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上绳、冷冻、奴役 原大庆房建公司优秀职工状告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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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原大庆房建公司优秀职工吕观茹,和妻子孙忠萍,历经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十六年迫害,包括看守所、劳教所多种酷刑折磨,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控告首恶江泽民,责请最高检察院、法院尽早将其绳之以法。

吕观茹,原大庆石油管理局房建公司职工,负责房建预算工作,被迫害前,年年是单位先进工作者。其妻孙忠萍,原系大庆采油二厂器材站职工,负责物资保管工作,是单位公认的好人。

在大庆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小区的楼房的结算都是吕观茹亲手审核过的结算,都浸透着他的技术和心血。而吕观茹,一个房建人,为了修“真善忍”被江泽民集团和中共迫害,没有自己的楼房住,却两次被非法关押、一次非法劳教,遭受过上绳、冷冻、长时间罚站、棍子打头、开飞机、鞋跟刨等多种酷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十四年。

其妻孙忠萍五次被非法关押,其中有两次是在生命垂危时才被放回,被迫流离失所近十年,遭受过野蛮插管灌食、毒打、撅刑、不让睡觉、坐铁椅等酷刑。

按照大庆油田的惯例,油田子女毕业后可以招工到父母单位上班,但他们的女儿却由于父母炼法轮功被中共株连迫害。当孩子问为什么不让招工时,管事的领导说:“你妈你爸是在‘逃犯’,不行。”孩子几年都是高兴去应聘,哭着归来,后来即使是安排了工作,也因为吕观茹夫妻修炼,孩子得不到好岗位。

大庆公安局、“六一零”办公室一直对他们实施经济迫害,从九九年十月份就把吕观茹的工资停发,把他妻子的养老金工资卡扣押在单位“六一零”的人员手里。

以下是吕观茹对迫害事实的综述:

一、修炼让我们尝到了身心健康的幸福

我和我妻子孙忠萍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二十年了,在修炼前,我患有胃病、高血压、肾病。经常出现头晕,每年的流行性感冒我都会赶上,看似平常的感冒,却会让我大病一场。我妻子由于剖腹产生孩子时着凉,得了腰疼病,多少年都在寻找医治的方法,中医、西医、偏方用过都不见好转。修炼大法后,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疾病都很快的好了,无病一身轻。我们俩在单位的药费二十年都是零,给国家节省了一笔可观的医药费。我们不但身体好了,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心变好了。

因为法轮功讲的是修“真、善、忍”,要求人要重视道德修炼,从修炼开始,我和妻子孙忠萍就努力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妻子孙忠萍是物资保管工作,我是预算审核工作,我俩的工作都是和钱物打交道。在没修炼之前,我俩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是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在随波逐流,为一点小利争来斗去,心里不平衡。自从我们学了法轮功后,我们开始重视道德,九八年时,我已经修炼四年了。一次单位要求每个人都要写年终个人总结,当时我就把我在日常生活中修炼的往事,写到了总结中去了。一天,机关职工开会,书记说:“我说一件事,咱们单位有个好同志,他的总结我看了,非常好,我做政工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文章,语言不华丽,一件件小事做的非常感人,他就是咱们单位的吕观茹。”当时一听是在表扬我,我没有觉得自己怎么突出,其实只是修炼中的事,很平常,其中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一次年终结算时,我被借调到管理局去审预算,在那里每人一个单间,一个办公桌。当时一个施工单位的预算员来审结算,他把我的办公桌抽屉拉开,扔进去一盒烟,我看到后拉开抽屉,拿出烟盒,递给那人说:我不会抽烟。那人又把我还回去的烟盒扔进我的抽屉,我警觉不是烟,打开烟盒一看,是装满一盒百元的人民币。我说:我不收任何人的钱,我是学法轮功的。他不解地问:法轮功是什么?我说是修佛的,我用手指了指我胸前戴的法轮章。他说这和修佛有什么关系?我说修法轮功不能坑害别人,要做好人,处处事事先为别人着想。他似乎没听懂我说的。他说:吕师傅要高抬贵手呵?言外之意是审结算时,你不要克扣我们。我很平和的语气说:你放心,你看我怎么审你的预算,你就知道了,我会实事求是的审你的结算的。我本着为单位负责,同时也为施工单位负责的原则,认真对待结算中的每一项,该补的补,还有其他落项的,不该有的就改过来。那几天,我回家时他还要给我打出租车,我没坐,花自己的钱坐公交车上下班。当我把他的一本结算审完后,他说:吕师傅,非常感谢你!我很满意,他还说:如果大庆的所有预算员都能像你这样我们就好了!

