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锋出狱后回忆说:
“有段时间,只要一到张延军的班上,就有人把我带到小风场。他拿电击枪在我头上、脸上、嘴上、耳朵、脖子、腿、手脚——几乎全身所有部位都电。被电击枪打过的地方,很多都被电弧烧得结了痂。他让人把我鞋袜脱掉,在地上泼水,把我手脚按在水里再电;或者把我手脚按在地上,用塑料管子抽,一管子下去脚面就是一个血口子;还用塑料管子、竹条子抽打我大腿、臀部,打得青紫瘀血。”
屡遭迫害
孙建锋原是兰州铁路局银川供电段职工,曾多次遭受迫害:
· 一九九九年:被绑架到中宁县看守所,遭“扎绳子”酷刑。
· 二零零零年十月:赴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后又被延期半年。
· 二零零二年: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
· 二零零五年:劳教期满后,因拒绝“转化”,被单位监控近两年。
· 二零零七年一月:被单位纪委、保卫处、公安、“六一零”等从宿舍绑架到兰州龚家湾洗脑班,遭野蛮灌食、灌不明药物、冬天铐在雪地里冻、背铐在禁闭室床头五十多天,甚至被上吊铐长达七十二天。
· 二零一二年三月:被绑架、诬判五年半,在宁夏入监教育中心、银川监狱严管监区遭殴打、“熬鹰”、“坐小凳子”等折磨。
· 二零一七年九月底出狱时:牙齿仅剩十颗左右,完全丧失咀嚼功能;腰部受伤;须发全白;身体极度瘦弱、精神恍惚。
因控告监狱而遭报复
二零一八年五月,孙建锋向银川市兴庆区法院递交行政诉讼,要求银川监狱停止迫害、赔偿牙齿修复费用及精神损害,并追究入监中心监区长胡建乔、严管监区监区长陆伟、教导员段明亮等人的法律责任。
八月十五日下午,银川市中级法院在百般刁难后对他进行了所谓“开庭”。一个多月后,他遭中卫市国保报复,被绑架关押十三天。
再次被构陷、枉判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孙建锋在中宁县瀛海小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小区保安误以为是偷电动车电瓶而报警。110 警察将他带到宁安派出所,随后中宁县国保大队罗织所谓“证据”,中宁县检察院批捕。
宁夏高院指定由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审理。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非法开庭后未当庭宣判;一月十五日,法院枉判六年四个月。同年四月,他被送入宁夏入监教育中心,一个多月后被劫持到石嘴山监狱。
孙建锋自述:这次迫害的详细经过
以下为孙建锋对自己在石嘴山监狱遭受迫害的完整叙述。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我在中宁县瀛海小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小区保安误以为是偷电动车电瓶,打电话报了警后110将我带到宁安派出所,后中宁县国保大队罗织了一些所谓的证据,中宁县检察院将我批捕。后宁夏高院指定管辖,将审判权转交给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依然罔顾法轮大法是正法,国家也从未把法轮功认定为邪教的事实,以中卫市公安局出具的伪证,所谓的“认定意见”,和两高违宪违法暨越自身权限的所谓“司法解释”为由,枉判我六年四个月。我上诉到中卫市中院,但中卫市中院依然不听我陈述的事实和他们指定的律师对我的无罪辩护意见,强行驳回我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二零二零年四月我被送到了入监队。 所有新到入监队的犯人,都被要求宣誓拥护邪党,我不宣誓,负责的事务犯恶狠狠地说:回去告诉他们监区“严格管理”。所有信仰类的,在监狱都被认定是“重点犯”,监区专门安排了一个事务犯住进了我的组,对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随时进行包夹监控。不准我说任何气功、信仰、法律类话题,别人也不能和我随便说话,我坐的时候腿要伸直,不能收起来。平时不能闭眼睛。我不能出组,晚上其他犯人可以去大厅看电视,我只能在组里待着,几个互监轮流看着我。
