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理论理性”的历史命运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九月二日】修炼大法之前，我自诩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从常人角度看并不是自夸，大部份是真实的：

第一，我是全国第一批恢复高考就進入大学深造的幸运儿，那个时候简直就象中举一样轰动，整个县就那么几个人考中大学，身上笼罩着一轮荣耀的光环，谁都羡慕。

第二，我念硕士研究生的大学和系所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学，最著名的系所之一。而且这个系所的哲学家有着对中国现实哲学理论陈规的犀利锋芒。这都是中共恶党压力下难得的宝贵品质，这一点在全国哲学系所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第三，我的专业导师是所学专业中全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不说数一数二，也是名列前茅。

第四，在当年十几个考生中，我的笔试成绩排名第一，经过三年的学习，同科系的同行们认为我是得到真传的。

第五，我心中也有一个追求的目标，一辈子只做自己的学问；决不人云亦云，决不做官方哲学和政治需要的仆从，也绝不为商人服务；甚至公共知识分子我都不放在眼里，觉得迎合公众和真理不沾边。只做一个良心知识分子，做客观、高尚的、纯粹真理的学问。

这种内在的骄傲只跟自己心中的目标比，不会去跟社会上的东西去比。看上去超脱凡俗，不实用，不功利，不势力，不为任何世俗势力和世俗动机左右。这种自诩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很难过的一大关。

这种特殊的常人之心不去，很难真修实修；不经意间会在同修的佩服、赞同、欣赏，甚至认可等心态的迎合下传递变异，甚至腐败的东西；最严重的是导致乱法行为而不自知。

本文首先揭示的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中都继承了文化中的什么东西。反思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然后我们分析带着这种文化因素修炼给自身修炼和修炼环境带来的损害。

一、“理论理性”在西方文化中的角色

与公共生活相脱离，不入流，不入任何群体，只做自己的学问，做学问无门无派，独立于各个学术团体和势力，独立钻研，独立思考，这是西方“理论理性”的特殊气质。因为没有参与的想法，不被各种社会潮流，利益所左右，给别人的印象大体上也是如此，除了学问之外的一切都不会认真参与，但是以这种状态出现在大法修炼中，看上去好象是修炼有素，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学术独立，这是从学术方面来看的，但是从修炼来说就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著。其实学术独立也好，人格独立也好，都是人的东西。不是不执著，而是非常执著。执著什么？就是执著“自己”，只不过这个自己并不是“名利情”的“小我”，而是“大我”（其实未见得能够脱离名利情）。这个“大我”叫做“理论理性”。就是整个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以完整真实的认识人类理性为追求的目标。追求人类的“理论理性”成了西方很多哲学家的生活方式。

这个传统从柏拉图开始，贯穿了整个欧洲大陆两千多年思想的历史。欧洲真正有神辅导的文化从信仰上帝的犹太教开始，然后由基督教延续。在这个主流的宗教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欧洲哲学的这个理性主义传统。根据个人目前的理解，这个传统和中国的儒家传统非常不同。儒家传统是实践的，重视道德修为，甚至一言一行都是有标准的，甚至有更高更高的标准。做人是中国人终生不忘的追求。中国的仁人志士大都从儒家传统产生。

至少我个人到目前仍认为，欧洲的理性主义者没有那么强大的实践动机，但是却有代表真理的自以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的理性主义者从未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欧洲始终存在着信仰和哲学之间的张力。崇尚逻辑和理性构成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目标，除了中世纪有短暂的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合流，人文传统长期独立于信仰之外延续。

