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法中修炼
一、得法
我是初中毕业后考入银行工作，一九九六年一月得法走入修炼的，目地也同众多的人一样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進来的。可是刚接触《转法轮》这本书，就被老师讲的道理、高深法理和天机所吸引，立刻发誓跟随老师修炼到底。这样就在生活中、工作中，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对照，精進不止。
记的刚得法三、四个月时，开始过大关了。四月份农村开始种地，我家有一块田地是分了四条垄，种地时发现少了一条垄，左右别人家都种完了。我就找大队村长，他也是修大法的同修，一量地，是左边人家给多种一条垄，可这个人不讲理，说什么也不给退回来。当时我心里清清楚楚，这是在过关呢！由于不会修，就抱着试试的想法，心里想就按老师讲的“忍”，在利益上放一放。当时我就说：“不要了。”村长看我能让步，用赞许的目光投过来，话语中带有鼓励。就在我们俩人回家的路上，我就感觉身体中的脏东西“刷”一下全下去了，身体立刻清爽，特别轻松。我一看修炼佛法，按要求做，立刻身体就发生变化，别人却不知道，这里存在“悟”。通过这件事在我以后的修炼中越来越坚信大法，为我时时按炼功人心性标准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现在我家人还不知道地少了是怎么回事。
我是在“悟中修”的，修炼中每个层次达到的标准，身体的变化成度，在老师讲的法理中都逐渐的展现出来。在得法七个月的时候达到三花聚顶的状态。从那时开始改口称老师为“师父。”。在九六年底前后走入出世间法修炼。那时身体改变的相当的大，就是师父在法中讲的那样：“这时人的心性已经稳定了”、“将来随着你自己不断的修炼，更高层次的东西，自己就知道如何去修炼和修炼的存在形式了。”（《转法轮》）在以后的修炼中就感觉只要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向内修，过关就轻松多了。
有一次，一个客户取九万元钱，我给他搭配着配款，当时他就不干了，把我骂的别提多难听了，还让我出柜台，要打我。他身边站着两个象是他儿子模样的人，我一边解释一边心里乐开了花似的高兴，最后大家把他劝走了。隔天他来了，向我道歉，说他昨天喝酒了，对不住。我也向他说了客套话。我知道这事也是帮我过关，提高心性呢。师父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转法轮》）也真正体会到以苦为乐的感受，是相当有滋有味。
二、洪法
到了九七年开始逐步的進入洪法阶段，我们地区的集市上以炼功的形式洪法，“俩俩相继而来，入道得法”（《精進要旨》〈悟〉）。人数越来越多，那时的群众都认为这功法太好了，正人心。在我们地区有一个好讹人的瘸子，有一次我不小心撞上他了。他抬头看看是我（他知道我在大院里炼法轮功）。他说：“你走吧，要是别人我早讹他了。”可见法轮大法在人的心目中的威德与日俱增。我们地区还自愿组成下乡洪法的队伍。今天到这个村，明天到那个村，学法交流，学员心性普遍提高的很快。我所在的炼功点是二哥家，在集市附近，周围十里八村的学员每到星期天都来赶集，主要是到这儿来交流，集体学法。多时上百人，最远有二十多里步行来的老年大法学员，和身体不正常走路很吃力的学员都有。炼功点的同修有时为远道而来的这些学员预备可口的饭菜，整体的学员都感到是大法把我们连在一起，亲如一家人一样。
到了九八年六月我觉的没什么突破了。我在想，差在哪了，为什么？当时我在单位上班，无聊就看电视，看了一星期电视，两个眼睛各起了一个大包。我觉的这样下去很浪费时间，为常人工作，不如为大法工作。这念头一起，在一次听法中，听到了师父在国外讲法（在哪国记不清了）中鼓励我的话，第二天又去核实一下，同修二嫂说：“干啥来了，找师父对你说的那句话呀？”可怎么也没找到。这时我就定下了下岗的想法，说也凑巧，就在这时来消息说七月份考试，一百人减二人的指标，我单位顿时紧张忙碌起来，我心里这个高兴，因为这正好符合常人状态，我没答卷就回来了，结果领导一个劲的挽留，说我学大法工作干的好，没想到我这么坚决要下来，我也表了态。最后还按买断工资给我发了补助，超出想象工资的几倍。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什么都不会少我的。在家人、亲戚之中很顺利的过了这一关。（直到现在有的同修或常人提到这事还不理解，这样下岗太不能使人接受、理解了）那时我是炼功点的辅导员，下岗以后我辞了辅导员，顶着压力到各村屯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教功、洪法。万事开头难，以后辅导站一看可行，也就不阻碍了。接下来就是这个村没放完录像，那个屯又告诉让去，我每天早六点走，晚上有的时候八九点才回来，忙了一段时间就到了一九九九年了，那时学功的人渐渐少了，就象师父法中讲的那样。旧势力怕得法的人多，死死的卡住限制人不让得法。
三、证实法
