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转的词语：明辨中共的“倒打一耙”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九日】有人说，谎言重复千遍也无法成为真理。但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且不允许被戳穿，许多人就会将其当作真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描写了极权宣传逻辑，即如果所有记录都一致重复某一谎言，人们会最终把它当成历史和真理。中国古代也有“曾参杀人”的典故。中共谙熟此道。

在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中，一种高度稳定、被重复运作的宣传机制长期存在：执政者将本应指向自身的历史责任、政治行为与道德问题，通过话语反转，系统性地转嫁给其批评者。这种机制在民间通常被概括为“倒打一耙”“贼喊捉贼”或“反咬一口”。

在中国大陆的公共语境中，许多政治指控性词语的定义，早已被党高度固化：分裂祖国、叛徒、汉奸、走狗、卖国贼、反动派、反华势力、不爱国。它们并非单纯的价值判断，而是一套可被反复调用的“话语武器系统”。本文将探讨大陆这套话语武器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步：垄断“定义权”

在话语结构上，中共并不是直接说“我是对的”，而是先说：“我来定义什么是对与错。”先垄断定义权，再完成指控反转，从文化分析角度看，这正好暴露了一种高度成熟的洗脑话术模式，例如：什么叫“分裂祖国”，什么叫“叛徒”“汉奸”“卖国贼”。一旦定义权被垄断，逻辑就会从“是否分裂祖国”变为“是否反对中共”。这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概念偷换：把“国家/民族/历史”与“党”强行重叠。

同时，在具体历史叙事中，中共并不对等地使用自己的定义。例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中华民国（中国）的版图内，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公开文件中提出“中国疆域内存在两个国家”的表述。这一历史事实，被党在后来的官方叙事中系统性淡化，而“分裂祖国”的标签则被转用于指控其他政治“敌人”。

第二步：“镜像反转”

抗日战争叙事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根据既有史料，1937年至1945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参与了22次大会战，承受了绝大多数正面战场伤亡，并由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然而，中共建政后的主流叙事却长期重复“国民党不抗日”的谎言，从而在道德层面削弱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合法性。与之相对，中共在抗战中的实际角色被高度拔高，通过大量重复，包括“抗战神剧”，获得镜像翻转后的叙事中心地位。

类似的反转也体现在“汉奸”“走狗”等标签的使用中。这些概念原本指向依附外来势力、损害民族利益的行为，但在党的政治实践中，却被广泛用于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与此同时，中共成立初期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对苏联政治与经济援助的依赖，以及以西来幽灵——马列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选择，长期被排除在相关讨论之外。这种选择性失忆，也是“倒打一耙”得以成立的关键条件。

第三步：抢占道德高地，反对者自动“有罪”

通过将党等同于国家、民族与人民，任何批评都可被重新编码为“反国家”“反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这一机制被反复运用——每一个时期，党在打击自己选定的敌人时，国家暴力被称为“必要措施”，而受害者则被贴上“反革命”“敌对势力”的标签，以此在话语层面避免党的权力行为被从道德与法律层面追责。

从文化后果看，这种“倒打一耙”式的话语宣传体系，让词语不再用于澄清事实，而被用来划分敌我；历史不再是可讨论的对象，而成为可被重组的政治资源。其目标并非让所有人真心相信官方叙事，而是通过高昂的表达成本（诸如说真话者被批斗、被监禁、家人被连坐、公司被取消奖金、邻里被要求参与监视），使质疑与讨论在社会层面逐渐消失。

通过垄断定义、反转责任与道德定罪，党构建了一个自我保护、自我合法的叙事体系，并不断需要依赖这三步反转机制，来强调自己的合法性。

第四步：把“党”伪装成“民族”“文明”“人民”

“倒打一耙”能够长期奏效，依赖于“党占领了道德高地”的宣示，依赖于党将自身等同于“国家、民族、人民、文明与正义”。有了这些，任何批评都可被党定论为“反国家、反民族、反人民”。

以多个历史节点作为例证：19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1989年的“六四”事件、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迫害法轮功，在这些事件的官方叙事中，国家暴力被描述为“维稳”“必要措施”，而受害者则被贴上“反革命”“敌对势力”“邪教”的标签。由此，暴力行为被默认、被执行，而质疑行为、维权行为则被道德化定罪、违法加以刑事处罚，甚至不经任何手续就将人“肉体消灭”。

为什么这种话术能持续几十年仍有人买账？

党长期信息垄断、历史叙事被切割、标签教育从娃娃抓起、让人被恐惧控制而不敢求真、不敢独立思考、不敢说出真话、不敢为真相作证。

结果如何呢？ “倒打一耙”不再只是小众的宣传技巧，在占有绝对控制权的党的话语体系中，词语不再用于描述事实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是成为划分敌我的武器；历史不再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是可随权力的需要随意更改的文字游戏。

党最怕的就是老百姓不再怕它。不少体制内人士并不真正相信官方叙事，却选择沉默、移民或“留后路”，这种普遍现象的本身，说明党话语控制的终极目标并非“让人信”，而是以恐惧治国，让人不敢说、不敢问、不敢质疑。

结语

“倒打一耙”不是偶发行为，而是一整套党文化话术。一个需要靠“贼喊捉贼”维持合法性的政党，本身就已经暴露了对自身合法性的不安，也说明“贼喊捉贼”并不能改变党“自己是贼”这个事实。

对中国人来说，“跳下贼船”并非只有出国移民这一条路，退党退团退队（简称“三退”），每天诚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都会让你感受到宇宙中更强大能量的保护，让你得到心灵的安宁。那种能量来自于正神，不是哪个党能对抗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