现代的欧洲哲学和古希腊的哲学又有不同。古希腊赋予哲学一词“爱智慧”的含义。古希腊人认为人没有智慧，只有神才有智慧。哲学充其量只能爱智慧，自身并不就是智慧。所以哲学家还是以认识神作为目标，哲学的地位远不及神学。所以马克思污蔑传统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要反神，反道德需要把传统理性主义的目标反过来，就需要挑拨神学与哲学的关系。一些别有用心的哲学家一般都想要否定哲学与神学和宗教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与传统的立场慢慢显现出来强烈的背离甚至背叛。我们可以把欧洲思想史上的两部同名的著作做一类比。中世纪的圣奥古斯汀写过一本《忏悔录》，内容是放弃情欲，追随上帝的精神历程，充满对信仰的崇尚和对神的感恩。而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也写了一本《忏悔录》，对世俗的情爱极力粉饰与推崇。从卢梭到罗素，对婚姻不严肃，为了性爱伤害家庭，伤害后代，放弃对女方的责任，放任对女方造成伤害而不顾。这种对性爱的追求，其实就是宗教反对的邪淫，邪淫破坏了神给人留下的戒律。

卢梭和罗素之类的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在理性言辞包装下，在美好而高尚的辞藻背后，在专注情爱的情绪体验中，迷惑了道德情感脆弱的人。这里仅仅是一个例子，表明启蒙运动的追求整个与传统是反过来的。所谓人性的启蒙是放弃了人自身的神性为代价而发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基础的就是欧洲出现了以理论理性为大的哲学传统。不仅如此，世俗的文学艺术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加速了整个欧洲文明的所谓的“理性化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脱离宗教对人的精神和行为的约束，走向情欲的放纵，直至发展到今天的滥情，很多人还以为这样发扬人性自由是好事。

从笛卡尔到康德这段理性主义的发展中，康德代表这个传统作了非常明确的表达，认为一切价值和真理都要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这种理性主义何等的自负，何等的狂妄！然而这种严肃的哲学外表却吸引了很多追求严肃思想和客观真理的人。这种理性的自负甚至狂妄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没有神辅导的文明，无论假以什么伟大的称号，都是根基浅薄的。康德把理论理性提高到如此高的地位，埋下了后来哲学家揭示了理性的缺憾，走向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祸根。在康德之前，如果说理性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觉得是自然的，因为人性中有神性，社会会回到宗教的基点去认识真理。可是在康德之后，这就不行了，人类理性再也回不到宗教了，整个欧洲文明失去了对人的神性的认同感，人本主义走向了间隔神，甚至反神。

现代的思想对神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普遍立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因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否定了人可以认识神。人不能认识神，怎么有理由听神的话呢？没有了对神的信仰也就没有了支撑道德的理由，整个欧洲的人本主义走到了人类无限放纵自己的道路上。实证科学的发展加速了这种進展。人类不能认识神，但是却可以认识物质世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突飞猛進，现代技术的发展花样翻新，人类真正信仰的不再是神，而是科学！

如果理性不能认识神，为什么不能让人类变的更加谦卑呢？因为人类放弃了神，背离了神，反而助长了理论理性的傲慢。在反神的文化中，理论理性成了平衡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人不可能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的生活。人类要有理性，有秩序的生活就要有反思自己的能力，而这就是为什么理论理性在今天能够是一种傲慢的力量的原因。人类没有了神的帮助，借助自己的能力去合情合理的生活，只能依靠理论理性的反思能力。这就是当今文化中理论理性起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的原因。其实在道德高尚的时期，人类只要按照神的教导行事就可以了，当人背离神，反对神的时候，人才需要更多的理性去反思，更多的法律去管制。个人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人按照神的要求生活他一定是自足的，但是如果人不按照神的要求去生活，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才会变得尖锐甚至难以忍受。

因为整个欧洲文明完成了所谓理性化的过程，理性、自负和傲慢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神传文化比较，神传文化的基点是神对人的怜悯与慈悲，神对人的好立足点在于提升人的道德。可是西方的理论理性不是这样，理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平衡力量不再体现神对人的怜悯与慈悲，而是以公平公正的面貌出现的一种世俗的力量，甚至是一种世俗的权力，这种理性充当着道德的道德，法律的法律，是一种替代了神，被人神化了的力量。这种自负与傲慢逐渐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荣耀，被整个社会所尊崇，这就是大学制度抢夺了神的话语权的真正原因。知识分子生活在自己都难以察觉的自负与傲慢之中。在所谓做“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这种追求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文化因素。这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先天的不足就是没有在神的训诫下生活，不知天高地厚。

