小时不取出,鼻腔、咽喉肿痛、发音困难。第六天我开始出现神志不清,高烧39度,卫生所商晓梅检查后强行给我打退烧药,并将胃管取出,发现胃管底端已被胃液腐蚀溃烂。自此我们每6天被取出一次胃管清洗,长达50天之久,其间每天灌食两次(一次奶粉、一次玉米面粥,每次14管共350毫升),为让我们喝水,里面加入大量食盐,一袋500克食盐6个人用,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光了。更有甚者大法学员刘丽萍一次就被灌了半袋盐,当时刘丽萍大便失禁,拉黑水,嘴里两侧的肌肉咸得发木,失去知觉,道长赵艳华还说:我这是为了你好。灌食过程无狱医在场,完全由犯人宋丽波、郭淑贤操作,11月初结束了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

2003年12月五监区大法学员因反对犯人的管制被强行拉到外面冻,不许穿棉衣,不许戴帽子、手套,赵亚伦甚至穿线衣线裤被埋在雪里,为了抗议这种惨无人道的对大法学员的迫害,我们八监区大法学员集体绝食,要求停止迫害。20几名绝食的大法学员每天被吊挂在各自居住的监舍里,晚上集中在“便衣库”戴背铐坐在水泥地上,不许睡觉,由犯人郭淑贤、顾文娟等看管。11天后刘丽萍、张淑哲、我三人被当作组织者关入小号,在小号因盘腿我被干警曹静云用凉水从头浇到脚,并强行光脚站在水盆里,双手反扣吊在铁栏杆上一天之久,棉衣棉裤浇透了,冻得浑身发抖。刘丽萍、张淑哲坐在铺板上也被浇了好几盆水,12月29日解除禁闭。

2004年3月1日因不服从象犯人一样管理,不点名、报数、不穿囚服,我、张淑哲、刘丽萍三人又被关入小号长达9个多月。大法学员进小号一律戴戒具(双手反扣、锁在地环上)每天两顿玉米粥,几根咸菜,有时咸菜太淡已发霉变质。晚上不给被褥,我们三人头枕脚围成一圈,冻得彻夜难眠;戴反铐躺着,手臂肩膀一会儿就又疼又麻,经常调换姿势。4月中旬我们开始绝食抵制无限期关押,三天后强制灌食,因为是流食,身体承受太大,我们坚决不配合,小号程丽干事通知八监区队长张春华指使犯人宋丽波、赵艳华等人强行将我们反扣吊在铁栏杆上,双手举过头顶,为不让我们拔管,头上、脸上缠满胶带,口鼻都不露出来,只给眼睛留条缝。但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拔,最后狱里只好决定每日给插四次管。

第七天他们找来家属规劝,郑杰给家里打电话,传达狱长刘志强、科长肖林的要求,让家属给买白蛋白,并要求家属签“生死状”,即绝食期间生死与监狱无关,由家属承担责任。我父母未签字,此事郑杰、张春华、黄静、肖林等人都知道,肖林和我父母谈过,因狱里要求,父母买了二支白蛋白,250元一只。这种药品是身体极度虚弱,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危重病人使用的,另外每只白蛋白还需配用1000元左右的脂肪乳点滴7小时以上才有药效。我们绝食7天身体还不是太虚弱,根本不需要使用白蛋白,而且没有脂肪乳,只点滴3、4个小时根本达不到效果。其实这是狱里对我们在经济上的一种迫害方式。

因长期关押小号,加上灌食,我们身上又酸又臭,经多次要求,来到小号二个多月后,我们被允许可以更换内衣,每半月洗一次澡。后经大家一致要求,又要来被褥,但由于我不按他们要求铺白单,10天后又把我的被褥撤走了,直到8月份时才给。7月夏天太热,因为我们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头发经常又脏又痒,一次大法学员王洪杰早晨放便时间用凉水、肥皂洗了头,被犯人吕春光一把将脸盆掀翻,还给了两个耳光,并将手铐扣到肉里。

7月4日小号内大法学员张淑哲、刘丽萍、杨秀华、王洪杰、蔡密和我再次绝食抵制长期关押,这次我们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为了给我们灌流食的目地,在我们关押五个月小号,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将我们吊在铁栏杆上,双手反铐,并用绳子拉着拴在走廊一头的暖气管上,几乎没有缓冲余地,一会双手就又疼又麻,双膝、双脚也被绳子紧绑在铁栏杆上,头上缠满胶布,只留眼睛,口鼻也不例外。当时施暴犯人是杂工犯人吕春光、宋淑波、任秀丽;灌食的是卫生所商晓梅。

在绝食期间,我也曾因炼功被加戴脚镣,背铐一个月有余,当时我全身浮肿,双脚发炎,红肿象馒头一样,仍被戴脚镣子挂在铁栏杆上。狱卫生所院长诊断为心脏病、高血压,并因长期营养不良没有阳光照射,浑身浮肿。我和张淑哲因不配合灌食,曾多次被商晓梅、宋淑波、吕春光等强行注射“冬眠灵”,几天都昏昏沉沉不清醒。

到9月16日我绝食70余天,身体极度虚弱,打点滴扎7-8次都不回血,血液呈黑紫色,被由小号调出,在旧楼一楼一个房间由八监区四名犯人(张春光、申秀坤、王文杰、姜卫平)包夹“单独管理”。不许和任何人接触24小时监控,孤独、寂寞遭受另一种精神上的摧残。到10月8日,我吃饭20余天后,由于仍不服从管理,再一次被投入小号。我被关在男犯小号的五号房间内,是那里唯一一间有上水的房间,潮湿、阴冷,地上水迹从未干过。四面墙壁有两面已完全湿透、发霉长毛、两面半湿,后来发展到顶棚也开始漏水,水滴滴在我睡觉的铺板上,棉被都被溅湿了,半夜我只好喊当班陈秀兰干事将我换到另一块没水的铺板上(24小时加戴戒具无法自己换位置)。此事我曾多次向狱政科杨立滨、小号王亚丽队长及当班干警反映,请求调换房间均被拒绝。11月30日我再次被调到旧楼四层单独包夹,40天解除,结束长达10个月之久的摧残。

现在大法学员因学法、炼功,不穿囚服仍在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一月份五监区十几名大法学员被关在监舍吊挂,上私刑,并时常遭受干警及犯人的打骂,迫害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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