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占在葫芦岛教养院、沈阳第一监狱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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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七日】我叫郭春占,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人,我是在一九九八年初喜得法轮大法的。因为身体有多种顽固疾病,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才走入大法修炼,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同时,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高,不久疾病不医而痊愈,生活幸福。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因被人举报,我被高家岭派出所强行带走。送往兴城拘留所。

在派出所里和去兴城的路上,受到了他们的打骂折磨,把我用铐子和绳索将手与腿捆绑在一起,塞进车座下面。有两个警察挟着,一直到市公安局后才把我拽了出来,当时我的腰、腿象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到拘留所后,我绝食抗议,又遭到打骂,在我身体不支,出现异常,昏迷后,被送兴城医院,在医院把我绑在床上,有人压腿,双手铐在床边,用人按着,强行打针,挂点滴,经过一昼夜的折磨与药物的摧残。经过两次送往医院抢救,后来看不行了,怕出事,才通知当地政府及家属才把我接回来。

几天以后,在家里就呆了四、五天,也就是六月五日那天,来了两辆警车,由派出所所长张玉权带领下,来了五、六个警察,不容分说就把我带上警车,并进行二次抄家,然后就直奔葫芦岛教养院。在去教养院途经葫芦岛火车站时,我被带进站前派出所,有几个警察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把我打倒在地上,打的我全身都是伤。我一直没签字,他们一直打的我不能动弹,他们气急败坏后就把我抬上警车,送往劳教所。

酷刑演示:铐地环
酷刑演示:铐地环

一进教养院就把我铐在地环上,不让躺,不让睡觉,只能躬着腰坐着。由四、五个犯人看管,我又开始绝食,到第五天由于我严重昏迷,就把我送去葫芦岛医院,经过长时间的抢救,我才明白过来。之后警察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不饿,不想吃。又问到底想不想吃,我说饿就吃,不饿就不吃,于是他们就把我按在病床上,强行插管,当时我难受至极。把我拉回教养院后就开始灌食,灌食是相当痛苦的,用针管往里打,打一口,就往外吐一口,一直打我一直吐。他们就对我实施非人的待遇,住在阴暗潮湿的房间,见不到阳光,专人管理,不让洗漱,不让买东西,天天坐板。经过四个多个月后又把我调到第五大队。在五大队我坚持学法炼功,几次被发现,又对我打骂,拳脚木棍等手段迫害,还强制劳动,洗脑。又经过六个月左右,又把我调入六大队,六大队大队长刘国华,找我谈了几次话,我没有配合他,就是讲真相,讲法轮大法好,他又开始强迫劳动,训队列,答试卷等精神与肉体迫害,就这样我被劳教了一年。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去某地区发神韵晚会光盘,被当地高家岭派出所巡逻警察绑架。于二十七日被送往兴城看守所关押,在送往途中被警察殴打,他们又派人抄了我家。家里的大法材料与现金被抄走。

在看守所期间又受到不公正虐待。进去之后先凉水浇头,他们叫“扎盆”,让人蹲下用脸盆从头顶慢慢往下浇水。一直浇到他们规定的多少盆为止。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加,由号长指挥,直到你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颤,站不准脚才放手。

有一次我在号里炼功,遭到副所长谭某用手铐背铐我七、八个小时,后来调到一号房,我又被强迫在号里做杂役,刷厕所,擦地板、倒垃圾等。吃稀粥,没有菜(菜是自己花钱买),睡水泥地板,没有被褥。经常受到关押犯人的打骂。有一次一个犯人让我抱他拧灯泡,我不同意,就一顿拳脚,打得我当时嘴唇破裂,脸被打肿,象这样的事例很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我从看守所被劫持到锦州监队,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又于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劫持到沈阳第一监狱,被分到一监区二分队。第二天开始强制干活,跟着犯人剪线头。劳动量也一天比一天大,经常加班加点去干,干少了不行,干不到好处也不行,每天规定数额必须完成,完不成任务就得挨打,所以经常挨大小组长的打骂,有一次打得最重,打的满嘴是血,腿被打伤。走路都痛。不但在劳动迫害,在其它方面也找理由。经常问你这几天黑夜炼没炼功。你说炼也不行,说没炼还不行,他就是找你毛病,找借口收拾你,生活方面说你被形没整好,鞋放不齐,走路不齐,衣服不规整等等都可以迫害你,不让你好过,他想在你身上立功。

