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学与修炼文化（6）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接前文）

原色理论的局限

纵观美术史，今天流行的色彩学理论却与古人的大相径庭。美术界一直流传着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甚至不少学校里也都这么教，声称“红黄蓝三色能调配出所有的颜色”。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虽然有历史原因，但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谬论。因为如果真象那样，那么世界上所有的颜料厂只用生产这三种颜色就够了，为什么在已经有这么多种颜色的情况下还在不断研发新的颜料？

这种说法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却是从历史上的一套色彩理论发展到极致后异化而来的。这要追溯到两百多年前，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促进科学思想抬头的背景下（关于启蒙运动，在《解读文艺复兴之后两百年间的美术》 一文中有相关论述），色彩学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数字化与科技化的势态。十八世纪的一些学者，比如德国版画家勒布隆（Jacob Christoph Le Blon）、数学家迈尔（Tobias Mayer）、英国昆虫学家兼制版师哈里斯（Moses Harris）等人先后通过实验，并结合数学与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一套通过红、黄、蓝三种基础色调合出其他颜色的近代色彩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功影响了美术界，逐渐在圈内被当作了色彩原理。

红、黄、蓝三色相互混合确实能调配出很多其它颜色，教科书上也写着，红色加黄色等于橙色，蓝色加黄色可以调出绿色，红色加蓝色会得到紫色等等，所以不少人误以为这三种颜色能调出一切其它色彩。

图例：英国画家海特 （Charles Hayter）所撰写的色彩学书籍里的插图，显示了红、黄、蓝三色系统混色后所得到的不同色彩，出版于1826年。

然而，经过专业训练的美术工作者或者天生对色彩较为敏感的人，在仔细观察下却能发现：红颜料混合黄颜料得出的颜色严格说来是一种偏灰的橙色，蓝色加黄色调出的其实是偏灰的绿色，红色混合蓝色得到的实际上是紫灰色。大家在商店里买到的纯橙、纯绿、纯紫色要比调出来的颜色至少鲜艳一两个等级。

换句话讲，真正与红、黄、蓝鲜艳级别相同的橙、绿、紫等颜色是调不出来的，这就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最明显的漏洞。所谓的“红黄蓝三原色”体系在现实中完全无法覆盖包含纯橙、纯绿、纯紫等色的基础色域，因此后来历史上不少学者对其都颇有微词，专家们也纷纷发表新的色彩学理论。法国美术家维拜尔（Jean-Georges Vibert）还在他1891年出版的著作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三原色能调出其它所有颜色”是“一个谬误”（Une erreur）。

历史发展到今天，正如本文开头所述，新版的“青品黄”色料三原色成功推翻了旧版的“红黄蓝”，但由于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其理论结构根本无法运用到绘画中，甚至还不如以前的“红黄蓝”版本。虽然在教科书里已经大面积换代，但在实践中仍然是一片混乱。

在科技领域，对基础色彩的选择其实是根据人们所处时代的技术来决定的，所以原色的概念并不一定固定在三个。比如目前已经研发出以红、黄、蓝、绿四色作为基础色彩的显示器了，屏幕上的各种颜色将由这四种色光按照不同比例混合模拟出来。因此在其技术领域，三原色光就变成了四原色光，其技术就叫作“四原色技术”。由于考虑到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诸如五原色、六原色之类的技术，业界干脆统称它们为“多原色显示技术”（Multi-primary color display）。

其实，如果拓展一下视野就能看到，自古以来，学术界从来都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在绘画上有很多见解，对于色彩，他提出了六原色理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统一使用今天的“原色”这个词，他依照当时美术界的习惯用“简单色”来形容这六种基础颜色：白、黄、绿、蓝、红、黑。

当三原色理论在学术界站住脚后，研究者们都被限制在实证科学的架构内了，但即使如此，仍然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理论。受到达·芬奇的启发，十九世纪普鲁士生理学家黑林（Ewald Hering，1834年～1918年）经过大量研究，发现视觉系统的工作基于色彩对立的机制，而色彩则是通过对三组对立颜色敏感度的不同来感知到的，它们是：红绿对立、黄蓝对立、白黑对立。因此，对人眼而言，基础色彩不会只有三个。这一理论经过其后的诸多专家验证，逐步成为与三原色理论并驾齐驱的主流色彩理论之一，也促成了现代“自然色彩系统”（Natural Colour System）和“CIELAB色彩空间”（CIELAB color space）的建立，其中将红、黄、蓝、绿（在某些情况下还加上白与黑）确立为原色。

图例：建立在多原色理论基础上的“自然色彩系统”（Natural Colour System）动画图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