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進京上访、近距离发正念共五次。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了北京，回来后师父的经文《位置》下来了，在这时师父点化我个人已经修炼圆满。师父《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可我却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没修出来。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说：“大家已经知道了，大法弟子走过了圆满的那个过程，而历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更大的责任，不是你个人的解脱和圆满，而是救度更多的众生，所以才配当大法弟子。”大概五月中旬的一天，在梦中我来到一所学校，是学生放暑假的季节，屋里桌椅摆的整整齐齐，大法弟子借学生放假期间進入考场考试。醒后我明白大约在七——八月份整体可能有大的考验。
七月二十日，全国各地大肆抓捕各地辅导站辅导员。我听到信儿，赶紧到市委办公楼前声援营救，那时楼前人山人海，到晚上十点钟通知放人了才回来。第二天早六点听到信儿说天津抓人打人不放人，就与几名同修自愿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晚上到北京刚出火车站就被布置好的警察堵住，把我们拉到了丰台体育场。我们乘机跑了出来后，分散走失了。我一人机智果敢的经过各种盘查来到府右街西胡同。这里阴森恐怖，大法学员被一车车拉走。我不知怎么办，就离开那里。路上遇到各地大法学员，有的在传假经文。
这时已是后半夜了，我来到很远的西边一个四合院的窗下，就席地睡下。第二天醒来发现满身象筛片一样的红点，全是蚊子咬的，可却不觉的疼和痒。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当我来到接近中南海北边时，就看到很多大法弟子象潮水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中南海進发。前边路口有公安排着几排挡路，那场面只有在电影、电视里见过。我也随着人流走，那场面就象走方队，前面被警察截住装上公交车拉走，两次我都被警察甩在外边，没带走。这时旁边站立的人群中走出两位同修大姐把我拉走，让我跟她们走，進了公园。我离她们不远处保持一定距离，后又走散了。就这样在北京呆了四天。最后与众多大法弟子一样在七月二十四日被专列送回家。从那以后天空出现厚厚的云层，空气中浑浊的物质到处飘荡，彗星撞地球被土星挡住就是那时发生的事。当时不知怎么做好。
到了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听说江魔要给大法“定性”。我与同修商量，就又自愿乘车去北京。临走时家人把我心爱的女儿打发来找我，不让我去。我这心真象刀割一样，知道这一去不一定能回来，即使这样我也决定为捍卫宇宙大法，不惜付出生命。我就把我女儿劝回家，当时有一个心愿：能在天安门广场穿炼功服打坐多好，多神圣（我有一套黄色的炼功服）。这样带着萌生的心愿来到北京，一住半月，在这半月中与各地大法学员接触、交流。安排他们吃住、接站。当时冒着危险，心里也怕，可慢慢就磨去了。
十月二十六日晚听说二十七日大法被定性迫害，我们当晚乘车赶到天安门广场，那里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不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维护法，凭自己怎么悟就怎么做。一看广场呆不了就退回来，可住的地方被警察发现，回不去了，就与几个同修在野外露宿了。第二天上午到天安门广场，公安抓了不少大法弟子，下午我又辗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又与别的同修走散了。我想还不错，省的有什么牵挂，我只身一人来到广场（因当时家人看的紧，炼功服没带）。我一看广场稀稀拉拉的有外国人在照像，我就直接奔国旗杆走去，脑子里灵感一闪：这就是我完成宿愿的地方。好象师父给我安排的一样，周围的人立刻散去围了一个大圆圈，我脑子一片空白，向前走几步，离旗杆十几米远的地方盘腿打坐炼功。等我打完手印加持炼功时，便衣警察才反应过来，跑过来把我架走。这时我睁眼看到有几个外国人在对面为我拍照，便衣警察上前就给抢过去。我被他们用车拉到前门派出所把我放到地下室算重点，也不知他们用什么衡量的标准。
地下室里有不少同修都认识，他们的举动震撼天地，都被当作重点。到半夜我地区市公安局来人把我领走，在驻京办事处呆了四天，一天只给一个面包吃，回到当地后由区公安分局送我到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呆了四天被转送拘留所，（一般正常程序是拘留所送到看守所，这种逆向程序连拘留所所长都觉的不可思议。）在拘留所呆了十一天被送到区党校转化班，到那儿一看有二十几位同修也被送到转化班。我们互相鼓励，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公安局每天把我们集中起来写体会。有的证实大法，有的写自己的感受。第一天我写下了对大法的感受，洪扬大法。第二天写下了师父的诗《登泰山》。
