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二十一年在工作单位证实法

更新时间: 2021年05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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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有些人到校长那里试探对我的态度,校长说:“某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你们不要跟她谈法轮功,改变不了她。”有的领导还私下说:“那是人家的信仰,咱管不了。要是(法轮功)不好,谁学呀!”有几个中层领导开玩笑:“这次评职称,你没问题。第一条(拥护邪党)的10分,你可以不要了,那也够!”他们对我的态度影响着整个环境,普通同事对法轮功的问题也放开了。
——摘自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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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参加了工作,到校仅半个月,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修炼上还很不成熟的我,在这个新来的城市里,一个同修也找不到。懵懂中,我自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仰望灰沉沉的天空,我在心中喊着:“师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潸然而下。

在被迫害中转正了

单位领导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非常斟酌。管政工的领导说:“你们去中南海、去天安门就不行,那是你们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啊?!”我解释说:“是去反映情况。”她是个大嗓门的人,一直高调的抡着棒子“打”我,一句比一句狠。师父教导我们真、善、忍。我要善,我一直很平和。其他办公室的领导、同事都能听见政工主任的大吵大嚷。他们说到后来听不下去了,就请校长出面来制止,校长進来说:“行了,就这样吧!”

之后,派出所的片警也是单位的常客了,穿着警服动不动就出现在校园,说:“我是来找某某的。”很多老师都替我捏一把汗。但我就记住师父的教导。我对谁都善,我对他们都很友好。我们的交谈很简单,我说:“法轮功很好,是他们在诬陷。”他们也看的出来,我心意不变,不可能扭转,就说:“你还没有转正,户口也没转过来,学校完全可以不要你了。”我说:“我知道学校有压力,片警也有。”

后来,我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非法拘留七天。回来不久,因在部队大院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学校用车把我从拘留所接了回来。单位收留了我,但我被限制居住,大法书都被非法抄走了。每天有负责看管我的领导、同事到我那个简陋的小屋。

当时,我就记住师父的法:“跟他讲道理,完全用善的一面。”[1] “我们讲善心,用善心去对待别人。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的落泪。”[1]

所以,无论谁来,我都是敞开胸怀对待,不抵触、不逃避。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好的,交流修炼中的喜悦,交流自己悟到的法理,我很自豪。再没有一个领导指责过我,反而处处很关心我,看到我一棵白菜吃一个星期,也不在食堂打饭,很心疼。我的两个师傅常带东西过来,一起做饭一起吃,女领导们也喜欢过来聊家常,带些物品给我,他们对大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对我也放心了,有的人主动要《转法轮》去看。我在领导和同事中赢得了好的口碑,很多老师替我说话。

然后,他们就照常让我带班上课。在教学中,我爱护学生,工作负责,新大学生带的班级各项比较中,我带的班无论成绩、体操、卫生还有和各任课老师们的亲和度都是最好的,两个师傅都很满意。

那时,学校交给我一个最差的班,纪律太差了,把那个比我年长的班主任撤下来,换上我这个新人。我真的是倾心对待我的学生,人心换人心,孩子们对我很维护。我自己又有一个学霸出身的底子,在学习上有一套方法,能点到学生的症结,因而获得学生的爱戴。

但是班里有一个学生屡屡不交作业,坐在课桌前东倒西歪。多个任课老师反映他的情况,我是鼓励也好、手把手的教也好,都用上了,结果无效。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抽了我一个嘴巴,学生们都吓坏了。我真的一点没介意,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师父教给了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2]。每天学法,我已经有了修炼的基础,所以对此事看的很淡。否则,一定承受不了,引起轩然大波,对学生对学校都不利。所以,我只是对那个学生说:“课下再说吧。”就转身平抚班里一群错愕的学生。我把班级气氛安定下来,从新组织学生上完了课。

后来领导是通过学生知道这件事的,问我:“是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一般老师绝不会那样处理的。我说:大法师父讲了:“匹夫见辱,拔剑相斗”[3],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法,所以我才不和学生一般见识。否则,学生学会的就是斗,这个社会就充满戾气,为学生树立良好的为师道德,不用斗的方式解决,用善和宽容来处理,将来学生到社会上是会受益的。