二、完全失去神性因素的文化是党文化

“理论理性”主导的生活观念会和宗教发生严重的冲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理论理性要建立公民社会公平公正的规则。这是理论理性的责任之一。神与宗教认为的公平与公正并不简单是公民社会的通行规则，还是和个体生活相关联的因果法则。所谓因果法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贫富贵贱，公正不公正就天道来讲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就理性反思而言就不是这样，公共生活的公平公正反而障碍了具体个体之间因果的兑现。一方面公道自在人心，这是公共规则；另一方面还有个事出有因，这是个人际遇。两个方面如果仅仅强调因果，社会生活就没有了可参照的标准，但是如果完全忽视了因果，那么人类可以借助公平公正的借口肆无忌惮的做坏事。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就是完全不顾善恶因果，赤裸裸的诉诸利益和极端的利益争夺。

再举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例子。古人对魔性的容忍度很低，现代人对魔性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基点不同。从信仰的视角来看，极端的不道德并不仅仅是悖逆人性的行为，而是魔性的表现。在一个承认神性与魔性的文化中，对魔性的抑制或者是教化人类能够分辨善恶正邪是一种天意。要保护人类社会不被魔鬼侵害，神就要训练人认识善恶正邪。如果人类失去了识别善恶正邪的能力那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从天意来说，铲除邪恶不仅是简简单单的道义问题，而关系到人类的生存方式。神要辅导人类识别善恶正邪，特意的要用到极端的例子给人类留下经验教训。在西方宗教活动的方式中要维护正教，把严重威胁正教的人和事做出严厉的惩戒。古代的宗教对魔性的容忍度很低就是这个原因。

在中国也是如此。比如“秦香莲”或叫“铡美案”编成各种地方戏曲在民间表演长盛不衰，原因是对人教化的需要。窦娥冤也是这样的戏剧，众人对一个人的冤屈所表现的漠视会带来上天的惩戒，连干旱这样的天灾其实也有人祸的含义，很大人群的失德是造成天灾的真实原因。在宫廷政治生活中，皇帝还要罪己，也是因为皇帝深信，要失去上天的眷顾后果不堪设想。皇帝更需要趋吉避凶，更需要在道德上严于律己，因为事关江山社稷，万民福祉。无神论会轻而易举的隔断人和上天的联系，今生和前世的联系，道德境界和现世福份的关系等等，人没有了对天理天威的敬畏就什么都敢干。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定要破坏传统文化的原因。它就是要祸患中华儿女，就是要灭绝传统文化，就是要把人变成魔鬼。

可是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中已经想不到这些了，因为理论理性成了“人类理性”的代言人。因为被“人类理性”在现代的发展洗脑了，古代那种惩戒魔性和反道德的事例被现代人斥之为不人道，皇帝罪己这种事情被认为是愚昧的表现。现代人真的是放弃了道德责任，反而对惩戒不德多有不满，甚至愤恨，对放纵魔性却觉得天经地义。观念完全和正法正教对人的要求反过来了。比如，父母不能管教孩子，学校不能举行祈祷活动，不能教神创论，白白养活懒汉，甚至偷窃者被看作是仁慈等等。这种系统的变化也发生在主流媒体，主流大学，主流的社会团体中，普遍不再从道德善恶看问题，而是从人类的感情看问题。

用感情代替神性看问题 后果严重

用感情看问题有什么不对吗？当然不对！因为现代人说的感情其实不再仅仅是感受了，更多的是不理性、欲望、利益，而人是有神性的，有道德原则的。中国人最害怕的就是人会变得禽兽不如，原因就是放纵情欲就会变得禽兽不如，就活得跟魔鬼一样。凡是支持人放纵情欲的理论和文化就是邪恶的。这种理性的力量变得邪恶的时候，人类怎么办呢？