第二件事:一次一个装潢公司的领导和会计到我家,说:吕师傅,看你家到现在还没装潢,我们给你装一下吧?我说,不用,这样挺好的。他们又说,吕师傅是不是怕我们说出去,影响不好? 这样吧,你象征的花点人工费,我们给你装。我知道,一项工程造价,人工费只占很小的比例,他们也是象征的让我花点钱,不至于造成影响。我善意地拒绝他们给我装潢的打算。修炼以后我不参加施工单位的吃请、不收受施工单位一切钱、物,在审预(结)算时不克扣乙方,真正做到了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第三件事:修炼前,我和我的妻子孙忠萍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是我们俩的工作性质会很自然地得到利益,家里又只有一个小女孩,因此,生活应该很滋润。但是,由于我和妻子都很顾家,顾自己的亲戚,意见不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执,打闹了十二年。我自己父母去世早,是姐姐在我小的时候像母亲一样地帮助我,我一直在想:我生活好了,我应该报答姐姐为我操劳之恩。修炼法轮功后,一次我和妻子说: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如果不是修炼也就不告诉你了,我在修炼前背着你给我姐七千元钱,怕你不同意就私自做主给姐姐邮去了。她听了也是一惊,当时稍微心里有点不平,过后她说:你也不容易,在工作中得攒多长时间才攒够七千元钱?算了,事情都过去了。修炼后,我和妻子和好了,十二年的吵闹结束了,从此我们相互间遇事向内找,看自己哪没做好,就连心里的事互相都是沟通的。夫妻之间相互尊重,我在家里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在单位是个好职工。几年来,我负责审核的(预)结算工作中没有出现过差错,多次国家审计局来大庆审查大庆地区的(预)结算,我的结算,无论工程量计算和执行定额,国家有关规定,现场实际丈量,我审核过的结算没有出现问题,结算误差核减额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就因为写了这么几件事,散会的时候,书记说,一会儿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散会后,我去了,书记说:你的总结非常好,想给你拔拔高,把你的总结作为典型引路发言,报公司去。我还没明白书记的意思,他又说:你的文章缺点东西,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的话(指国家领导人的话),你应该把×的话加里边就好了。我明白后说:书记,我不是学了×的理论才这样做的,我是学了法轮功才这样做的。书记说:那不行。书记又说:你不用管了,你可能不会改,好了,我让吴秘书来,他当时就拿起电话让秘书来办公室。秘书来了,书记说:你拿回家去,把吕观茹的总结改一改,明天早晨上班时,你俩都到我的办公室来。第二天,我按时间到了办公室,吴秘书说:改不了,如果改了,就象油和水一样,油在上边漂着,水在下边,溶不到一起。这时书记又打电话给我们预算的主任(主任是个女大学生),书记说:你看看吕观茹写的总结,给他加上×的话,主任把文章拿走一个小时左右后回来说:书记,好改,只要把文章中的一句话拿掉再加上×的话就可以了。当时我的文章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我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清正廉洁,不贪不占,工作中能做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书记一听,说:那你就把这句话拿掉吧?我说:书记,里边的事可以拿掉几个,但是那句话不能拿掉。书记当时有点生气说: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回家自己改!三天后,如果你不把这句话拿掉,就取消你的发言。

我深知,我如果把那句话拿掉了,当年就能被评上公司的标兵,既有荣誉也有利益,但是却失去了文章的根本意义。由于我坚持说真话,证实自己真实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就这样,三天后不但取消了我的典型引路发言资格,就连每年都能被评上的先进个人,也由此而成了泡影。

学法轮大法以后,我们首先做到了兢兢业业干好工作,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妻子是物资保管,我是审核预算,我们做到了清正廉洁,不贪不占,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个人。就在我们真正修心向善,做好人,向上升华的时候,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单位骚扰、派出所警察骚扰,就从那时起我们家就不得安宁。