因为我按照师父在法中的教导去做,我的工作转正、转户口、其它公积金待遇等等,和其他新毕业的大学生一样,都办过来了。

黑窝中邮寄真相信,再被接收

因为学法不多,对发正念的法理不懂,不会发正念,对另外空间的概念也糊涂。很多事靠着人心硬做,只是对大法很坚定,也不会求师父,对修炼不明确。孩子做了一个惊恐的梦,梦中船漏水了,我掉到了水里。

没多久,我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因为拒绝转化,被关单间。我就总是在包夹人员的监控下往劳教所的举报箱中投举报信。那些负责举报信的部门来人找我谈话,以致大队长被批评、被降级。然后,我就被转到了集训队。在集训队里,我仍然是在监视下突然闯到各种举报箱投递举报信,他们就扑上来把我打倒在地,一场混战,拿毛巾捂我的嘴,防止我喊口号(包夹的腰里都藏着毛巾)。有个警察偷偷的告诉我:“你写的信管用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集训队的副大队长一再劝说我给单位写信,那时单位的领导已经换了。在那种布满邪恶的环境下,工作的事根本不想了,最要紧的状态是秉持自己的正念,走正每一步,都需要相当大的正念,甚至放下生死的正念才能走过去,哪里还会顾及工作的得与失。再说,身处在黑窝里,能写什么呢?写大法,写迫害,写每天面对的极限承受。劳教所这里几级审查,信根本发不出去;就是写了,单位的领导敢放在桌面上看吗?谁敢表现出支持法轮功?写一封不痛不痒的问候信,没有多大的意义。但看着警察好意的督促,也不好驳了人家的面子,能写什么呢?大法弟子要写,就得能证实法,就得充满正气。不是诉苦,不是祈求理解。

师父教导我们:“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的保持着和常人一样”[3] 。得到师父的点化,我就下笔很快了,我抱着一片赤诚之心,写道:“分别这么长时间,我非常思念学生。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永远忘不了所有领导对自己的眷顾之心。单位的人比亲人承担的还多,却没喝过我一口水。如果在这个社会上,单位这些了解我的人不能替我说句话,我还能依靠谁?另一方面,也应该让他们相信,无论在哪里,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下,请相信您的老师都会保持正直、干净,不会曲意逢迎昧良心,不会给领导同事丢脸,干干净净的活着。哪怕吃一点苦,受一点罪,也是值得的。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作为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某某(我的名字)会让你们发现帮助她是值得的,是正确的。”信就写到这里,交给了警察。

过了几天,告诉我已经给我寄出去了,我松了一口气。大法弟子的正念象金刚,就能解体邪恶因素,就能扭转人心向正。一天,妹妹突然电话打到劳教所,惊喜的说:“你的校长给我来电话,说每月给你发部份工资,解决点困难……”我赶忙截住她的话:“哦哦,谁知道怎么回事?等我出去(黑窝)再说吧。”她哪里知道?在我的旁边,警察就戴着耳机监听着呢,警察摘下耳机问我:“你单位给你开工资啦?”我支吾着,说:“现在我也不想那个啦,等出去再说吧,谁知道怎么回事?”是呀,在里面一切都是迷。警察听听也对,因为她们看到太多的单位来劳教所要求签字开除的,所以她对我的工作前景并不乐观。在中国这个大环境,我更怕妹妹的透露给我的单位带去麻烦,就遮掩不提了。

后来知道,领导收到我的信,在邪党常委会上大家都看了(如果信里明说法轮大法,他们是不能放到桌面上谈的),别的也帮不上,最后决定给点工资。修炼人只要走正了,环境也就变了。

在我走出劳教所大门时,一个送我的警察说:“出去就做家教吧,做家教挺好的。”她的言外之意是我的工作肯定丢了。我说“谢谢!”对于九死一生、放下生死得来的坦坦荡荡走出劳教黑窝的我来说,已经默背了多少遍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4]。我对工作的得失已经很淡很淡了。

当天,我给单位打电话说:“我回来了。”领导只说了一句:“那就回来上班吧!”