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今的世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盛行，摧毁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秩序的角色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主导力量的时候，人类就会反过来，从具备很强神性的存在变成了魔性极大的存在。为什么当今的人类可以认同马克思主义具有合理性？因为完全放弃了神，完全放弃了私德，人就完全没有了自我约束的力量，世界就充满了以实现公平正义为借口的暴力和不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理性主义的发展，成了滋生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没有欧洲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文化环境。

马克思主义是极端利用无神论的邪恶力量。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是打着利用群体的力量去争取个人最大的利益的幌子去闹革命，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泯灭了人的良知和正常的创造性，展现的只是强盗和破坏的力量。结果一定是毁灭！在社会主义国家，利用武装斗争也好，阶级斗争也好，目地都是为了破坏人类的道德良知。在西方也是如此，就是在以民主灯塔自居的美国，政党利用扩大投票人数，压制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力量，放弃基本原则为自己争取选票，达到政客的利益最大化也是当代民主旗号下，政客的骗术之一。只要是利用了群体的力量去实现所谓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很多都包含欺骗的动机。因为在道德失落的人群中，民主只能选出多数人的意见，选不出真理来；只能选出共同利益，不能选出道德高尚。

因为我的学术立场从理性的选择来说，我希望自己是无门无派的，只对纯粹真理负责，看上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哲学并不只有马克思一家之说，其它派别有很多。我有时候接受不了同修说我有党文化，觉得同修对我有误解。慢慢的，随着修炼的深入，我觉得同修说的对，一点也没有冤枉我。

党让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几乎销声匿迹

在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斗争”和“文革”，传统知识分子近乎销声匿迹。反右斗争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文革以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为中国人的思想成长和智慧选择设定了禁区，就是不准许真正的发扬传统文化，也不允许真正研究传统文化，按照传统的要求去做人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要求都成了愚昧落后的追求，受到知识分子的漠视、排挤、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假学者，假科学家的打击。知识分子被限定在为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服务的方向上去研究，去思考。这种极为严厉的思想和学术管制下造就了中共需要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的中共知识分子。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完整的教育过程都是中共操控课本和教师培养的，最低影响也是把唯物论和无神论看作是天经地义的，非常自然的，很难产生对神的正信。

就说我读研究生所在的系所，虽然有独立思考的老先生活跃在讲台上和学术研究中，但是他们每个人对哲学的思考一般都是唯物论的，只有研究中国哲学原著比较中肯的极个别的学者，能够忠实于儒家正统。而且我也观察到，他们要想发表哲学观点，超越不了唯物论。而且很多人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看的很绝对。在中国只要是唯物论的哲学家基本都站在了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之上了。我自己原原本本按照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去研究西方哲学，可是对基督教了解甚少，并不懂得真正的西方思想是怎样的。其实只要是唯物论就不会真正懂得基督教，也就不可能具有对神的正信。

传统的人一般都承认人的道性、佛性和神性，道德基础来自于神的教导，来自于自身的佛性。没有信仰的人才有可能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凡具备真正信仰的人不可能相信唯物论，也就不可能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现代哲学虽然并不完全否定宗教，最多也是在理性中承认人有宗教的需要，但是绝大多数都对神的存在，对宗教精神在实在论上存而不论，这种对神的实在论态度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路人，因为哲学家已经普遍不再相信神。凡是这样的哲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利用的，可以用他们的哲学立场和方法服务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的认识。

我终于明白了，凡是没有对神的真诚信仰的所谓理性，根本上也是党文化的。因为他相信人为的认识人类的精神，而不是从神创的观念去看待人的精神。这种理性的自负与傲慢是现代西方哲学普遍的特征。