到了第三天就没啥写的了，心一横写下了心中的大愿：
心愿
大觉已醒
得法世间行
凡事怎能碍我
往前走圆满功成
写完后轻松多了，再也不想写了。公安局一看我们写这个，立即就把两个学员非法教养了。有的害怕就写了“不炼了的保证”。有的修的不扎实，在各种名、利、情的干扰中写了“保证书”离开这里，有陆续来的又走了，有呆一天就交二千元伙食费，可见这些职能部门多腐败、邪恶，这样在这呆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我们四人，每天由公安局一个刑警大队长值班看着我们。
一天，我的哥哥，姐姐，妻子孩子来看我，让我写“保证”回去，我给他们讲了很多道理。哥哥不听，劈头盖脸打我一通走了，妻子、孩子用情干扰我，我也没动心，我闭着眼，妻子坐我对面，烧红的炉盖子用手拿起来打我，（她已被邪恶控制失态，她的手也没被烧伤）我一躲，打在墙上，落在床上，当时床上的毯子就冒烟了。同室的同修赶紧扒拉到地上。我默不作声，闭上眼睛。她急了，哭着用手扒我的眼睛，由于用力太大，把脸抠下来一块肉，（后来伤好完整如初，没有落疤。）看看不管用，又开始掰手指，手指的角度被掰的几乎贴着手背，没掰断，真是奇迹。
这些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以后家人一看用情打动不了我，就不来了。接着公安局就安排律师给我们四人上课。每天换一人，我们利用上课时间向律师讲真相，律师一听我们讲的有道理，就应付差事的不上课了。其中一人说：下次轮到我再来，看到你（指我）不走，我就不来了。结果有一天轮到他上课，一進屋看我没走，转身就走了，从此就不再上课了。“转化班”名存实亡。有一天，来了两个过去的老学员，过去是辅导员，说是师父安排他们来的，用邪悟的理论来劝我回去，说是你们到北京上访，破坏了修炼环境。我就用法理开导他们，破除他们的谎言，他们一看说不过我，就悻悻的走了。
值班的队长长期与我们在一起，看我们时时处处为他们，为别人着想，都很感动。其中一人有一天晚上把我叫到他的屋里跟我叙谈，他喝着酒，借着酒劲说：“我一拳能把人打死，我练过武，我是咱们地区公安警察有名的四大狠人之一，你听我劝，写个保证回家吧！”听这话，我就表明了我的立场，他一听沉思了一会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安局马上商量要送你们，我是从教养院调出来的，知道那里的环境恶劣，那是人间地狱，你们别遭那个罪。”我说：“我们有师父保护，一正压百邪，没事的。”最后他看劝不了我，就抱着我哭着说：“你以后進教养院有啥难事，告诉四哥一声就好使。”我说：“谢谢你，没事的。”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他说过不愿意看到我们被带走的场面。
没过几天我哥又来了，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知道他打我遭报了。他说：“听说最近要教养你们，我是为你好，打你不记恨我吧。”我说：“记恨啥，我理解你，公安局说的不算，是我师父说了算的。”他说：“如果两星期内不被教养，那我就信你，再也不劝你了。”就走了。后来没被教养，二哥就不来了。
不知不觉到了二零零零年一月快要过年了，党校女校长说：“你们不能在我这过年哪。”一天，党校院内来了不少汽车。公安局长带来一帮人气势汹汹的進屋来，当时我姐也来了，她是银行部门的领导，她和局长来到我屋里说：“我跟局长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就放你回家。”我心里就想着法“一个不动就制万动”。就解释给她，局长一听转身走了。他一走，姐姐说：“你在这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也对得起你师父了，看姐姐面，赶紧回家吧，要不今天就教养你了”。我说：“我不能那样做。”她当时差点晕过去，我赶紧扶住她，把她扶到床边坐下。（其实我心里没底，我也是试试再往前走会是什么样，我感觉师父就在身边，看我的选择，当我决定的时候，脑袋一炸，明白了很多）。
这时，局长進来说：别说了，现在他写“保证”也晚了，赶紧收拾东西上车走。我就这样上车，车开到拘留所，在那过了年。过年后，其他同修都走了，剩下我一人。我在那很悠闲，其中一警察跟我说：你在这呆着多好、多自由，外面对你们管的很紧。没过几天，有几十名同修被非法抓進来，分住各屋。没我呆的地方了，我就搬到行李房。所长说：“这屋只许你来。”就走了。在这里除了背法，炼功。然后到各屋门口与各大法弟子交流。
到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派出所把我领走，我不走，我说：“你们警察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我不听你们的，看你们能把我怎样？”他们就求我似的说好话央求我出来。原来是拘留所所长与区分局因为我闹矛盾，硬是让我回来。当地派出所还不死心，就让我到一个工厂的招待所住下，他们本厂有几个同修也在那里被软禁着。