能为别人着想,在单位立足

被非法劳教后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坐在了办公室。新学校的同事和大小领导都不熟悉,中间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存在,不能沟通,都是客气的疏远。此时人们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已经由“法轮功是什么”转变为“不管你是什么,都不能反共产党”。关于法轮大法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份真相资料,都成为极为敏感的事了。

除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客套外,大家自保也好、领导授意也好,人们自动躲开这个谈话禁区。领导说这样是为我好、是保护我。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担心一着不慎被人反映到领导那里,造成领导的被动和麻烦,似乎这时在单位保持沉默是最“安全”的做法了,劫后余幸,能有班上,也就庆幸了,不要再碰触那根红线。

但是,师父在所有的经文里都在嘱咐弟子快讲真相,师父说:“大法徒讲真相 口中利剑齐放 揭穿烂鬼谎言 抓紧救度快讲”[5]。我老这么沉默不对呀!单位在迫害中能帮助大法学员,对大法有一定的正面认识。但他们身处于谣言肆意攻击法轮大法的这样一个舆论环境中,周围的人对大法或者仇恨或者偏见,还有政府名义下的各种文件和大小会议的污蔑歪曲禁令,这些都在影响着他们这些领导的认知,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空间势必会被挤压的越来越小。

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能图一时安逸,要逆流而上,迎着敏感问题去讲真相。我想了想,还是先让主要领导明白真相,让他们知道“搞政治”是被扣的帽子,我们的行为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被逼无奈的行为。先打开他们的症结,才能带动整个单位。但是,当时就连律师为法轮功做辩护都被抓,哪个领导敢公开接受法轮功的真相材料?

我记住师父说的:“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3]、“炼功人每时每刻都要高标准要求自己。”[6]这些教导已经同化到我的生命里。于是我由仰望领导,改变成为他们着想,保护他们,时刻想到先保护好明真相的领导,考虑他们的承受。

我把光盘包在报纸里,敲门走進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把报纸轻轻放到他桌上,说:“主任,我把报纸给您拿上来了。”他说:“嗯。”转身之时,我用手指了指报纸,说了句:“您了解一下。您是我的领导,我是得让您知情一些事,也是对您的信任,这样你就心里有数,出现什么事时,能把握。而且,没人知道这个事。”我的意思是你知、我知,给光盘的事是保密的,而且作为下属,我有职责汇报给他们情况,这是对他们的尊重。

一个领导说:“不要宣传。”我说:“我没有宣传,是为了生存下去。在人人误解的环境里,我没有立锥之地,人家误解法轮功,害怕跟我接触,没法形成正常的同事关系。”领导听了,也觉的合情理。就这样,循序渐進的,我是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或者给U盘,或者写信给一些核心层领导,表达自己与他沟通的意愿,送上这些材料,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指教。没有人找我谈,从来没有领导找过我,这是彼此的一种默契,他们的安全感首先来自于知道我不会讲出去,不对任何人讲,信任我的为人,才敢接受这些真相材料。

我真的表现的很沉默,不与人喧哗,不显示,端正礼貌,保持着距离,又很主动。表面上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整个大楼的人们都在每天埋头忙碌着日常工作,但是一切在微妙中已然改变。他们用各自认为的能放到桌面上谈的方式阻止一些事,帮助一些事。比如在大会上避谈法轮功的事,比如在工作联系中体现出的对我的尊重,称赞我的为人,耳濡目染的影响着很多人。

我看到,警察和“610”经常会带着任务来学校,领导因不知底细(不知道是我“惹事”了,还是法轮功的问题在国家多“严重”了),不知怎么应对,我会有意无意的吹下风:“其实他们(警察“610”、国保)也不了解真相。”给领导提胆气,告诉领导:“您多了解(真相),避免被动。”而且,我坚定的告诉他们:“我没做过一件违法的事,就是不道德的事都不会做。你们都放心。”他们也就塌下心来了,不再害怕了。

有些人到校长那里试探对我的态度,校长说:“某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你们不要跟她谈法轮功,改变不了她。”有的领导还私下说:“那是人家的信仰,咱管不了。要是(法轮功)不好,谁学呀!”有几个中层领导开玩笑:“这次评职称,你没问题。第一条(拥护邪党)的10分,你可以不要了,那也够!”他们对我的态度影响着整个环境,普通同事对法轮功的问题也放开了,经常开玩笑的说一些“过格”的话。比如说:“谁要对某老师不好,我们就退党!”“共产党真黑暗!”这都是在多人在的办公室里高声说的,大家的舆论已经起来了。