如果不相信神，那么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就是与现实利益相关的问题，其它哲学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死抠字眼的分析哲学，另一类是所谓内在意识的现象学，这些学问远离现实利益，正好是民众无法了解的，很难掌握的。

我所学的哲学就是如此，形式上远离民众和公共生活，其实是把现实的领域全部交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了真正的信仰，基本不会有战胜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力量，因为让出了现实生活中实践的目标，反而在意识和语言领域驱逐了神，放弃了宗教，这种理论理性的角色其实和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了否定神的伙伴，和马列主义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反神的整体文化系统。

三、现代哲学是知识和文化的虚构

深入了解西方的现代哲学的两个分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就必须了解这两个哲学的方法论基础。从表面看现代哲学五花八门，但是从方法论上来看，根本上就是这两类：分析哲学和内在意识的现象学。全世界几乎所有内行的哲学家基本都属于这两大体系。而且在方法论上与这两个体系的方法上不严格，那是不可能進入哲学的专业领域的。

语言分析哲学的对象是语言。大体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弗莱格、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哲学，另一个是来源于摩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发明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之所以叫做分析哲学，是因为它绝对不会超出语言的界限，绝对不会触及真正的神，不会去认识神的启示，而是研究关于神的“语词”和这些语词对文化的作用。

也就是说，现代分析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在实在论上不承认神的，严格排斥神的。当然它也排除了实在论上的唯物论。简单说，“物质”和“神”都是语言现象，是“语词”。物质现象基本都是“科学语词”的范围；而“神”是“宗教语词”的范围，前者是“描述语言系统”的事情，后者是“生活语言系统”的一个分支。分析哲学的方法绝对不可能超越语言现象一步。那么，人类的一切事物都作为语言现象来研究，不超出语言现象的范围，那怎么研究呢？

其根本方法就是对语言现象做实证研究。比如说什么是实在？语言研究就要研究语言系统。如果你问创世纪和宇宙演化学说有什么关系，分析哲学会告诉你，创世纪是一套说明宇宙来源的宗教叙事，宇宙演化是一套说明宇宙来源的科学叙事。这两种叙事方法遵循的规则不一样。科学的语言架构如何，宗教的叙事结构如何，这都是人类的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喜好或习惯等因素构成的。换句话说，人类是在应用语言编故事，只不过有的故事适合人的喜好所以能够获得长久的流传。科学和宗教都是这种叙事方法的流传。他们从实证的分析出发研究这些语言为什么有可能占据人类的统治地位。说白了，科学和宗教都是语言的构造，是人类反复运用，反复丰富才形成的。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的知识，也没有人的文化。

于是对于信仰宗教的人来说，上帝自然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对于信仰科学的人来说，自然界是真实的，物理规律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本质上都是人类应用语言進行的语言活动的产物，但是因为人反复运用离不开了，那就成了实在，甚至是唯一的实在。这种哲学的变戏法，把一切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这种学说的要害在于取消了人类信仰的真正基础，割断了人与神的真实联系。

第二种是人类意识的现象学。这个方法论学派的发明者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胡塞尔通过对人的内在意识的观察与分析，用来揭示知识和文化的内涵，其基础也是立足于普通人的内在意识的构成和状态。

现象学最著名的方法叫做加括号。对物质和神这样的实在，哲学是不能分析的。“实在”需要加括号，也就是不去触及真正的实在。现象学和传统的研究有一个区别叫做描述的。根据这个区分，以前哲学家的研究叫做规范的。规范的研究对于实在和价值有自然的态度是尊重和肯定的。自然的态度中把思想中的事物当做是实在的。其实实在的东西和不实在的东西都是现象学不能研究的，现象学只能研究人类意识活动的现象。现象本质上是意识的东西。实在是在意识中被“当做实在”。这就是加括号的意思。有些东西不会被当做实在思考。后来的现象学发展还经常和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但是方法不会超越意识的界限。