白天可以回家吃饭，晚上回来住，家人就怨我不写“保证”回家，我就给她解释明白了。她就找派出所，派出所说归街道管，她就又找街道。在那里她写了看管我的保证。到二零零零年三月末我被释放回家了。前后我被非法关押了五个月。
四、助师正法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我看到迫害大法的形势还没有被正过来，就摆脱家庭的拘留继续進京上访。当我走出离汽车站还有一半的路时，我头上象有个紧箍咒一样的东西“啪”一下炸开了，全身轻松。临走时我与当地同修交流：作为大法弟子，在师父被冤枉，大法遭蒙难之时，应该站出来为大法说话。同修也认同，但没有人再敢出来。我就自己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给我的感觉真是一场灾难过去了，又太平了。
师父讲法中说过：“从今年三月份以后，这个形势逐渐的就变化了，恶人没有那些邪恶的因素的操纵就没有精神支柱了。现在它们认为，对大法的考验，已经合格了，这些事也在结束当中了，只是还有一部份人没走出来。”（《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在那儿写了上访信。到了信访办，看着这大门，心想这一走進去能不能再走出来，心一横進去了，把信递進去。负责人说：“国家已经定性完了，你自己回去愿怎么炼怎么炼，还上访干什么？”我说：“国家没有把不正确的规定撤掉，我作为大法学员就应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那人说：“如果你非得让国家把它的规定撤消，找个说理的地方，那我就找个说理的地方给你。”我一听他说“非得”特别重，我悟到是在点我呢。没往前抢，就回来了。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四日晚，我在家，被民警骗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说：“我今天值班，你陪我聊聊。”第二天，强行送我到看守所，被恶警非法判教养一年。在教养院，白天干活收工回来，晚上教养院让我们在一起交流，按他们的要求想顺利的达到让我们放弃修炼的目地。我们几人配合，艰难的做着反“转化”的工作，到十月一日放假期间，我们四十多人坐在操场上切磋交流，整体升华，“邪悟”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后全部回到大法一边。
教养院害怕了，他们就不让我们大法弟子出工了。这时，因为有的大法弟子被犯人打的耳膜穿孔，有的被打到鼻青脸肿，有的被队长用烟头烧伤指甲盖。我悟到应该把我们被迫害的经过写出来，反映给院长。当晚就写出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把写出来的稿子拿出来让同修看一看，其中一人看后拿走了，不一会把四十多名大法弟子的名字都签上，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共同的心声。我准备着如何把这信送到院长那，只要在法上，师父都会安排的。
结果第二天，两位院长到各队检查，我及时把信递给他们，他们问了我的名字，把信看了看就走了，下午大队长把我找去，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不信）他就让我再背写一遍。我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我说你就这样拿去吧，是我写的（因为我给他讲真相他明白了很多，做什么他对我都高看一眼，他也是教养院四大狠人之一）。他就拿走了。过一会他又来了，说你再写一遍，我又开始写，可怎么也写不出来了。我说写不出来了，你信不信都是我写的，原来他们不相信我能写出来。
回想起来这封信与到北京上访的那封信，当时因为在法上写的井井有条，完整无漏，平时怎么也达不到那个水平。就因为这信后来给我加期五个月。我质问大队长为什么给我加期，他无话可对，说你心里明白。后来这里集中关押大法弟子已达到一百多人，在这期间有的修的不扎实被邪恶钻了空子，一百多人只剩下十几人坚定正念，反迫害。
由于我时时在法上，师父时时呵护着我，正念正行，运用智慧，神通，抑制邪恶，使迫害有惊无险。恶警大队长安排几个邪悟人员劝我“转化”，当时感到另外空间邪恶压的我喘不过气来，我一面背着法，外表象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似的，可我浑身在颤抖着。他（她）们看我听不明白他（她）们的话，认为我精神不好了，激我，我没有被带动，不说话，平稳的过了一难。
恶警还不死心，又安排两人用软的来劝我，（因以前关系挺好），他们对我太过份，我把其中一人拖出门外。这时外边大厅里大队长正在给一百多“转化”人员上课，听到声音都跑过来，大队长耀武扬威在我面前耍威风。我很沉静，心里一直背着法。当时心静的同时有几个思维。他看我没吱声，就泄气了，赶紧把其他人撵出门外，单独跟我说：“你要配合‘转化’，支持我工作。”我说：“……你看外边一百多人你做几个月给‘转化’了，可我几句话就能做回来，不让他们‘转化’。”他一听我说这话，就不再象以前那样强硬了，说：“你好好呆着就行了，别惹事就行了。”