领导的认可和融洽的关系,影响到普通的同事,我也把U盘给到一些同事,他们很感动这种信任,悄悄收起来。有警察或者特殊身份的人来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时,我的同事帮忙倒水、让座,还有领导出面说要招待他们吃饭。国保、“610”人员听到的反馈是:“某某老师人挺好的,跟学生关系好,自己家孩子很优秀。至于法轮功的问题,这个不清楚,没谈过。人家工作干的好,就行了。”所以国保见了我也很高兴,人都是愿意听到这些正面说法的,他们说:“你们单位的人对你评价可真高。”

就象师父说的:“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7]

三次感动顽石,师父帮我救世人

单位分流划转后,我又从新面对一批新的领导。在全校第一次千人的教师大会上,领导刚讲完话,就对着麦克风高喊我的名字:“某某,某某,你上前台来!”我应该是慌张的冲上了前台。在多年的迫害环境中,在常人中我这个特殊身份非常敏感,我强作镇定。主席台上有一个书记和一个人事处长,他们说:“还不认识您,警察已经来学校五次了。”我说:“找您干什么?直接找我不就行了,您那么忙。”然后她喘了一口气,看出来是很忙。我就说:“没事,书记,多少年都这样了,我们是合法的,被迫害的。”我正要快点讲下去,她摆摆手,说:“那个我不管,你自己注意就是了。”又是全新的环境,全新的领导,我感到办公楼象沉重的高山,压力很大。

因为营救同修的事情,当地国保注意到了我。他们频频出现在单位,威胁、恐吓,把我视为重点监控对像。个别领导与我有接触,多少知道法轮大法,明白一些真相。但普通老师还不熟悉,他们对于警察的频频来校,非常敏感,私下议论:“某某一定在外面有违法的事,不然警察来干什么?还说某某是有本事的人,把领导都哄住了。”他们私底下嘱咐领导别上我的当,别到时候受牵连。

我那时毫无分身之术,对单位的言论无暇顾及,因为一位同修在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我不顾个人安危的多次找家属办理取保候审,家属一直拖延。另有几位年轻同修也是几起几落的被绑架出事,我多次去派出所,要这个人又要那个人,给国保实名打电话营救。因为在我心里,他们是师父的年轻弟子,修炼还未成熟,小来小去的磕绊难免,但是我一定不能让她们有大的闪失,要保护好。

营救从暗处完全走到了明处,都是正面交流,写信、打电话、邮寄真相视频及材料。国保警察由开始的威胁变的乐于接受信件,变的礼貌,并多次有效的当时就释放了同修或减轻迫害,对同修做的事越来越认同。这是一个“舍得一身剐”的过程。可是年轻同修并不在意,刚发生关乎安危的事(比如手机、微信等等),又忘了。反复多次,很磨心,是异常艰难的事。

然而,就在一切有了起色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处在风暴中心。如果不是师父的回天之力,我几乎难以支撑。

关于我的负面言论太多了:某某常常迟到早退、中间空岗,整天不知忙什么。以至于在我还没得到缓冲时,主管找我去,客气的说:“别的部门缺人。”让我去那里。那个部门在时间上很拴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我也可以拒绝或者拖延的。我心里纠结着面子,原来的部门光鲜,新部门就跟下放一样。但是我必须去掉求名的心,顺应师父的安排。

一位A老师在单位比较特立独行,平常我们都是点头之交,她说经常听到有老师夸奖我:“某某是非常好的人,是个大好人。”因为和同事间的矛盾,和她一个宿舍的老师都搬走了,就留下她一个人,这对她打击很大。A老师哭着跟我打电话,我赶紧过去好心安慰。为了不让她孤单,又搬到她宿舍陪住。