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组长吕海涛又报告队长说我晚上炼功,李队长就把我叫去办公室,问我炼没炼,我没回答,他让我蹲下,教训一顿就让我回来干活,又到晚上收工后,组长吕海涛又报告说我在宿舍炼功,李队长二话没说就把我押去严管队。到严管队让我脱衣服,我不脱,当时就上来四、五个杂役和一个队长,把我毒打一顿,衣服被扯裂。打完后就把我关禁闭,在小号喝了十二天玉米面粥。有一个杂役犯发现我夜里炼功,就把我提出来去坐老虎凳,把我铐在上面一动都不能动,还加戴刑具,坐了三天三夜,我绝食抗议,那个杂役犯在给我戴刑具时把我的脚弄伤了,下凳时我不能走动,是他们把我架出去的。半个月后队长把我带回监区,我行走困难,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稍不注意就会摔倒。回来后的下午就让我干活,我没干,他说我抗改,不干活就收拾你。我说严管队打人,把我伤成这样,你们管不管。我要求监区调查此事,给我一个说法。结果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大队长吕维国带着几个警察把我叫到了楼上办公室,问我还干不干活。我把在严管队怎么挨打,怎么坐老虎凳,又把我脚弄伤的情况一说,他就火了,说怎的,我看你脚不是挺好吗?要不我再给你找个地方,别的你不学,学会告状了是不是。想再受点罪?说着就操起电棍开始电我,在屋里的警察也一同下手,从头到脚电了个遍,电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不能动弹。然后把我铐上,嘴用布勒住,带上棉帽子,又把我押回严管队,到了严管队后把我的内外衣服扒走,只留下棉袄,棉裤,又把我推上老虎凳,戴上刑具。我又开始绝食,又过了三天三夜把我放下来,又去关我禁闭,这一关押就四个多月。在这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天天坐板,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半,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冬天冷的要命,冻的打哆嗦,夏天又闷又热,又潮湿,吃不饱。也不让洗身。稍有不顺就要挨打,到了六、七月份也不给换单衣,还穿着棉袄,棉鞋,棉裤子。身上起的全是痱子,脚气,简直没有一点人性。还有两个监区队长(一个姓孔)在提审我时用电棍电我全身。于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把我从严管队带回监区,当时我身体极度衰弱。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副大队长吕维国把我嘴用帆布袖标(白色)塞住,并用全身力气往里边顶。然后又用封条胶布封住。戴上手铐,把我从二楼押去严管。等到严管队把我嘴上的东西拿掉后,发现我的牙齿已经全部活动,口腔内,上下牙床全部起了血泡,造成我无法进食,这样我又开始绝食,不吃不喝,第七天我被插管灌食,又过了五天对我二次强行灌食。这期间还要承受其折磨,不但坐小窄凳,有犯人在我昏倒之时用力踩我的小腿部位。导致我脚踝骨严重受损伤。我站不起来,没有能力说话,几度昏迷,没有血压,经医生检查,怕出现生命危险,才把我送医院抢救。后来又把我带回监区,之后我没有知觉,全身僵硬,尤其晚间更甚,感觉哪都凉铁都透着一股凉气。就这样每天还让我同犯人一起出工。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中共“两会”刚过,在我身体还没有康复,还很虚弱的情况下,开始又对我强制性“转化”(不光对我,全监狱对大法弟子都采取相同措施)。

十五日当天在食堂他们把我叫出来,由两个管事犯人把我架回宿舍二楼提审室,把我硬按在铁椅子止,手脚扣上,门窗事先用黑布遮挡,见不到阳光,眼前放着电视光盘,是他们宣传的诽谤大法的录像。我和他们讲电视自焚、自杀,天安门自焚等都是假的,是中共编造的谎言,不要被它们的宣传所毒害,我是大法的受益者。他们不听,就动用电棍电击,副大队长吕维国首当其冲,表现极其恶劣,相当卖力。用电棍从头到脚,前后左右一起电,能电的地方都电,有时用一二根电棍,有时用多根电棍一起电,我身上的电击伤疤都是当时留下来的,这样一直电了我三天三夜,除了他们吃饭,电棍充电外不间断。在这期间还用电灯泡照眼睛,小太阳烤脸。冷水浇头,野蛮灌食等手段折磨,还用硬质饮料瓶灌上水击打我头、脸,至此我头脸全部肿起。

第四天管教大队长吕维国又让犯人王刚用饮料瓶灌上开水,塞进我的后背烫,用两手往后按着,等凉了再换另一瓶,两个热水瓶轮换着烫。吕维国坐镇指挥,烫的时间长短,烫到什么程度,都他掌握,我后背的烫伤疤痕就是当时留下来的。

