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受的洗脑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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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所经历的强制洗脑迫害在我自身的感受痛苦至极,而在长达近十七年的迫害中,我的经历与其他众多备受迫害摧残的法轮功学员的遭遇相比却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

二零一三年夏天,我被当地国保大队伙同当地公安分局绑架,在公安分局隔离室里关了一整天,当天下午四点多钟,警察穿着便衣用警车拉着我到我家進行非法查抄,并于当天半夜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关了二十多天后,我被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解除关押,又被国保大队和我单位人员共同送到了所谓“法制教育学校”强制洗脑。

刚到洗脑班,洗脑班人员当着国保大队警察和我单位人员的面,态度非常友好,我单位人员以为对我只是走走过场,因此放心的离去。当送我的人员走后,洗脑班的一个犹大和洗脑班一名女性工作人员進了屋,并对我说可以自由交流,也可以自由表达我的思想,我陈述了自己为什么修炼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之后,那个女的就出去了,又拿着印好的“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進来了,让我在上面签字,我拒绝签。她连问了我两遍签不签,我说不签,她就甩手拿走了“三书”,并生气的扔给我一句话:“不存在不签,就是主动签还是被动签。”之后,犹大也出去了。

片刻的宁静中,我感觉到了丝丝寒意,感觉到了之后的交流绝对不会是自由的。没多会儿,進来了四个男子,他们直接走到窗前,拉上了两扇大窗厚重的窗帘,又反锁了屋门,此时,四张床铺的大屋子变得阴森恐怖。他们把印好的“三书”摆到桌子上,又把我拉到桌前,硬拽着我的手在上面签字,我不签,他们就轮番上阵,一个一个强行拽着我的手签上我的名字,又拽着我的手在上面按上手印,之后,他们又要求我必须大声读“三书”,我不读,他们就拿书往我头上打;之后,又逼我不停的抄写“三书”,之后再逼迫我背写“三书”。一个男子始终坐在我旁边监视,稍有不如其意,就拿书随手向我头上打来。

直至晚上九点多钟,这样威逼恐吓下的写“三书”才算结束。

第二天早晨六点,还没到吃早饭的时间,我被要求继续写“三书”,我问写多少,在屋里看着我的女子强硬的回答:“别问,让你写你就写,一直写。”想起头一天的屈辱,我拒绝继续写,并撕毁了头一天被逼迫着违心写下的“三书”,那个女子生气的出去了。只一会儿工夫,头一天的四个男子又進来了,像头一天一样,他们又反锁了房门,拉上了窗帘,这回,不是拽着我写“三书”了,而是对我大打出手,四个男子象发疯似的往我身上头上脸上,无所顾忌的狠命踢打,我被打的披头散发,坐在了水泥地上,他们说我像个疯子。

打累了之后,他们逼迫我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坐着,我被要求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双腿并拢伸直,手要放在身体两侧,说是两只手放在一起就是炼功。

八月份的天,在当地正是雨季,而在我被逼坐在水泥地上的这一天,这里下了一整天的雨,直到半夜也没停过,我被关的屋子在一楼,地面阴冷潮湿,我从早晨六点一直坐到晚上十一点,整整十七个小时,其间没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口饭,没上过一趟厕所,因为这些要求都有一个共同的交换条件——继续无休止的写“三书”。

洗脑班的人采用了车轮战术,每隔十分二十分钟便会换人,每一次换人,他们相互之间都是非常体贴的话语:“去歇会儿吧,多累呀。”而此时,他们是坐在靠背椅上或者是倚靠在床上的被子上悠闲的看着报纸、玩着手机。

坐的时间长了,我感觉腰越来越酸,越来越疼,我试图通过调整体态来让自己能够支撑得住身体,但只要一动,就会招来斥骂甚至随意脚踢。他们不停的数落、侮辱我:“你一个副科级干部算个啥呀,我们这里都是正科级、处级,还有副厅级,你见过副厅级啥样吗?”“你就是人渣,就是阶下囚……”

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我修炼后,不止一人对我有过这样的评价:“你简直是判若两人。”在修炼前,我是个自私心、嫉妒心很强的人,自己活的累,和身边的人相处的也累。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我就按照师父的教诲,努力去做一个心胸宽阔、凡事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在单位,与同事愉悦相处,从来不贪不占,无论是现金还是票据,我都据实核销,从来没用公款给自己买过一分钱礼物,对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得到了上级和单位的一致赞誉。在家庭,无论对老人还是对孩子,我都细心呵护,家庭温馨幸福。在社会,无论面对任何人和事,我都努力做到为他人着想,连熟悉我的卖菜、卖水果的人都感慨:“你这人可真好。”

