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前中共县长的灭门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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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一日】60年党龄、21年右派生涯、11位家人惨死。一生作为中共顺民的这位党徒,名叫吴之伯。2009年,当时82岁的前云南省威信县长吴之伯公开讲述了他在“党领导下”凄惨的一生。

一、“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

1945年前国民政府期间,吴之伯在云南宣威县过了单纯的青春岁月。1945年后,中共发动窃政战争期间,吴之伯被中共煽动的学生民主运动所蛊惑,加入了西南联大和所在学校云南大学的学运和中共外围组织。194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4月,27岁的吴之伯担任了共产党的威信县长,被人们认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然而,中共革命的目标并不是只打倒“反革命”,事实上,它对打倒被利用过的“革命者”也同样习惯成自然、手到擒来。

据吴之伯回忆,中共整个1950年代在云南省地县多级干部会议上一再传达的土改精神是:“有的人认为我们建国了,有了政权了,就准备按法律法令来施政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革命传统不能丢,打就要打到肉体,镇反和土改就要见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政策依据和执行方案,敌人骂我们是痞子运动,我们就按这个咒骂来组织农会和建立阶级队伍,就是要有一些下得了毒手的勇敢分子来打开阶级斗争的局面,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划出地主富农,不杀地主怎么调动得起贫雇农的力量?不造成三代人的仇恨还叫什么大镇反?不流血怎么叫阶级斗争?怎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就是不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本立场问题。”

中共颁发《土地改革法》,表面上依法土改,实际执行过程中明目张胆收缴《土地改革法》文本,强行勒令干部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类似这种喊着依法治国口号,干着杀人越货罪孽的流氓治国之道至今仍在上演着,比如迁拆事件、镇压宗教信仰、打压人权律师、迫害法轮功等。

二、全家11口无辜惨死

吴之伯家是自耕农,有3亩水田、10亩旱地,被强行划为地主,之后的结果是超乎想象的灾难:

(1)71岁的祖母浦三妹,双手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点燃,“十指点天灯”,在疼痛惨叫中昏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水沟。

(2)(3)父亲吴绍昆,曾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又在宣威县左所小学当校长,1952年被抓入昆明监狱摧残折磨,出狱就惨死,年仅44岁;母亲浦双英,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殴打,至半死,12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她,死在半路的马背上。

(4)(5)(6)伯父吴绍崟土改中受不住酷刑吊打跳崖而死;四叔吴绍煜土改中从碉楼的四楼上跳楼身亡;小叔吴绍煌,土改中被殴打,两度逃至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7)儿子吴兴亚,前妻所生,因全家成员都已死去,交由昆明厂口乡吴之伯后母照管,文革中全国性的屠杀“黑五类”成风,因父亲吴之伯是极右分子,19岁的吴兴亚,花季一样的年龄,在绝望中自杀。

(8)(9)岳父浦恩高,前妻之父,自耕农,土改伊始就被关押批斗,打成重伤后,在押解的担架上吞鸦片颗粒自杀身亡;岳母张二妹,土改中无法忍受酷刑,更无法交出根本就不存在的浮财,被逼迫上吊自杀。

(10)姑爹叶家林,土改中被斗争、吊打,追逼其交出根本没有的金银烟土。他谎称藏在房梁上,爬上房梁后跳至石板地面自杀惨死。

(11)男孩吴兴文,吴之伯与芒部乡板桥村宋儒芬结婚后之子,3岁时由感冒导致肺炎。孩子的母亲宋儒芬因“嫁给右派分子”而被列为群众监督对象,所以孩子不能及时送医院就诊,不治而亡。

五十年代,威信县长吴之伯被打成右派前,想回家乡宣威看看,没想到中共翻脸大声训斥这位忠实信徒:“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三、政权到手,卸磨杀驴

2009年,82岁的吴之伯写道:“说直白点,政权到手了,鸟尽弓藏、卸磨杀驴了。”