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她问我:“为什么没有上课?”我说:“你不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没想到她真的不知道,而且对法轮功的误解很深,很害怕。之后就听说她跑到一些领导那里询问,说害怕我,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而且她再不回那个宿舍住了,本来是好心,在迫害的环境下我却落的受惊一场。

两个月之后,在路上遇见A老师,我还是热情的打招呼。她开始诉说,委屈的说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疼的死去活来,厕所都得爬着去,耽误了上班,工资只开一点点。我很同情她。A老师说她也打听了一下,有老师告诉她法轮功没事,所以她还希望我和她住一个宿舍。我犹豫了,经不住她后来又多次催促,我不好拒绝,就搬到了一起。相处期间,她仍然非常排斥大法,我谈话自然渗透着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她似懂非懂。一说到邪党,她就表现的很恐惧,又搬走行李不和我来往了。后来又回来,就这样反复几次。对我也是担惊受怕的过程。但是过程中,A老师逐渐很认同我的为人,说每次闹矛盾后,她都观察着,发现我都跟没事人一样,见面就打招呼,不计较,大气有格局。她越来越放心,但是对大法顾忌仍然很多。

当按照主管的要求我去了新部门后,两个老师横在我面前。其中一个就是A老师,

她在这个部门。他们说:“你迟到了一分钟了,这里绝对不允许!”咄咄逼人,不容我说话,用手不停的指划到我的脸上,硬把我逼的退出了办公室。连日来的忙碌、高压、加上学法太少了,我已很脆弱,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转身去到新部门的主管领导,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脸鄙视,根本不解决问题。那个办公室的门我進不去了,我在操场上无助、慌乱的哭着走,感觉太难了。

师父说:“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的很紧的。”[8]

这时,国保警察来电话,说要来学校,他们去了保卫处长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我犹豫着走到B处长办公室的窗外,想着礼节上要送国保警察出校门。B处长办公室的屋内清晰的传出一个女老师的哭诉声:“她破坏我家庭,劝我们退党,她偷我东西,好多炼法轮功的人到学校来找她……”我的心狠狠揪了一下,是A老师。此时,我倒也平静下来不哭了。

多年在大法中修炼的功底显现出来了,我一下子推开了门,震惊的看到A老师坐在中间哭诉,而周围坐着几位壮硕的男子。有国保人员、还有保卫处长。年长的国保警察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客气,但那年轻的不停的刷着手机,似乎对听这些很烦躁。

看我突然出现,B处长突然嫌恶的怒喝:“你来干什么?出去!”我们是同事,却象对犯人。这种“侮辱”,我们能感觉到,但是师父给我们讲过法,我们修炼过“大忍之心”[3],不会被这种阵势带动,只能更加锤炼大法弟子的慈悲、包容和金刚不动。我面带微笑着说:“哦!我是来看看国保他们走了吗?想送他们出校门。好,那我走!”我抽身走出来。

年轻警察马上跟出来,边走边说:“你放心,我们不相信她说的,你回去说两句吧!”我望着他那张年轻的脸,满脸慈善的说:“谢谢你,我不去说。”他赶紧说:“接触这么久了,我们知道你。你等一会儿回去一下。”我明白他是觉的处长对我太恶毒了,看不过去,要扳过来。我说“好。”他把我请到屋里,说:“让她说两句吧!”我说:“没事,有什么事你们找我,大家都挺好的,我也没啥事。”然后就退出了屋子。

风雨来势凶猛,我处在风暴的中心,生活中的一切似乎即将是支离破碎的感觉,被人狠狠捅了一刀。面对那些诬陷之词,我没有找人去解释、辩解,我张不开口,我怎么能伤害A老师?毁坏她?她说我,我再说她,那太差劲了。A老师回到办公室,小心翼翼的看着静静坐在桌前写字的我,小心的偷窥,因为造谣陷害,她内心慌乱,把一盆子饭都扔出去,洒的满地都是。

一连多日,我没有去找领导,也没见到警察的人影,没有人来处理。在风暴的中心,我只有扛着不动。大法弟子得按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和常人一样见识,所以我哪里都没去谈,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向内找。找到一个执著心,就写在小条上,让自己记住,去掉它。找到一个,写一个,提醒自己“忍”。大法弟子的“忍”是金刚不动的,纸条写了一叠。我表面平静,心如刀扎,背后象被人扎了几刀,我知道自己修炼的不够,感谢师父安排这次让我提高的机会,我在一点一点的提高。