分析哲学不超越语言，现象学不超越意识和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代哲学的方法论基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直接探索物质和神的问题当做是假问题。哲学作为基础的研究或者是作为语言现象，或者是作为意识现象研究。我们知道宗教经验和科学经验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经验。宗教和科学的真正区别既是事实问题，同时也是价值问题。宗教问题的核心是天启真理！如果我们不相信神，那么人和神的联系就被割断了。割断了是不是就与神没有关系了呢？

西方哲学对神的态度中，比如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其中最重要的线索是，意识和语言无疑是内心生成的，但是人与神的相互作用是真实的。我们举个例子，相信耶稣的人，在忏悔和祈祷的时候，有些人会感受到耶稣在听，而没有信仰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经验。什么意思呢？《圣经》关于耶稣的故事，耶稣的话语，真的是作为耶稣的话语起作用，白纸黑字中真的有耶稣的话语显现出来。

现代哲学无法研究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在意识和语言假定了是可以描述的，或者是可以实证的，本质上我们就排除了神。因为宗教现象，道德现象的存在是因为有信仰的人他的神性起作用了，他的神性部份和神可以相互作用。神性如果只能显现在真正信仰人的行为中，它永远不可能被不信神的人所证实。如果哲学家不信神，那么哲学永远无法证实，甚至永远无法真正接触有信仰的人的意识或语言。是不是有信仰的人的意识和语言在事实世界或价值世界是一种善良的虚构呢？对现象学来说是这样，对分析哲学来说也是这样，可是神的世界依赖神的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神就没有神的世界，没有神的官能就没法理解神的存在与价值。现代哲学本质上是不信神的，甚至是反神的，所以现代哲学对信仰来说，先天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无法走進真正信仰的人的意识，也就无法進入表达这种意识的语言。

对于现代哲学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从笛卡尔哲学开始，到康德哲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事实，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在实在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而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传统告诉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在意识和语言中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信仰问题无论从意识来看，或者从语言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在事实上信神和不信神无法从内在意识和语言上证实它有多重要。现代哲学進一步从认识论上排除了神和宗教的价值。意识也好，语言也好，都不证明宗教有什么优越性。

启蒙运动从笛卡尔哲学开始，笛卡尔的哲学反思是有其先天的宗教条件的。第一，那个时代的人，不信神的人很少，信神是天经地义的。第二，笛卡尔哲学能够成立的原因在于，笛卡尔相信，人能认识真理，能区分善恶，能严守人的道德，这种良知良能是因为上帝给予我们每个人的良知所起的真实作用，如果没有这份良知，哲学什么也研究不了。这确实是人类能够认识真理，能够区分善恶，能够严守人的道德的最后的和最真实的原因。相反，不能认识真理，不能区分善恶，不能严守人的道德，其实这个生命的品质是良知无存的。

在西方宗教中，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他们从伊甸园堕落为人，是因为他们堕落为人的时候，伊甸园就不再是他们生活的真实世界了。但是他们的内心为什么存在返回伊甸园的强烈愿望？是因为他们部份的还是伊甸园的生命。如果没有了对伊甸园的那种强烈的回归的渴望，也就无法理解伊甸园的真实存在。上帝是更高的神的存在，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不是用人的思维可以接近和接触到的，要信仰上帝首先要信，然后就有可能见到。没有信就没有见，这是宗教中反复证明的经验。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所以佛教中才有此岸和彼岸的区别。我们在此岸，但是我们的心却可以向往彼岸，彼岸很可能是信神的人内心生活的一个真实的部份。

现代的人类，多数都接受了進化论的观念，认为人是动物進化来的，这就非常可怕，因为动物的灵魂没有了人的良知做基础。可以说，進化论这种文化虚构代替了良知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的时候，哲学并不能为人类做什么，如果说哲学有作用，只是强化了现代文明中排神的因素而已。進化论可不仅仅是文化而虚构，它是真实的构成了人类的现实生活的原则。