中共窃政后有一个针对地下党的“新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一“尚方宝剑”对当初轻信中共上贼船的“革命者”来说,无疑是一把夺命的大铡刀。

以云南为例,中共从1952年始将地下党边纵干部,从党政军战线上全部换成二野的军转干。中共美其名称为“枪换肩”。这一换,血流成河,冤情遍地。

据吴之伯叙述,中共把已削去实权的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强行安上“地富路线”、“土匪武装”一类政治罪名,进行专政性质的政治迫害,用残酷手段整死、整残、整垮数百名曾为中共卖命的干部。

1955年,威信县委秘书地下党员江新泽被中共以“偷听敌台”的名义打成反革命。中共曾在威信地方上培养的苗族干部、大红大紫的执行中共合作化政策的先进人物杨洪灿,运动中转眼就被打成“破落地主”、“反革命分子”,没收全部家产,坐监15年。

1954年,云南昭通银行的一名回族小姑娘马燕,被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的党棍看中。公安局长强迫迎娶被拒后,持枪强暴马燕。马燕欲在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揭露公安局长兽行,被中共制止,后被开除公职,反右斗争期间,中共终于找到报复机会,将马燕划为右派,送大坪农场劳教。

对于中共的卸磨杀驴,学者傅国涌曾这样表述:“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屣,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五、调查饿死人真相,被打成右派

1955年,中共实施粮食统购政策时,威信县马家乡每人只准留350斤口粮,不少人被饿死,医务人员和中共干部们怕被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大帽子,向上谎称“黄肿病”死的。1956年,县长吴之伯任组长奉命走访调查,一些家属说了真话,工作组认定25人属于饿死。1957年,中共再次派人复查,那个强暴妇女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任组长。

县委副书记大声向马家乡民众宣讲粮食统购统销“就是要让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后问大家:“你们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死者家属们谁敢说不好?一个个强撑起力气说:“好好好。”副书记又问“既然好,那么统购统销会不会饿死人呢?”

家属们面面相觑,只好顺话说:“不会!不会!”中共叫人拿纸笔来,一个个签名,盖上手印,威胁家属要写明是“黄肿病”或什么病而死的。复查结果,马家乡没一个饿死,全是病死。

1957年整风反右,前次参加过调查马家乡饿死人事件的很多人均打成右派。有人不服写信给周恩来,结果被从“右派”上升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余年。

1958年3月,中共大跃进前,各地誓言要把隐藏的很深的右派分子象“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挖出来”。吴之伯被划为右派,罪名之一是“有意将马家乡病死的人说成饿死”。一个月内,威信县委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财政部长、县委秘书、检察长都被打成右派,县委、行政半数都成了反革命。其中有人就是因为批评过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的老婆就被打成右派。

此后,吴之伯被以“极右”身份送到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500名劳教人员中主要是右派,3年的劳动改造,捆绑批斗、互相揭发成为必修课,死亡屡见不鲜,粗略不完全统计死亡59人。

1979年,也就是21年后,中共给吴之伯摘除“右派”的帽子。在所谓的“平反”大会上,有中共人员承认:“当年吴之伯同志调查的马家乡饿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实的,说饿死25人,太少了,实际两个月饿死80多人。”

为时已晚。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21年经得起这番冤案呢?死去的亲人们更是不能复活。中共的所谓“平反”,不是对生命的尊重,也不是对法制与正义的伸张,那只是欺骗的游戏、邪恶的伪善。“平反”后作恶依旧,只是受害者换了,平均十年换一批受害者。假、恶、暴是中共的本性,嗜血是中共的本性。

明慧网报道,2021年,更多的体制内人士听取法轮功学员所讲的真相,看清了中共,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中共解体的时日越来越近。还未清醒的人们请抓住时机,为了自己和家人,及时上岸,远离中共这个洪水猛兽。

参考:吴之伯:《82岁中共顺民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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