我找到主要的执著心是不修口和有为。热心是常人心,对年轻人的爱护也是常人心。A老师家矛盾非常多:家里有三套房子,她不让女儿住,让他们出去租房。在这种环境下,她女儿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住在医院、耽误工作、闹离婚、争吵报警、去派出所,在她家是轮番登场,邻居说:“派出所都成她家的了,整天打电话叫110,叫警察。”同事背后冷漠、看笑话,有人还顺着A老师说打架的话。

我非常同情她女儿,心疼年轻人,其实这都是常人心。我多次劝说她把房子给女儿住,还劝她给女儿钱,总是向着她女儿女婿说话,甚至非常挂心。整天挂在心上,担心这样闹导致女儿女婿离婚。觉的她太不近人情、自私。A老师就是不愿给他们房子住,这样说急了,她心里就怨恨我,找什么事出气呢?说别的也不管事呀,只有说法轮功的事才出气,这是一个导火索。魔难来时,我查找自己,明白修炼人应该讲无为的,看着谁可怜,可是看到的不是本质呀!

师父说:“我跟大家讲,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账了。你要管的话,他们之间没结成,等到下回还得重来。这就是说你看不到因缘关系,容易做坏事,从而失德。”[3]

我把这段法抄写下来,一遍一遍的去自己那颗常人心。同时,也坦诚的告诉A老师,是因为自己太有为了,做错了,以后会去掉这颗心。A老师终于放心了。

一个月以后,A老师发生逆转。她对我说:“是有某领导授意,才这样整你的,要把你挤走,他们太坏了。而且你对工作很负责,根本不象他们说的那样。” A老师说:“我一直担心你到领导那里说我,我整天观察,担心你报复。看你没去,就坐在桌前写。没人的时候,我偷偷的去你的办公桌,看写的是什么。一看,写的全是修心,都是忍,就放心了,觉的你人真好。”

我就给她看《转法轮》中师父讲的那段法:“比如这个人到单位里来上班,感觉到单位里气氛不对劲儿。后来有人告诉了:谁谁把你张扬的够呛,上领导那儿告你的状,把你搞的很臭。别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你。一般人这还受的了?哪能受这种气呀?他搞我,我搞他。他有人,我也有人,咱们干吧。在常人中,这样做了,常人会说你是强者。可是作为一个炼功人,那就差劲透了。”[3]A放松的笑了,她说:“我真的受益了!”A老师还说:本来以为警察是整法轮功的,是抓法轮功的。没想到,一个象头儿一样的国保说:“她们(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很善良,您不用担心,不会伤害您一点点。她只会一直劝你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退、退,如果你不退,她也不会把您怎么样。”A老师的想法变了,她从B处长那里回来,赶紧找到《转法轮》替我藏了起来,担心他们倒监控看,担心他们真的抓我。我说:“因为邪党的造谣,单位的同事、领导都不了解法轮功才会这样做法,误会太深,又不让我在单位讲话,国保比你们知道法轮功真相。”

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伟大的师父看到了我这个执著,让我在去执著心的同时证实法。同时,有明真相的国保替我说话,通过这件事,让众生明真相。过去一直是单位帮我化解警察带来的危难,现在反过来了,是警察帮我化解单位的危难。这也得益于前面营救同修的经历。经过了那场魔难,原本以为很拴人,没想到,那个部门有更多的弹性时间。

后来,A老师写出非常感动人心的信,送去给相关领导,信中说:“我刚知道她炼法轮功的时候,曾经很害怕,几次找领导询问。但当接触多了,我常常感叹老天爷给我机会去了解她。这是真的,她不争,什么都不争,只想树立自己的道德。她不找领导去争辩。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大学教授为什么坐牢了都学炼法轮功了。因为《转法轮》里讲的东西,转换成他们的涵养和精神了,以致把孩子培养的那么优秀,对学生和年轻人那么好。我都受益学着她变的无私了。以前,我以为她是特务。可特务是有利益交换在里面的,是把利益放在前面的,是有利益享受在的。可是她买豆腐都买那块酸的,怕人家卖不了;吃鸡、吃鱼要买死的;被人欺负了,还那么低调,就想着向内找。这哪象特务?而且她什么人都帮,不求回报,伤害过她的人她也帮助;欠她钱不还,还背后说坏话的人,她也帮;来抓她的警察她帮;坐牢落难的她也帮;多次忘恩负义的、恩将仇报的人家,她也帮,她给人家讲道理,不嫌弃;对别人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为人花了多少钱,也不计。我觉的只有圣人才做得到。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特务间谍?每次我做什么都被她感动。”

