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灾人祸中看中国

更新: 2021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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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五十分,堵在京广路隧道的郑州民众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五分钟后,就会遭到洪水的灭顶之灾。同一天的傍晚六点,拥挤在郑州地铁站台上的人们,乘上了通向死亡的五号线。

时间回到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九点,在郑州市气象局接连五次发出红色警报后,郑州市政府并没有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而是做出了“主要交通不要中断”的“重要指示”。事后,中共声称,此次降雨为“千年一遇”,再次掸袖推责。

瞒报的需要,说谎的基因

一直以来,中共应对天灾人祸都有着一套相同的行为模式,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掩盖灾难、瞒报伤亡、控制舆论、转移视线。他们维护的是中共,不是人民的生命和福祉。

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出现暴雨,由于中共的不合理规划,大跃进修建过多水库,且水库偷工减料、品质低劣。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数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七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共29个县市受灾,涉及1200万人,毁房680余万间,冲毁京广线铁路100多公里,京广线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

据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揭露,这次溃坝导致的死亡人数多达23万。可是如此可怕的灾难,翻遍中共当年所有的报纸,都无法找出一条与此有关的消息。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SARS病毒首次在中国广东被发现,那时正值中共召开十六大,江泽民为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以“稳定压倒一切”强令媒体瞒报SARS疫情,同时为这次大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在此期间,随着民众中越来越多的病例和媒体有意的隐瞒,使中国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抢购板蓝根的热潮。

直到二零零三年三月初,一位广东医生因感染SARS在香港去世。全世界才注意到SARS可能比相像中的可怕。随即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通报国内的SARS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但为时已晚,中共已将这个可怕的病毒撒向了全世界。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日,中共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导。第二天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此间的中国,小汤山的火化炉正在超负荷运转,许多疫情封锁区的百姓只能自生自灭,新闻里充斥着喉舌们关于抗疫胜利的谎言,而江泽民为了躲避瘟疫乘着专列在全国四处逃窜。中共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作为颜料,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绘制出了一幅《万里疫虐图》。

时间来到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两辆动车在高速铁路温州路段双屿高架桥上发生追尾,导致六节车厢脱轨,其中四节车厢从三十米的高处翻落桥下。在二十四日凌晨一点多即事故发生约五小时后,人们还沉浸在惊愕与悲痛之时,中共有关部门却声称“无生命迹象”而停止搜救,同时迫不及待的粉碎车头、车厢、就地掩埋。但是,在中共停止搜救的十六小时后,两岁半的小女孩项炜伊,被其亲人从高架桥上残留的车厢中发现后生还。

在事故发生二十六小时后,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温州举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在隐瞒和欺骗之下,是中共对灾难的误判,对救援的无能,对生命的漠视,是为了手中的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邪恶。

丧事喜办的表演,控制热搜转移视线

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简直无法区分,然而不管所谓的“天灾”是怎么形成的,中共不厌其烦地给中国人洗脑:之所以取得抗灾胜利,是中共英明领导的结果。所以,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都会在“感动中国”和无知百姓对党的感恩戴德中落幕。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八点二级大地震,致使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根据中共民政部的官方统计,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二时,共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人民币。另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做的调查,汶川地震实际死亡人数为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与这灾难的恐怖相比,中共的新闻洗脑却更加恐怖:“火线入党”、“人民子弟兵深入抗灾一线”等报道,人民越是尸横遍野,中共越好唱它那个“东方红大救星”。

可是,网络上一张政府办公大楼伫立在已成废墟的学校旁的图片,却默默道尽了一切。

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一直没有启动对豆腐渣工程的追责,也没有向遇难者家属致歉。十多年来,坚持上访追讨校园豆腐渣工程真相的遇难学生家长,一直受到中共的各种打压、殴打或逮捕,甚至连纪念死者的活动都被阻拦。家长们发现上访无果,改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校舍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法院却以“已过八年”为由不予立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零一八年,四川汶川县政府决定了一个“汶川感恩日”,让人实在对中共的无耻程度感到匪夷所思。

