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迫害致残 两兄弟含冤离世 湖南农民控告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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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七月十日】现年六十五岁的吴银魁先生,家住湖南省平江县余坪乡,自从一九九六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人,他身心健康,然而,也正是坚持信仰真善忍,江泽民一伙指使下的乡政府及派出所将他非法关押六次、行政拘留二次、劳教一次、被送余坪乡政府洗脑班迫害六次,累计十多次关押迫害,以及经济勒索,至今,吴银魁先生家无宁日,身体被致残。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吴银魁先生依法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吴银魁先生控告的事实和理由:

一、我炼法轮功身心获益

我原来身体多病,医药无效,一九九六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炼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几个月后,我的身体恢复健康。十九年来,从未打过针吃过药,即便是被长沙新开铺劳教所迫害成手脚麻木,行动不便,视力衰退到接近失明的程度,在未经任何药物医治的情况下,我坚持炼法轮功,现在身体已恢复百分之八十,不但生活能自理,一些轻微的农活还能坚持着。身体的变化,村邻有目共睹。

我一个守法农民,并无其它奢求,只想有一个好的身体,和睦的家庭,而且是在信仰自由的范围内强身健体,十六年来,却遭受着各种非人对待。

二、我所遭受的迫害

(一)身体被迫害致残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我被送湖南省长沙新开铺劳教所迫害一年。在那里,每天就是强制洗脑、罚站、坐小板凳、二十四小时被包夹看着。期间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贺姓狱警提着一桶菜到入教队(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大多关押在此队)说:这是你们的同修某某捐了二百元钱到食堂,特为你们加的菜,当时我们几十名大法弟子都信以为真,吃了那顿菜后不长时间,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出现视力衰退、手脚麻木,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生活都不能自理。(可能菜里有不明药物)。

酷刑演示:罚坐小凳子
酷刑演示:罚坐小凳子

二零零二年三月份,从劳教所回来,我基本成一个残废,双目几近失明,全身麻木、甚至失去知觉,有时穿着鞋子睡后,醒来后到处找鞋,却感觉不到脚上穿没穿鞋。在我身体迫害成这样后,乡政府六一零及派出所还绑架我两次,一次送拘留所,一次关押在派出所。

(二)哥哥被迫害致死弟弟遭殴打后受重伤离世

哥哥吴金魁住余坪乡黄管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余坪乡政府派出所及平江县国安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上京上访,吴金魁被余坪乡派出所从北京劫持回乡后,非法关押在余坪敬老院,遭到邪党恶人戴文明、唐胡海、李羡文及余坪派出所恶警残酷迫害:打、吊、铐、饿、不准睡觉、男女同关一室,等等非人性折磨,并勒索现金三千元。恶人翁方平对吴金魁等三名法轮功学员毒打,并使劲掐住吴金魁的脖子,直到奄奄一息才松手,吴金魁被打得人事不知。吴金魁由于历次遭迫害,身体受伤过重,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六日,五十七岁时含冤离世)。

在我家遭到余坪乡政法书记李秋桂等的拆房过程中,我弟弟吴锡魁(未炼功)对着余坪乡六一零办的戴文明说:“你们也太过分了,我俩还是同学,我哥他们只是思想信仰,你们却这样对待。”戴文明揪着吴锡魁的前胸衣服,对其一阵拳打脚踢,打趴在地上(戴文明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出身)。吴锡魁由于受伤过重,自此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劳作负重。只因说了几句公道话,四十七岁的吴锡魁丢下才十岁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妻子,于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含冤离世。

(三)多次非法关押、勒索

一九九九年九月上旬的一天,余坪乡政府和派出所杨鹏虎等人突然闯进我家,没收了我的炼功磁带和法轮功书籍,并罚款一百元(连白纸条都没打);

不几天,余坪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又来我家逼迫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我说炼功强身健体,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好处。我拒绝写“保证”,乡长吴易明强行将我抓上警车,在余坪乡派出所非法关了五天,罚款二百元后,才放我回家。