而且,A老师也告诉她女儿:“你姨连半间房也没有。小孩的爷爷是师级干部,却大老远把孩子送来,还要变更抚养权,人家小孩来了后,一个月就是全班第一,后来一直是全校第一。你们离婚,打破脑袋的争孩子争抚养权,和人家比比,“做人”差在哪里?关于工作,人家二十年真是大风大浪。社会反着的大形势,换了一拨一拨的领导,没送礼,没背景,就一个人带着孩子。对法轮功一直是最初的态度,竟没有一个领导吐出这话,把工作整没了。看看你,有点事就翻船留不住,就你这点事,咋跟人那事比?也不是什么好工作,为什么就没有领导替你出面承担?这就是厚德载物。”

这位A老师真的明真相了!她多次真心的暗中帮助同修,还使用真相币。她的腰椎间盘突出不知不觉完全好了。家庭上她付出的越来越多,家庭环境变的融洽起来,说话做事变的富有理性。她多次由衷的说:“我真的受益了。”A老师还公开责怪领导、同事挑拨关系,落井下石的做法,说:“受害者怎么有问题了呢?”她的正义言行冲击着很多人的观念。多少年她在单位受到轻视,现在收获了许多领导、同事满满的钦佩赞赏。

B处长生气的责怪我不主动对单位说明情况。身为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得承担起责任。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下来,结合着讲述了法轮大法真相,我写了九页,打印成多份,一一送到领导手里。感谢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对我的顾念之心,同时表明,二十年来人们总是让我在要工作还是要法轮功间做抉择。我没法抉择,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告诉领导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讲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最后呼吁领导们的帮助。这种一个模板多份复印的做法,是第一次,第一次公开大范围的发到多个领导手中。

我掂量着这封信,会给明真相的国保警察带去什么冲击,如果单位把这信拿到他们面前,他们能否扛住?我拿捏着这封信对不同职责人员的干系,但是也只有放手一搏,没有退路了。信轻飘飘的飞出去,象羽毛,但法力在!

信就象一个硕大的法轮,打出去之后,在空中翻飞。然后,所有围绕在A老师周围的议论猜测,都烟消云散了。她的正气,改变了很多领导和同事。关于挤我走的说法也已经过去。我稳稳的落脚在那片土地。有时看着脚下是黑黢黢的深渊,但踩上去,就变成了一朵莲。

我仰望师尊,心里明白是伟大的师父在做,师父要救度这一片众生,看我踟蹰不前,害怕悬崖跌下,而时机已成熟,就通过我去执著心证实法,推着我往前走,不走都不行,没有退路,一步一步把我推过去,从而莲花满天宇。是师父的伟大智慧和威德,才塑成弟子,并洒甘露于众生。

二十一年来,我在工作中证实法,熔炼自己,证实着伟大的法轮大法,证实着世人对法轮大法的渴望。几经分转、几经不同的领导群体,我一直没有失去常人的工作环境。我在大法的熔炉中摸爬滚打的被打造,而也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让我能和国保警察面对面,能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法轮功学员的言行,而不只是文字。他们由衷的赞叹:“炼法轮功的素质真高!”

也是因为有这个工作平台,让我能对律师自我介绍、对派出所的人自我介绍、对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及孩子的一位位老师、还有家里的亲友,能自我介绍我是一名在职教师,能给世人一份妥帖,一个证实。如果对法轮大法不认同的单位,怎么可能要她呢?因为有这个工作平台,我拥有一定的收入,子女能够就读名牌大学。

今后,我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加坡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5]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快讲〉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8]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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