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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精神病院、洗脑班迫害 河北工程师控告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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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河北邢台地质工程师刘建利,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在过去十六年中,多次被绑架、关押、遭精神病院迫害,两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被非法劳教……几次濒临死亡。

刘建利于2015年7月2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刘建利叙述遭迫害部分事实:

我叫刘建利,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了严重的迫害。下面把我修炼前后的有关情况,原原本本详细的说一下,由于内容比较多,分为几个部分:

曾经迷茫 修炼大法获新生

我90年毕业于河南焦作矿院地勘86后在唐山开滦林南仓矿地测科工作,上班后身体不好,开始是鼻窦炎,头疼难受,后来肝病眼疼,后来咽炎、胃炎,消化也不好,睡觉也不好,浑身没劲。矿附属医院治不好。我就自费到外边去治疗,也不好转。有一段时间花钱工资都供不上。上班挣钱了,手头并没轻松宽绰。钱不钱是小事,关键是难受,身体是本钱。跑了不少地方,也不见效果。干活也累,上下井走很远,气喘吁吁。后来自己买医书,下决心自己治,结合自身病情体会,因为别人看来靠不住,自己的梦自己圆。曾雄心勃勃的设想过无病计划,治疗并预防,使自己以后永远不得病该多好哇。哪怕吃穿不好,哪怕蹲监坐狱呢,身体好也是幸福的。“身体健康是第一财富”,此时此刻对这句话理解体会的更深刻,但是无病计划无异于做梦,因为连医生都得病。久治不愈,心情不好。磨难中思索了许多人生问题。上大学到底值不值?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古人说:“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真是这样,愁死了!既然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又不舒服,何必非要活着呢?又何必那么认真呢?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看不惯的事也多。我也犯不着太怕谁,死都没什么。多次与人打架,屡次夜袭。有一段时间身上总带着刀子。心想临死时捎带着谁走。家庭关系也紧张,两口子经常打架,有一次打架惊动了全楼道的人,进了我家,我只好到单位住……生活原来如此!“再不想人生与美好,再不盼未来与希望!”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悲观,经常一人望天发呆。

1998年,经人介绍我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大法叫人修心向善,提倡真、善忍,正人心,我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与人为善,工作兢兢业业,改掉了许多毛病,各方面都有好转,同事们、领导们也都夸我的变化。

我修炼后,身体好了,再不用打针吃药花钱了。从高深的法理中也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再也不迷茫了。自然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黑暗之中闪灵光,此时方知迷方向。”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遭精神病院迫害

然而想不到的是,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竟开始了无理的迫害,动用报纸电视等媒体,铺天盖地,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诽谤污蔑大法。好似又一场“文化大革命”。

因为我是义务辅导员,被重点迫害,被停工、反思、写检查。报纸电视等媒体接连不断的播出诽谤诬蔑大法之词。

1999年8月29日,我去天安门广场用小喇叭揭露假新闻。被广场警察当场按倒在地强行塞入警车押到广场派出所,接着林南仓矿公安分处张贺斌,孙凤贺把我从北京押回,在分处关押两天,当时矿党委书记是刘海林。然后送入唐山市路南区开滦精神病院当成精神病人处理,关在二区,院长王学义、张本,二区主任卢庆祝,主治大夫张秀凤郝素霞,护士戴嘉庚杨慧如等,当成真病人治疗,强制吃药,由于精神病药物刺激神经所以我拒绝吃药,医院七、八个人把我摁倒在床强行注射刺激性更强的药物。这样一来,本来没病,越治越病,越治越重,弄得我萎靡不振,迷迷糊糊,心慌又犯困,痛苦难以言表。

然而公安部安全局还不肯放过我,要求调查我,鉴定病情。开滦医院裴法医负责此事,于1999年11月把我押到省城石家庄五院(精神病院)由省专家鉴定,矿办案人员王松敏,张贺斌、孙凤和,精神病院卢庆祝等陪同。在开滦精神病院迫害半年之久,父母从老家邢台千里而来看我,我违心的说了“转化”的话,医院才放了我回矿上班。

时间已到了2000年初。就这样说真话反而遭迫害,而且我还协助迫害说了昧良心的话,任何有良知的人心里都会不平衡,我当然也不例外。

2000年7月,我向各地发真相资料揭露此事被玉田县公安局知道,派人来矿抓我。说假话的来抓说真话的,真是恬不知耻,矿公安分处王松敏、张贺斌等人员明知我冤枉却配合抓人行动,我当时在地测科办公室正办公,公安对我办公室非法搜查,玉田公安还非法拆看我的私人信件。我不肯配合被带走,公安对我拳脚相加施以暴力,我被打翻在地,从四楼拖到楼下,后背都磨破了皮。我科王开安科长等职工围观时都很愤怒,但敢怒不敢言。就这样我被强行带入了公安分处。