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余坪乡政府的戴旺兵和陈勇闯进我家,拆下箩筐上的绳索,将我反手捆绑,推到村部的加工厂,逼迫我跪下示众,采取侮辱我的人格尊严来逼迫我放弃信仰。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余坪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员用绳索将我及其他十几名大法弟子捆绑、暴力威逼我们跪在乡政府门外大街上示众,长达数小时;还将我和十几名大法弟子装在货车上,在全乡范围内挂牌游行,高音喇叭叫嚣着恶毒攻击法轮大法的口号。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余坪乡六一零负责人戴文明和派出所警察,闯进我家,不由分说将我推上警车。一进派出所余坪乡武装部长李羡文将我双手铐住,吊在派出所二楼的窗户铁栏杆上,身体悬空,从上午八点直至下午五点,整整九个钟头。后送乡办洗脑班,非法关了十多天,罚款七百元后,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我和哥哥吴金魁到北京反映情况,证实大法是好的、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鸣冤的大法弟子很多,不到两小时,我们被北京警察绑架,在警车上,警察使用外包胶皮的铁棍对着车上的大法弟子一顿乱打。我的胳膊被打的青紫。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回岳阳,一出火车站,余坪乡政府政法书记夏侯海、派出所所长陈其寿、乡六一零办的戴文明三人拿着手铐扑上来打我,还硬将我们四人塞进警车的尾箱内(因车内坐满了他们的人)准备押回平江,被送我们回来的刘科长制止,当时没让他们接回,就关押在岳阳市收容所。

过两天,夏侯海再度来岳阳押我们回平江,一见面,夏侯海气呼呼的指着我们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受过处分,你们这些家伙搞得我写了检查。”一肚子的委屈怨气全洒在我们身上,逼迫我脱下全身衣服抵伙食费,脱到只剩下一条短裤才作罢。当天气温零下几度。

回来后,我被关押在余坪乡派出所,不几天,夏侯海被撤职,换了李秋桂接任余坪乡政法书记。后将我关在余坪乡光荣院强制洗脑。当时全乡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也被关在光荣院,我们不配合,不肯写保证“转化”,就一起背《论语》,乡政府的翁方平就对我拳打脚踢,我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翁更加狠命地打我,翁已累得筋疲力尽,我也被打的动弹不得,他们还不肯罢手,将我从楼上拖至一楼地坪中,然后塞进警车的尾箱内,派出所的余卧东用尽全力对准我的胸部猛打几拳,拖到派出所,逼迫我和另一女法轮功学员(胡卫荣)跪在水泥地上,鼻尖贴墙,身体正直,只要稍有一点歪扭,余卧东就用脚猛踢我的后背。还将我俩(一男一女)关在不到四平米的禁闭室内四天四夜,不给吃喝,不准上则所,扬言要破我们的佛法。

我被非法关押在余坪乡光荣院期间的一天上午,余坪乡政法书记李秋桂组织全乡干部及警察几十人,拆毁万洞村大法弟子邹沛松的房屋,过程中,让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十几名大法弟子站在旁边观看。

下午,他们开赴我家,逼迫我妻子交一万元钱,否则就拆房,由于我家没钱,只好眼巴巴看着,他们拆掉两间正屋,还毁坏两间偏房,将家中有用的东西(包括柴火以及拆下的房屋构件)全部拿走,没用的,要么推翻,要么就砸碎。

我们十几名大法弟子被逼着站在旁边观看。当时我因绝食身体虚弱,再加上这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及打击,我晕倒在田里(当时站在田里),他们将我抬放在村部地坪上,就又去拆我哥哥吴金魁的房子。同样逼我哥要一万元,嫂子为了保住栖身的窝棚,只好抵尽家中所有物品,才保住了房子。

皇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下旬,余坪乡六一零办的戴文明来到我家说有事找我商量,我说没有时间,他说上午去下午就回来,我被骗到派出所非法关押,当晚全乡大抓捕,有十几人被抓,大多数只穿一件睡衣都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还有几天要过年了,就将我们送县拘留所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后,还是不肯放人。

我们农村靠种地维持生活,快到春耕了我们只好绝食抗议,拘留所所长秦传芳等十几个警察用绳子将我捆绑,推翻在地,捏着我的鼻子,用铁器撬开我的牙齿,一大可乐瓶滚烫的稀饭插入口腔,使劲往里挤压,人几近窒息,等我回过神来,看到满身都是稀饭和血渍,口腔内被烫掉一层皮。

(四)频繁抄家

频繁抄家是对我的经济和精神迫害的手段之一,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来抄了多少次家已记不清了,但我家的那头母猪很能说明问题:抄家和罚款是连在一起的,先罚款,没现金就拿实物抵押,于是母猪就成了抵押的对象。由于母猪能生猪崽,可以卖点钱,就想方设法凑钱将母猪赎回,这样共赎过三次。家中七百斤余粮,一粒不剩全部搬走,让我一家妻儿老小揭不开锅。这就是江泽民“经济上搞垮”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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