在身心备受煎熬中,我违心的做了妥协,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三书”,在完成安排的任务量后,又被逼着看污蔑法轮功、歪曲事实的音像资料。每天看完,都必须写一份符合他们意图和要求的观后感。

在洗脑班,我被二十四小时贴身监控,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除了每天必须无条件接受的谎言,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一个犹大负责看管我吃饭、睡觉、洗漱、上厕所,每一样都几乎是寸步不离,而屋里还有两个对角开着的摄像头,我连一时一刻的表情都是被监控的。

在刚到洗脑班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头几天的晚上,屋里的灯一直开着,甚至在屋里看着我的人也轮番换岗,并不睡觉,过几天后,屋里的大灯关了,又开上了一个台灯。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他们是在观察我,是在摄像头里对我進行监控,看看我会不会有什么暴力的举动。当我了解了他们的心理后,真是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对中共喉舌编造的谎言已经深信不疑,他们真心是害怕我会像电视画面里栽赃出来的一样,杀了他们、砍了他们。

洗脑中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痛苦至极的,一边是警察到洗脑班来要我的口供,一边是犹大要我无条件接受谎言,还必须得出卖同修,交待所谓的上下线,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我的思维开始混乱,我的头都要炸了,我尝试着去接受谎言,可是,那些与李洪志师父所教、大法书上所写的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没法让我把谎言变成事实。说在嘴上的谎言和埋在心里的事实,完全是南辕北辙,已经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我的痛,我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杀。但是,当我真正动这一念的时候,我却打了个寒噤,我不能死,我若真的死了,我将会被当作诬蔑法轮功的典型材料。法轮功不允许自杀,生命是父母给的,是上天赐予的,我没有权利结束我的生命。我知道无论有多痛,我得坚持着从这里走出去。

近一个月的时间后,我看完了洗脑班里所有的“转化”资料,也听完了犹大们所有的狂轰滥炸式的洗脑言论,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我违心写下的数百份“三书”和二十几份所谓的观后感。几乎每一份的观后感,我都是被要求当众宣读,如果不够“深刻”,嘲讽挖苦的语言便会接二连三,每一次的宣读,我都是声泪俱下……我分明知道自己在为一时的安危出卖灵魂。在这个过程中,犹大们还时不时的提醒我,你这人一点不知道“感恩”,你看人家谁谁谁……

在我即将离开洗脑班的时候,一直对我進行“审案”的年轻警察似乎在无意间犹疑着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原来(我刚被绑架时)听你说法轮功怎么怎么好。”我不知道他是对我现在的表现有所怀疑,还是对我曾经说的话有所怀疑,还是对法轮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所迷茫,我能知道的是他在我目前的行为上是无法了解真实的法轮功了。

临离开洗脑班的前一周,我丈夫被叫到了洗脑班,他们意图通过我丈夫对我回家后继续進行看管,防止所谓的反弹,我不修炼的丈夫也在洗脑班这儿被要求写下了“三书”。

三十八天后,我走出了洗脑班。洗脑班向我所在单位索要五万元洗脑费,因单位说没有这笔开支,洗脑班说不拿钱就不能放人,因为工作人员都是花钱雇来的,为了让我走出这个不是牢笼的牢笼,我丈夫不得不自己交了五万元洗脑费,相当于日均一千三百一十五元。临别时,当着我单位同事和我丈夫的面,我与洗脑班里的每一个人拥抱,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洗脑班的工作人员,又像往日一样用照相机抓拍着每一个在他们看来很有“价值”的镜头。

在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家庭陷入了一片混乱,几乎全部的亲属,天天围着我的事转,家里除了眼泪和叹息,已经没有了任何往日的笑声和歌声。我丈夫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原本乌黑的头发变得一片花白。在试图解救我的过程中,家人到处碰壁,到处听到歧视和贬损的话语,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在我回家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时不时的听到丈夫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我问他为什么,他欲言又止,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说了一句:“活的没有尊严。”