被关看守所、洗脑班

2000年7月20日我被押送入唐山市第二看守所,当时在丰南,把“精神病人”弄进了看守所。当时所长是郭所长,副所长戴所长等。在里面挨打自不必说,还吃不饱,睡不好。侧身拥挤睡,常遭刑事犯欺侮,我绝食抗议但无济于事,大冬天被强制用冷水洗澡,苦不堪言。折磨了我三个多月,于2000年11月10日我家属掏了5000元钱才取保候审出来,已枯瘦如柴,回了老家邢台。父母胆小怕事,对迫害更是噤如寒蝉,多方限制我自由。一个月后我和妻子王淑娟回到了唐山玉田。但矿方不让我上班,并严格控制,叫我到公安分处政治学习,年底也不让回老家,过年后仍不让我上班,在分处继续学习,原因是思想不符合要求。党办徐邦起、公安分处王松敏、张贺斌、孙凤贺经手此事。

2001年2月26日我被押送入唐山市“转化”学校(洗脑班),地点在唐山东边新立庄纺织大学院内。校长尹守海,张在森是市公交委干部,老师有来自新南厂的张阿宁,唐钢的蒋立群,唐山矿培训科的田凌风等。从各处抽来的人员临时组建学校,用以迫害法轮功,自然不惜扰乱生产,“转化”学校实质是非法单位。只有思想 没有行为的人是不能关押的,关了就属于违法。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可是学校里关的都是这种人。名为学校,实为看守所,根本没有自由,更不让回家,不“转化”就一直关着。学校软硬兼施,强制加欺骗,不择手段,张阿宁还对女学员耍流氓等,一系列卑鄙手段逼人“转化”,写一些诬蔑大法颠倒黑白、感谢挽救的昧良心话才能过关。我不肯“转化”,吃尽了苦头,多次挨打,我绝食抗议,学校也不肯放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险些丧命。学校所谓的学费每月1500元,由学员或家属出,一星期的费用就远远超过了几年学大法的费用,学校还在诬蔑大法暴敛钱财。对绝食者所谓的医疗费也由本人出。不让上班还扣除诸多费用。非法关押还要被关押者出大量费用。半年之后,我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学校也不肯放人。

8月底,我又被关回看守所,理由是不肯“转化”,反抗非法关押也成了罪状。11月23日把我关入荷花坑劳教所。罪名是“上北京、反“转化”等”,把我去北京揭露假新闻的事重复处理还自相矛盾,对经过专家认定的“精神病行为”也判了罪。此事的主要经手人是矿党办主任张福才。

荷花坑劳教所的酷刑

荷花坑劳教所更是人间地狱,2001年上级命令要求很高的法轮功“转化”率(98%左右),对法轮功学员要求写出“四书”:保证书、决心书、悔过书、揭批书。都是昧良心的事。

劳教所有一系列折磨人的方法:洗脑、电击、绳子勒、坐“小板凳”、灌食、“熬鹰”等,美其名曰“教育挽救”,把人逼得写出胡说八道的“四书”。

一入劳教所先到六队一进班,刑事犯一个多月出班离开,法轮功学员如果不“转化”永远也不让出班。一进班是最残酷的地方,在里面坐“小板凳”,实际是一种刑具,硬木板面。要求坐姿:“头正颈直,目视前方,双手背后,两臂后张,五指交叉,手心朝上,小腿垂直,不准乱晃,静坐反思,姿势不忘”,坐一会儿都难受。早晨五点多钟一直坐到晚九点多。期间除短暂急促的吃饭时间外一直坐着。在坐班期间只有两次上厕所机会,上午、下午各一次集体上厕所,由于监督人员是心黑手狠的刑事犯,动辄拳脚相加,打骂是家常便饭,这种管理一进班的刑事犯会受到奖励。

坐“小板凳”时间一长,屁股都坐烂了,尤其夏天,穿的少,屁股烂了,流出的血浸透裤子沾到板凳上,起立时有时会把板凳粘起来,又掉到地上。集体起立时往往听到啪啪掉板凳的声音。每个法轮功都有刑事犯包夹监督,稍微一点姿势不合格就可能成为受迫害的理由。

在食堂吃饭的时间只有一分多钟,有时甚至更短,根本不可能吃饱喝足,再说也不敢吃饱,因为坐班时限制上厕所次数。吃饭时只有馒头喝汤,根本没菜,不可能吃好。普遍大便干燥,一般七八天才大便一次,我有一次十四天才大便一次,又干又硬落不下来。有的人二十天才大便一次。监室条件更差,又潮又脏拥挤不堪,生了大量虱子,浑身痒痒,我皮肤都挠破了,一片片红。晚上难以入睡,我有一次洗秋裤发现上面至少有五十个死虱子。法轮功学员廊坊的赵志普衣服上的虱子密密麻麻,得有上千只,看了让人吃不下饭。恶劣的生活条件让人窒息。