二零二零年初,从武汉海鲜市场传出的“中共肺炎”无疑是本世纪最具破坏力的灾难。中共除了一以贯之的掩盖疫情,控制舆论,打压吹哨人等常规操作外,还故意令病毒扩散至全世界。而后,用极权的强制力,切断国人正常的生活,使得无数百姓的生活陷入危机。

在疫情还未结束时,中共又急不可耐的标榜自己为《大国战“疫”》,全然罔顾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国撒疫”的事实。中共就像360流氓杀毒软件般,制毒、散毒、杀毒,事后再向别的国家兜售杀毒软件。

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正当“武汉肺炎”在全球肆虐之际,中共在北京召开所谓抗击疫情的先进个人和集体的表彰大会。在此期间,中共对钟南山的吹捧,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得无数年轻人,把这个中共的传声筒当成偶像来崇拜。在中共这一系列的运作之下,使得许多民众在受尽其害的同时,竟然对中共生出了赞许和自豪之情。

二零二一年的七二零郑州洪灾,在中外共同质疑中共隐瞒死亡人数时,中共再次转移视线,炒作毫不相关的话题,使很多中国人完全忘记了探讨这次水灾的责任问题。

最后,人们仍然对地铁五号线为何进水毫不知情;对京广路隧道里有多少辆车、多少个人,一无所知;对水灾更加严重的新乡、鹤壁充耳不闻。等到人们开始淡忘,中共才会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模棱两可的发布一篇“关于河南郑州地铁五号线进水的调查”。此时的民众,早已被中共制造的下一个热点所煽动,继续按照中共规定的方式,发泄着无明的情绪。

被指定的受害者生命并不平等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救灾不利可能是真的,作秀也可能是真的,但那些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救援的事迹也是假的吗?难道那些抗洪战士躺在水坝上休息的视频也是假的吗?

诚然,确实有很多救援人员在天灾面前舍生忘死,值得尊敬,但放眼全世界,这并非新鲜事,也不是中共特有的发明,更别说抗灾救人是政府的职责。

问题在于,救人只是中共抗灾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经济利益和政权稳定才是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当两者相冲突之时,中共以牺牲老百姓而换取经济和稳定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答案。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日早,安徽淮河王家坝开闸泄洪,洪水涌向位于阜阳、颍上两县的蒙洼地区,顷刻间,区内居民的大片农田、果园和水产品养殖场陷入汪洋。这是继一九五三年后,第十六次蓄洪,该地区的二十万人口,1.18万亩耕地在这68年来反复成为一片汪洋。洪水一来,当地民众又要“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所以皖北地区的流浪汉如此之多、百姓如此之艰难。

在网上流传的灾区现场视频中,有人激动地说:“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我们安徽人付出太多了,灾情过后如果有安徽人走到你家门口要饭,就请你给他一口吃的吧!”

还有一位拍摄者站在淹水的水稻田里,叹道:“对于我们农民来说,种这三百亩田的水稻,真是倾其所有,承包费、种子费、农药费,他就这样被淹在水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一位网民写道:安徽既然有十五个蓄洪区,那每年雨季都应准备要蓄洪,为何不规划安置村民的地方,最起码要有帐篷吧?救助金去哪了,救助物资去哪了?

无独有偶,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的河南洪水中,河南鹤壁市浚县新镇镇淇口村村民为了抵御洪水,用了两天两夜加高河堤,却遭到官方派去的人员挖毁。期间双方发生冲突,村民遭喷辣椒水而放弃,结果村庄被淹水。

当地村民证实,村里有三、四千人。他们那个地方历年都是泄洪区。这次官兵强毁村民加高的河堤,导致双方发生冲突。

结语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几十年来,中共逆天叛道,以无神论、斗争理论败坏中国人,这才是神州大地灾祸频生的根本原因。

看中国,从二零零二年末的萨斯到二零一九年底爆出的武汉病毒,中共的邪恶,注定其把民众当作陪葬品。在中共行将就木的今天,每一个追随中共的人都处在最危险的境地之中。

上天有好生之德,在灾祸频生的今天,亦早已有了使人们得救的方法。二十多年来,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真相,告诉人们退出中共恶党,并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即可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在明慧网上,更是记载了无数人危难中的得救经历,文笔质朴,感人至深。希望中国人能借以开启慧眼,辨明正邪,早日登上得救的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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