当时在里边我刚刚背会《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讲法中说：“过去的一年我有多种原因不讲话，我不讲话中我看到了学员们做的非常好，也就是说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做好。了不起！你一方面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一方面又坚定的卫护着大法，真的伟大！这是因为你们在法上了，这是因为你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师父的话鼓励着我，我就是靠师父，靠大法正念制止了邪恶，从此对我的迫害大大收敛，再没有人敢找我‘转化’了，环境宽松了。我就通过各种机会把接触的邪悟人员，用法理对照，开导他们，使他们心底醒悟，知道自己做错了，碍于形势，不敢声明（那时也只能那样）。
我总结一条经验：“逢强智取，遇弱生擒”。在此我就不一一细说，关键是做事在法上，如意发挥大法赋予的智慧，依靠法理坚定正念，遇事不能照搬，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这一年零五个月中，使我在邪恶最恐怖高压下，在坚定的大法弟子中第一个被释放出来。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被释放到家。回来抓紧时间学法、炼功，几天后身体恢复正常，（在教养院设想能活着出去就很不容易了）白发又变黑了。在同修的帮助下，发真相传单，挂条幅等。刚一开始的时候，怕心就出来了，同修也都说：你在那里边（指教养院）能放下生死，不应该有怕心哪，要按照师父说的话做，全盘否定旧势力。这样怕心在正念中逐渐解体。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师父发表的经文《如来》。
看到师父的话，我悟到不能再在家里了，应该溶到大法中，负担起救度众生的使命。首先，我与几名同修一起，到北京对大魔头近距离发正念，那里邪恶的空间场使我们无法立足，停留两三天就回来了，当时我什么也不会，只是想尽心尽力按师父的要求做，这样接触上了协调人，安排做资料点的工作。
我做事别人安排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干什么爱依赖别人，由于长期接触机器设备，逐渐由不会用到会用，由单一变全面。当时明慧网鼓励“资料点遍地开花，独立运作，单线与明慧联系”的原则。我与协调人在悟法上出现分歧，我主张把资料点化整为零，把整体分解开，按照明慧的要求做。协调人不同意。
我就单独成立了资料点。我与几名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及时制作、发送、张贴真相传单，揭露当地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效果很好。这是按师父的法的要求做的。可是，协调人不理解，到处查是谁做的，好象这地区是他（她）们的地盘，虽然他（她）们也同样做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但思维、执著还是旧势力为私为我的那一套。所以，我觉的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事做起来还是不尽人意的。同修也鼓励我，让我坚持下去，我觉的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谁都在起着好的作用，不能象常人一样争来斗去的，我要时时以修炼人的心态处理面临的问题，由于工作的关系还得与他（她）们打交道。他们把没有经济来源的下线安排给我，在经济、资源等全方位对我限制（这里有旧势力参与和它们安排的机制造成的，后来几个协调人由于不在法上，先后多次遭到迫害，有的到现在没有回来。）有个协调人传话过来，让我把电脑等设备交出来，要么老老实实听话，要么离开这个城市。我真受不了了，心里嘀咕：我要与你们争，那有你们的地方。可又一想，可能这几年我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要不怎么这么不顺利，向内找，干什么都是大法弟子，我就决定不做了，把设备处理好后，回家了。回家后明白了，应该以家庭式的资料点才符合大法的要求。
我们都是被大法救度的生命，我们每个人所走过的路，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都是师父帮我们做，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走正自己的路，在大法中修炼。“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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