我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劳教所说我抗拒改造,几天后对我野蛮灌食,不知具体灌的什么。几个刑事犯掐住我,把我捆到椅子上,把很粗的塑料管硬插入我鼻孔,入食管再深插入胃,我挣扎不得摆脱,鼻涕眼泪直淌,非常难受。十多天过去了,我身体越来越虚弱,后来昏了过去。

我家属与劳教所有关人员协商把我接了出去。在矿家属院党办主任张福才仍不肯放过我,派人严格监控,都是我的同事被迫协助迫害。我身体刚恢复两天,又逼我回劳教所,我母亲妻子妹妹和我都哭了,求张福才也没用。半死不活的我又被押回劳教所,仍然面临恶劣条件,我们多人绝食抗议。都遭到了电击。队长亲自使用电棒,有刑事犯们协助用刑,用电棒打我脖子,我又疼又麻,浑身哆嗦,上不来气,但不肯配合,继续电击,我更难受,已面临死亡,两个刑事犯把我象拖死人一样拖到监室,扔到床上。都在议论我的后事。劳教所与我家人联系,把我放了出去,但仍施加压力“转化”我,家人在大环境压力下也向我施压。我感到身心疲惫不堪重负,违心地写了令人作呕的“四书”。违背了良心,我写完后真想放声大哭。

写完四书,劳教所也不肯放过我,逼我回所“转化”别人。劳教所对“转化”者都是步步施压,步步升级,写四书只是第一步,接着还要向单位家庭写道歉信,感谢信,并恬不知耻的要求给劳教所送感谢挽救的锦旗,要求向联合国写信,表示反对法轮功,感谢劳教所挽救等,对不服者威胁。我深刻知道在运动中为什么有人被逼疯。

过一段时间后,我声明反悔,良心稍微安慰一些。接着又受到肉体迫害:坐班,做苦工……不一一细说了。2002年8月底,我才走出劳教所。

劳教期满又被劫持到洗脑班

劳教期满后原以为可以回家自由了,其实不然。张福才不肯放我,把我又关进了“转化”学校——即洗脑班。此时的“转化”学校已改名为“法制教育学校”,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班人马。劳教期满,还继续关押我,这本身就违法。只有思想而没有行为是不能关押的,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关押就是违法。何况我也不是坏思想。学校也不可能进行什么法制教育,其本身就违法。我不肯“转化”,绝食抗议挨打老一套。洗脑班人员以再判劳教威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一度想碰头而死。张福才认为这样“转化”我困难,又加大了力度,把我关进了唐山市安康医院(犯人医院)对付绝食,此医院收拾人有一套,又有特殊权利。对我进行强制“治疗”,用绳子把我捆在床上,灌食输液,塑料管插入鼻孔再查入食管再深入胃,难受,但动不了,整天插着,一捆就是一天,几天后,天天捆着。我跟死人也差不多,已浑身无力。说话都困难,后来说不出话来,屙尿都在床上。再后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约一个月后医疗费用光,张福才不肯续费,又不接我出去,显然是借医院来收拾我,借刀杀人,我已奄奄一息。

父母闻讯再次从老家千里而来要求探视,但此医院是特殊医院,不能随便探视,“治疗”方法也不一般,不愿让家属看见,拒绝探视,父母苦苦哀求,并答应向张福才催促医疗费,医院方勉强答应。父母终于进了病房,看见了被捆绑在床上的儿子:眼窝深陷,形如骷髅,已瘦得皮包骨头,严重脱相,长头发如乱草,三十多岁的人胡子有半尺多长,父亲用手一摸我头,头发纷纷脱落。这还是个人吗?母亲扶床大哭。

父母惊慌中与矿方张福才等人交涉,答应办手续离开开滦回老家。实际上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工作和家庭,父母救人心切,什么都答应了。众人把我抬上车又拉回了“转化”学校。两天后我体力有所恢复,明白了一些,拒绝回老家。但是矿方与我家属已办了有关手续,由不得我。我再次绝食抗议,但无济于事,开滦局催促赶快执行,2003年5月20日左右我被车送回了老家邢台。妻子王淑娟仍在矿上,重压下与我已有了隔阂,实际上我也失去了家庭。工作家庭都丢了。而父母暗暗庆幸捡回了我一条命。

如今到处漂流

我身心受到巨大摧残,总算没死,但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无业人员。由于到处迫害法轮功,我到处被人歧视,找工作等事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穷困潦倒。十几年过去了,迫害仍在继续。

我一生中的黄金时光已经过去,损失已不可估量,和我同时大学毕业的现在都是区科级以上的干部,有车,有楼,条件优越,孩子已长大成人。而我什么都没有,五十岁的人了,仍只身一人……

当然受害者不仅仅是我一个,是大规模的,有许多病人修炼后有明显好转因迫害却突然恶化而死去,如我大姨子玉田白庄子王秀娥就是一个。许多重病患者因迫害错过大法救治机会而死去,我父亲、叔叔、姑父、表舅都是如此……

我的遭遇只是大海中的一滴。这一切迫害根源在于江泽民,都是在他的命令指示下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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