二、迫害,让我们和我们的家庭饱受摧残

1、亲身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二日,我们去北京信访办上访,到了那儿,还没等弄清哪是接待信访的办公地点,就被等候那里多天的大庆地区驻北京办事处人员劫持。在驻京办事处,我们被非法搜身,搜去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手续。他们还强行把我们外衣、鞋子扒掉,把我们看了起来。我和妻子的单位被通知去北京接我们,去的人全坐软卧,往返费用,包括吃、住全都强行要求我们负责。我们被单位接回大庆后,直接带到了大庆乘风派出所,警察李树新、曹曾恩把我送进了大庆市龙凤看守所,把我妻子送进了大庆市看守所,关押时间都是一个月。我在龙凤看守所遭到刑事犯的毒打,牙都打活动了。在看守所,我被剃了光头,去北京时特意穿上的新衣裤、新皮鞋、皮腰带,也都被犯人拿走了。当我和妻子同一天回来的时候,我穿着犯人给的破衣服,破裤子,穿着拖鞋,手提拎着裤腰回的家。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我和妻子孙忠萍参加大庆石油管理局南侧的广场集体炼功,结果遭绑架。当我被绑架关押后没几天,大庆乘风派出所警察李树新、曹曾恩和让胡路分局警察来提审我,他们把我弄到一个小屋里,关上门,一个又黑又瘦的警察强迫我撅着,然后拿起皮鞋,用鞋跟使劲刨我的屁股,又打我的头部,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2点,打了4个小时,期间打我的警察累的时不时的甩自己的胳膊。当我回到号里,警察走后,号里的犯人说,他们怎么给你打成这样?他们拿来一个枕头衬到卫生间的玻璃后面,让我看“玻璃镜”中的自己,我一看,头都肿大起来,眼睛变成了一条缝隙,伸手摸摸屁股,没有一点知觉,躺下后,只觉得屁股是一块胶皮,颜色已经变得黑紫。此次绑架,我被非法判一年劳教,由于不接受“转化”,又被延长了一个月零七天时间关押,期间更是遭受了上绳、冷冻、“开飞机”等多种酷刑:

上绳:

用一根小手指粗细的绳从脖子向下两臂缠绕后勒进肉里,一边两个人用力拽绳子勒紧,再从后面锁死,四人用力后,人被勒得象木头人一样,全身不知道哪里疼,过程中还拍勒绳处,故意增加疼痛,十五分钟后再紧一次绳,当解开绳子时,胳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一道道深沟,象搓衣板一样。我疼的大声喊,一个警察用宽胶带把我的嘴封住,再一脚把我踢倒,我被踢跪在水泥地上,极其痛苦,却发不出声音。当时感觉就象活扒人皮一样苦。

冷冻:

北方的二月是最冷的时节,温度可达零下三十多度,即使穿上厚实的羽绒服,也能感觉到冷,但是,劳教所却仅仅因为法轮功学员坚持炼功,就把我们推出门外,并扒去衣裤。我的双手被扣在铁柱和篮球架上,冰、冷,让我身体没有了知觉,甚至也没有了思想,警察拿着不知是什么东西,捅我的肢体,并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吕观茹!吕观茹!……”当时看着我们的警察穿着棉衣裤,身上披着值班室的棉被,在寒冷中不停的跺脚。

毒水泡子里拔草:

劳教所里有一个水泡子,泡子里面都是大庆人民医院(原来的第七医院)多年的废弃物,劳教所特意让法轮功学员下到水里拔草,由于里面都是玻璃瓶和药物一类的东西,而且,淤泥很深走进去后,水面淹没到大腿根部,脚陷进淤泥里,很费劲才能挪动一步,我们不得不用绳子把鞋底和脚面绑到一起,不这样,走进去,鞋就可能会陷在淤泥里拔不出来。当我们上来的时候,皮肤上就长了很多的红色斑点。

开飞机罚站:

由于劳教所经常要我们写诬陷大法的保证,让我们写悔过一类的文章,我们没有写。夏天就把我们多个法轮功学员推到外面让蚊子咬我们。到晚上了,让我们进屋后低头撅着,双手后举,象飞机的两个翅膀,不知道撅了多长时间,每人头下方的地上都是汗水一片,当时二大队的教导员冯喜拿着拖布杆打我们的头,拖布杆被打断了几节。

苦役劳动:

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要参加劳动,挑土,一天从早到晚不停的干活。我那时才48岁,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劳累的像个小老头了。

精神摧残:

劳教所编了很多转化我们的材料,让我们看,让我们听,让我们写体会,我们都拒绝了。他们就罚我们长时间的站着或蹲着。还有犹大,时不时的来做所谓的转化工作,让我们按照她们的意愿转化;还有一次从哈市来一些人来给我们演出,演的都是诬陷大法的节目,我们站出来揭露他们的无耻行为,劳教所的很多警察就用手来捂我们的嘴,我们被剥夺了说话的自由。

二零零一年,我从劳教所放回。还没到自己的家,乘风派出所设圈套打电话让我妻子去派出所接我,她刚到派出所,就被警察曹曾恩扣留,强行把她绑架到萨区拘留所,关押了一个多月,直到生命非常危险时才把她放回家。