当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开水烫,这次是先用热水袋灌上开水,塞进我的裤腰里,在臀部底下坐着,坐了一阵后(大概有十多分钟),又把饮料瓶灌上开水又塞进我的臀部里坐着,又过了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才罢手,就这样我的后背,臀部,肛门,股沟等处皮肤全部烫坏,烫烂。到了十八号的后半夜,才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当时我不能走,不能站,不能蹲,大小便失禁,浑身疼痛难忍。教育科严处长(严天祥)看我实在不行了,才把我送医院抢救。主治我的医生叫金兆林,受医生的一番救治后,警察没让住院,而是直接把我背回监舍。这样我什么都没有穿,赤裸着身体,在床上只能趴着,不能翻身,这一趴就是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受尽了痛苦和折磨。当时我左手手心,手指肚被电击成两半,右手背被电击成糊焦状。所以两手肿的象两个气皮球,连手指都动弹不了。吃饭靠人喂,大小便靠人搀扶,背部与臀部脓血不止,床单,被子上淌的全是脓血,烂肉,每换药一次我就更加痛苦,难以忍受。每天要换药3、4次,大多数都是由看管我的犯人换,有时医生过来复查。更难以忍受的是让老犯用螺丝刀起结痂,还说给你做手术。每剥掉一次都是血肉模糊。管教队长吕维国还要关心问剥了几层了?我真是生不如死,苦不堪言,五六个犯人轮番监护,想死都难。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伤口部位还是经常疼痛的揪心,就好象无数钢针扎心一样。我手脚麻木,有时没有知觉。由于我身体极度衰弱,免疫功能下降,使我染上了各种疾病,还经常出现头昏,头沉,神经衰弱等症状,也不给予治疗。

在我伤口还没有愈合,带着药布,用药的时候,又于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把我押送到十九监区(高戒备,严管队替身)严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到了“高戒备”直接把我押在二楼五房。当时我坐不了,站不稳,走不了。他们还不让躺,不让卧,第三天我的双腿两脚全都肿起来了,而且越肿越厉害,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才允许我卧床休息。但不让盘腿,不让说话,不让用日用品,一旦发现,就大打出手,有一次因为我盘了一下腿就遭到犯人王彦辉的毒打。

由于我身体一直不见好转,又经过医生检查,心率过快,血压偏高,肺部都有问题。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日,这天(假期刚过)监区长宋长德,把我叫去一楼办公室,跟我谈“转化”问题,我没答应,也没配合他,他说师父如何不好,又围攻中南海,上天安门闹事等邪说,我就和他讲真相,不要诬蔑我师父,不要参与迫害,他听不进去,又说你不“转化”就折磨你,一直到你出狱为止,并且外面小车还得接你走。他又给我调个房间。这样我从二零五调到了二零七房间,这个房间门窗是布帘遮挡的,没有监控,有两个杂役犯人包夹我。让我坐在铁凳子上,反复看诬蔑大法的光盘,妄想在精神上,思想中瓦解我,给我一遍一遍的洗脑,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不停的播放他们的谎言。又用亲情,伪善等手段感化,使其达到目的。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监区长宋长德再次把我叫去办公室,让我“转化”,写材料,我据理力争,不认罪,最后他看我的态度很坚决,让人把手铐脚镣拿来,并说:不“转化”就给你戴刑具,你任选其一,我说,我哪个也不选择,这些我都不要,不要强加给我,大法无罪,信仰自由。我就回来了,回来后他们继续给我强制洗脑,坐铁凳子。想起我一次次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精神与肉体几乎快承受不了了,我想到了解脱,想一死了之。我趁包夹犯人不注意之时,就向门墙角撞去,发现后把我按住,给我一顿毒打,又拿来铁椅子将我扣上。包夹犯人孙有才,不但大打出手,还用风油精抹眼睛,用棉签通鼻孔,用打火机擀肋骨,用约束带死勒心脏部位,折磨我一宿,第二天“宋大”来了,我把情况说了,他看我双眼睁不开,眼泪不断向外流,象电焊光打的一样疼痛。就说了他一句,后来把我从老虎凳上放下来,又给我戴上刑具,定位在床头上面。睡觉时给我固定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动弹。不让洗漱,大小便都要受限制,还得听,看录像光盘。就在我这么艰难残酷的环境下,看我还在坚持着。他们为了要功绩,得奖金,为一己之私,这些警察就轮番上场,有时一起上,进行攻坚战。他们不顾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对我软硬兼施,不择手段,使出了浑身解数,昧良心干着他们所干的一切。我心里很难过。后来一直对我监管,白天坐铁凳,睡觉又把我铐上,还说保护你,怕你自杀。每十天半月就和你谈一次话,问你现在是怎么想的。都做些什么,又有什么打算。这里的情况如何,犯人和警察对你如何等等,我知道他们主要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我的心理活动,思想意识。从你的意识形态中观察你,然后搞垮你。

对我严管,与中长期关押的犯人一起,坐铁凳子,从早六点坐到晚十点,这里除了洗漱给那么点时间以外,就是坐凳子。尿桶在房号里,每天还要背监规,唱狱歌,写心得材料。进行思想改造,还要学习弟子规,结合监狱的要求教你做啥,你就做啥,半个月能让洗一次衣服,洗澡。当然对我的要求更是严格的,不允我跟别人说话,不允许我乱动,大事小事得报告,还逼我写思想汇报月总结之类的东西,我也没给他写,也没有合乎他的要求,这样我处处被管制,一直到了我走出监狱那一刻,杂役犯人还让我坐铁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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