丈夫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知道我的被迫害已经牵连着他同样被迫害,只是方式不同,原本从来都心存正气的他已经在压力下混淆了是非。几天的思考后,我给丈夫在床头的便签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你觉得发疯一样打我的人活的有尊严吗?作为领导干部,他们是绝不敢把他们打我的过程讲给别人听的,要不也不会拉上窗帘、锁上房门。”“你觉得向你勒索钱财的那些人活的有尊严吗?他们的所为一定是摆不到桌面的。”“你觉得把谎言当事实的那些人活的有尊严吗?他们的理性、他们的思维已经不属于他们自己。”“什么是尊严啊?尊严是能够以道德约束自我,是言行值得别人尊重。师父教我的是做好人,我一直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你应该看的最清楚,是吧?我知道我没修好……”

我回到单位后,单位已经在上级610的施压下,撤了我的副科级职务,又因为我还在所谓取保候审期内,停发了我的工资,所给的生活费还抵不上各种需交纳的保险费用,我的收入变成了赤字。

我的同学和朋友陆陆续续的来看我,无不为我的经历而动容,我的同事和领导对我的被打更是惊愕不已:

“他们怎么会这样,我们还以为只是走走形式呢。”“你把过程写下来,告他们,谁给了他们打人的权力!”

“你告诉我,是谁打的你,我去砍了他,他不能天天在洗脑班里呆着吧?”“不公平,凭啥抓你啊,这社会这么乱,有的是坏人他们不抓,专抓好人。”

“别有啥负担,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我们都从心里佩服你。”

在还没了解我的遭遇前,有同事悄悄问我:“你真转化了吗?”我想了想,说:“如果你的面前是一张白纸,有人内心其实是已经明确要求你把它说成是黑纸的,然后就一遍又一遍的让你回答这是白纸还是黑纸,在你无数次的回答白纸后,却招来了暴力毒打,你不得不违心的说它是黑纸,那你说这张纸到底是白的还是黑的?”同事肯定的说:“还是白纸。”“那你说我转化了吗?”“没有,瞎话说不成真话。”

实际上,曾经在这个洗脑班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是给洗脑班送过“感谢”锦旗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谁是真心转化的,离开洗脑班后,都上明慧网声明继续修炼了,即便是有个别放弃了修炼的,也只不过是因为害怕再次被迫害的不得已行为。试想想,用谎言去给被谎言迫害的人洗脑,这怎么可能达到目地呢?而法轮功学员的继续修炼又被洗脑班冠上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名称——反弹。

尽管各种各样的劝慰和理解纷至沓来,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语言也无法让我对洗脑班的经历释怀,大法教我的是说真话,而我却在被“洗脑”的过程中天天编假话,我真想把那里的任何一分一秒忘掉,但却始终是挥之不去。

直到有一天,我向一位法轮功学员说起了洗脑班,说到了我一想起洗脑班、想起那些我曾经面对的人和事,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而这种滋味却不仅仅是屈辱。那位法轮功学员想了一会儿,认真的回答我:“你想过吗?你的妥协是自私的,在危难面前你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不是想着怎样让他们走出谎言。你在用你的谎言帮助他们把江泽民的谎言更加当作了事实。如果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同修都不妥协,都不配合‘转化’,在那里做‘转化’工作的人员也许早该清醒了。”这席话,一下子扎到我的心上,我对自己的违心行为悔之莫及。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知道我在洗脑班里的所言所行已经不仅仅是耻辱,中国人自古就讲究仁、义、礼、智、信,正人君子尚且知道为真理宁折不弯,而我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却违心的诋毁师父、诋毁大法,我犯下的罪已经相当之大,同时,对于参与了迫害我、迫害一个又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人来讲,其罪、其后果更是难以言说的。

今天,我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祥和,但是曾经的经历却还是让家人心有余悸;我的同事、我的领导也一如既往的对我信任有加,工作也進入了正常秩序,但是,职务的变迁让很多人常常为我感到惋惜或是不平,甚至也对这个社会感到无望。那些曾经参与了迫害我的人,我一直惦念着他们,我不想让我的谎言害了他们,我宁愿相信对我做“转化”工作的人内心是知道我说的都是假话,宁愿相信他们是知道所有被“转化”过的法轮功学员说的都是假话,我更希望那些费尽心机做“转化”的犹大们能够理性的审视这个过程,审视这场迫害带给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性的到底是什么、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够走出谎言,能够拥有未来的美好。虽然我自身至今也没达到大法师父所教诲的完全为他的境界要求,但是我知道法轮功是正的,世界是需要真善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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