我妻子五次被非法关押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曾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劳教一年零三个月。期间遭残忍灌食、毒打、坐铁椅酷刑等。其中有二次生命非常危险时才放回。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早上,大庆乘风公安分局邓辉和五、六个警察在我和妻子均不在家的情况下,绑架了居住在我家的同样是修炼法轮功的亲戚,他们用随身携带的作案工具将我家里的柜子、箱子撬开,掠走了我们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孩子学习用的电脑主机、MP3、空光盘等私人财产。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我妻子被在我们家蹲坑的大庆国保支队冯海波和乘风公安分局一伙人绑架,大庆市国保大队冯海波带队再次非法抄了我家,抢走大法书籍、电脑、优盘等私人物品。女儿和女婿去乘风公安分局要人,并问他们:什么理由绑架我妈妈?他们只是说,没什么理由。后来乘风的警察邓辉还打了我家的孩子,就在乘风分局当场把我家的孩子关进铁笼子里一个多小时,当时不满2岁的小孙女哭着,喊着要妈妈,才把我的女儿从铁笼子里放出来。孩子出来后邓辉还对我家孩子说,你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株连迫害

在刚刚迫害初期的一个晚上,也是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我接到一个传呼,我用手机回话,当我刚拿起电话时,听到电话里一个小女孩在哭泣,我当时不知道是谁在电话里哭,就问:“你是谁?怎么哭啊?”她还在不停的哭,我又重复的说:“你是谁?说话呀?”电话里传来:“爸爸,我想你们!警察在外面砸门,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很害怕!”我这才听清是自己的女儿,我赶紧说:“你别怕,爸爸一会儿就回去。”女儿一听说我要回去,就大声哭喊着:“爸爸,你别回来,他们就在楼下蹲坑,找你们哪,你别回来!”我说没事,孩子大声的哭喊着:“爸爸我没事,千万别回来!”

女儿毕业后本应该上班就业,却由于父母炼法轮功被株连迫害,一次次不给安排工作,当孩子问起为什么不让招工,单位的领导说,你爸你妈是在逃犯,不行。孩子说:我爸我妈是好人。孩子几年都是高兴去应聘,哭着归来。在最后一年大收底才给安排了工作。其他孩子是好的岗位,我们家孩子只能去打扫卫生。

十多年里,不但我们夫妇遭到迫害,孩子常年不在我们身边,只好流落山东青岛打工为生。孩子大了要成家,当时由于我被大庆公安通缉,他们到处找我。我的工资都被大庆610指使本单位扣发。当时我们手里除了自用的,几乎就是没有多少剩余的钱。但是,面对现实孩子要结婚,我们既没有给孩子办理婚事的条件,也没有操办的场所。

我们只好根据现有的条件,当时我们商量:不在本地操办,移居山东省青岛市举办,一切从简从易。

我们简单的给孩子买了床、地桌、椅子、厨具等生活用品。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套新衣裳。当我们给孩子买衣物时,孩子在商场电梯口处挡着不走,她低头默默的流着眼泪。我心里知道,孩子不想让我们再付出什么,因为这些年迫害,孩子亲眼看到了爸爸妈妈无辜被陷害的一幕幕。孩子理解父母的处境和经济状况。是啊,不管怎么样婚姻大事总不能穿旧衣服,这样的婚礼在世间就已经是最简朴,最少有的了。

那是二零零六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孩子和别人合租了一户楼房,正赶上过年,一同合租房的孩子回家过年,这时就只有我们夫妻和两个孩子一共四人。

我们遵循古礼为孩子操办了这场特殊的婚礼。我手工剪了几个双喜字贴在窗子上和室内,由于非常简陋,为了烘托婚礼的气氛和庄重,我写了一篇婚礼贺词。外面时而传来迎春的爆竹声,和我们放的乐曲,真好似在为孩子的婚礼特意安排的一样。敬拜了天地,敬拜了父母。庆典就这样很简单的开始了……。

贺词的结尾处这样说的: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除夕夜十时十九分在异乡的土地上,父母为你们一对新人举办婚礼,你们应该庆幸有这样的好父母,在人间苦苦的追随着‘真善忍’,虽然黑夜未去,但是黎明的曙光在走来,当你们在人世中再次醒来的时候,晨光将会普照新宇大地。”

在迫害的十六年中,我不断的被不法人员骚扰,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摧残。我的妻子同样遭受了无辜的迫害,我的家庭也因为迫害变得家不是家。我们所遭受的这些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江泽民操纵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迫害。大庆公安、国保大队、社区、单位、各级“六一零”、相关执法部门都参与了对我们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我们没有怨恨他们,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也是承受着高层的压力,被动的干着他们不愿干的坏事。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迫害好人,他们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正因为这一点,我决定只起诉江泽民,让更多的世人在诉江过程中醒悟,有机会赎回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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