科学和進化论并不简单是人类的知识现象，它是撒旦灌输给人类的故事。那么推动这个故事信以为真的因素是什么？是不是背后有撒旦的目地呢？是不是随着我们相信了進化论，一种良知无存的魔鬼统治了我们的意识和语言呢？

这样的问题任何哲学都很难回答，康德哲学是在实在论上否定了信仰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保留了认识论上承认信仰的空间。经过现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发展，在认识论上進一步否定了信仰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在信仰的时代，信仰是唯一最具精神价值和实在性的领域。而在信仰无存的时代，科学成了唯一具有物质价值和实在性的领域。甚至人按照高级动物的逻辑生活都成了一种可以流行的生活方式。但是哲学可以回避问题，回避的方法是用一种所谓纯粹客观的，合乎理性的方法论斥之为虚构了事。

四、“理论理性”在人性的堕落中无所作为

通过修炼大法我知道了，我所追求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目标中，包含了多少变异甚至败坏的东西，可我还没有认真梳理过。

在没有神辅导和神的信仰指引的文化中，理性自诩的目标，有极强的排它性。最先排斥的就是宗教，就是神存在的信仰。宗教世俗化过程中，实证科学与现代技术的发展配合了整个欧洲的理性化过程，这个理性化实现的就是纯粹理性发展的结果。其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再也不是人类终极的问题，而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的工具。欧洲文明的理性化过程，可以很恰当的说是把神传文化理性化成了虚无，是去宗教化、去正统化的过程。这就是欧洲文明理性化过程的本质。

没有了宗教，理性成了不可替代的权威。因为人类不可能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的生活。人类生活的理性与秩序依靠的就是这种“理论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也就成了人类生活最高的指导。理性成了不是神的神圣，不是天的天理，被人类推崇备至。理性俨然一种最荣耀的法官，一个最了不起的权威，对一切的一切品头论足，随意指点江山，到处衡量确当，唯独衡量不了天理天良，语言分析哲学把天理天良当做了一种神秘叙事的事情。现象学把天理天良加了括号不去碰触。因为这种理性越来越脱离神，脱离正统的宗教，越来越满足人类经验的需要，造成的结果就是生活的堕落和规则的异化。以这种理性为标准，宗教和道德越来越让人觉得愚昧，甚至宗教场所都不再坚持宗教自身对世俗生活的立场，向世俗妥协，向变异文化让步。因为让步可以换来教会和教堂利益的增长，换来教会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大。

人生活的堕落符合了所谓人性的启蒙和人本的立场。为了维护人堕落生活的所谓“权利”，宗教的戒律完全无效了，人为的规则（包括法律）甚至保护戒律废弛的人生，保护堕落的生活方式，甚至魔性大行其道也都在规则的保护下。法律不仅仅保护了堕落的生活，甚至反过来惩罚维护社会健康生活的力量。这都是西方文明理性化带来的结果。可是这种结果是在三百多年来文化变异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累积下来的。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变得面目皆非了也不为人知道。

我们大致上描述一下现代文明发展的脉络。

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沉思》到马克思恩格斯合着的《共产党宣言》间隔时间差不多200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毛泽东進入北京的时间间隔大约100年，从中共建政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之间的时间间隔是50年。前边的两百年是理论理性发展的实践，到《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锋芒一转，说以前的理性是在理解世界，他要求的是改造世界。从此，理解世界的半壁江山配合了马克思改造世界完整诉求，帮助马克思否定了神，否定了宗教。古典的哲学从实在论上否定了神与宗教，而现代的哲学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意识现象上同时从认识论上更加深入的否定了神与宗教。理论理性在古典时期为马克思借用理论理性的力量宣扬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铺垫了基础，而现代西方哲学在否定神和宗教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干预现实提供了策应。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人类现实生活中越来越猖獗，但是“纯粹理性”却在背后分析语言和意识现象，不疼不痒的理解没有神的生存现实。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就是“理论理性”的历史命运！

五、警惕“理论理性”背后的邪恶物质干扰修炼和修炼环境

理论理性为什么在现代人人性的普遍堕落中无所作为？为什么理论理性在魔鬼用规则和法律打击真正信仰中丝毫起不到正面作用？这是为什么？因为否定神的背后是一定有否定神的超越力量，这种力量就来自于撒旦。因为只有撒旦仇恨人类，非要在上帝面前妒嫉人，仇恨人，毁灭人。在“最优秀知识分子”背后就有撒旦的阴影。

撒旦的阴影就潜藏在“理论理性”的背后，潜藏在利用“理论理性”追求真理的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在师父开创的正法修炼过程中，一定包含与撒旦面对面的决战。但是如果撒旦就藏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细节中，我们如何与之作战呢？旧势力在安排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对师父的修炼者提出了挑战，旧势力对他们破坏的修炼者说，你不是有大法吗？你重视大法了吗？师父将计就计的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给了我们必胜的法宝，就是无条件的找自己，不要怕找到自己的肮脏，不要怕找到自身的邪恶，不要怕被人看不起，不要怕毁了自己的名声。找到撒旦，找到从这个肮脏的发臭的旧宇宙的垃圾中走出来的道路，这就是真修实修！我不仅有大法，有未来的大法，我还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不管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师父是我们更新圆满的最大保障。

我们看到了严重的乱法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干扰破坏大法的现象中都有一个普遍的特征，传染！我们看到，在监狱或劳教所当过帮教的，或者被邪恶转化了的学员容易带着被转化的邪恶物质，说话办事过程中就在传播这种邪恶物质。我们说这样的毒素传播方式相对来说还算好预防。因为毕竟表面上有帮教的标志。

最难辨别的就是以真修大法弟子的身份出现，身上自然而然的带着这种东西，这是最难防范的。其实但凡旧势力参与安排的这类事情中，如果有人身上带有这些东西，就会在同修佩服、赞同、欣赏，甚至认可等心态的迎合下传递撒旦的毒物。传统中国人崇尚有文化教养的人，现代人崇尚所谓教授、科学家，特别是对“优秀知识分子”普遍有好感，请真修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去掉这样的常人之心。

作为我曾经在常人中以“优秀知识分子”自居，撒旦的毒素曾经在身上存在。这种来源于撒旦的败坏物质，以追求“理论理性”的真理的形式在一生最重要的学术生涯中就实实在在的存在。在世人羡慕的教授生涯中配合中共传授所谓高尚的学问，其实就是在向学生放毒。如果没有得法，没有遇到师父的救赎，那么就会被这种最邪恶的物质引导向形神全灭的境地。而这就是得法前邪恶为考验大法和破坏师父正法早就安排好的。师父安排了大法弟子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全面转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才有机会走出旧势力的安排。

师父给推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位置，邪恶执著它们要的，改变了师父的安排，强加了这种邪恶物质，这是导致我不能在第一时间走出来证实师父证实法的根本原因，也是出现乱法行为的根本原因。我曾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行为在表面上完全符合大法，避免乱法行为发生。可是如果不向内找，找不到邪恶的罪恶安排是不能解脱罪恶的。强加给大法弟子邪恶物质，操控利用这种邪恶物质造成的一切行为，就是直接对这个大法弟子兑现师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安排在犯罪。这是对正法犯罪，对师父成就弟子的安排犯罪。

我们的师父慈悲无限，师父有能力做正法中的一切事情，所有与我相关的，被邪恶强加了邪恶物质的同修们一起发出强大正念，拒绝并清除撒旦，拒绝并清除邪恶，拒绝并清除旧势力的安排与参与。在法正人间日趋结束的最后的关头，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洗净自己，纯纯净净的参与助师结束法难的战役，无憾的随师父回归。

以上是个人体会，层次和境界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