一个多月后,我被送到了石嘴山监狱。到石嘴山监狱的广场,所有新去的服刑人员刚列队站好,就有人点我的名字,确认后,过来了几个穿红马甲的,拿黑头套往我头上一套,一边一人将我两条胳膊从背后反拧过去,连推带搡,将我跌跌撞撞的带到了一个地方,后来才知是十六监区,也就是高度戒备监区。
1、强制站立
我被关在五组(后来得知法轮功学员栾凝被关在一组)。每天除了有人在廊子里喊口令训练,就是站立,练半小时坐五分钟。晚上也不让我休息,有值班的事务犯趴在门口给一组、五组、有时间或有其他组喊口令,一直练到上床时间。每天被强制站立十几个小时,站的脚疼脚肿,心慌恶心,感觉头胀头晕,眼珠向外凸。主管狱警的副监区长张延军来找我谈话,没说两句就被我说的无话可说,扭头就走。
2、见证迫害
这样过了大概三个月,一天忽然听到走廊值班的急促的向值班室报告说栾凝在炼功,紧接着就听到楼道里急促的脚步声,一群事务犯向一组拥去,一片嘈杂声中听栾凝一边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一边从楼道里被架了过去。不知弄到了哪儿。这些恶徒们也知道他们干的事是坏事,非法的,所以也极力掩盖。说是他们来到这儿都要签保密协议。
几天后,听到一组有呵斥栾凝的声音:“坐好!”“腰挺直!”“眼睛睁开!”等等。他们排了班,每班几个人,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轮换,交班时楼道里上班给下个班交待迫害手段,要怎么怎么,不要让怎么怎么。我知道他们在迫害栾凝,悲伤难过。我找到值班的副监区长王区,说要找监狱长谈话。他问谈什么,有什么话他给带。我说关于我们的事,几句话说不清,拿纸我来写。我写了一封从法律和事实方面说明我们没有罪的信,交给了王区。王区问如果监狱长不来见你你怎么办?我说那我就不再参加训练了。
3、抵制迫害
一天又一天,一周过去了,监狱长也没来。对栾凝的迫害仍在继续。我不再训练了,原地站着不动。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上床,我就一直站着。值班的犯人说这个监区成立以来还没有抗住不练的。对栾凝的迫害仍在继续,除了白天的喊叫声、呵斥声,晚上我也被一组的声音惊醒,有时候是一觉睡醒听到,有时候时被惊醒,听到呵斥声、放洗脑视频的声音。有时候警察换班时,会看到栾凝被戴着黑头套,反拧着胳膊带到风场去,不久又带回来。
犯人中有个叫李健的和我认识,我在银川监狱时,当时他在严管监区值班,后被分流到石嘴山监狱,现在是十六监区纪委会主任。此时我还不知道十六监区有个“专办”,而他同时也是负责“专办”的。这个十六监区是从各个生产监区抽掉将近四十名犯人当事务犯(后改叫特岗犯),又从这些事务犯当中挑选差不多十人组成“专办”,这些“专办”的平时象其他犯人一样值班,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就主要由他们上手。所以这些“专办”的犯人有双重身份,很隐蔽,人员也不时变化,不说一般根本不知道,有些事务犯都弄不清他们当中的人谁是“专办”的,谁不是“专办”的。这样直直站了十几天,整个身体都站僵了,关节都僵化的难以动弹。
4、“攻坚”折磨
一天李健给我说监区要“攻坚”了,你不如先跟上练着活动活动。我想这样站下去也不是事,便又跟着练起来。过了几天,张延军带了几个人进来,拿了几块黑布,将门、窗封了起来,又拿了个锯掉腿的塑料凳子,几个人把我按在凳子上,两个人围坐在身边,盯着不让弯腰,不让低头,不让伸腿,不让动,开始了对我的迫害。他们把师父的照片要往我脚下、屁股下塞,我不让,他们就拿胶布粘在马缸上。他们又将我带到小风场,给我穿上束缚衣,套上喷满辣椒水的黑头套从早晨站到中午。
没多久监狱又成立了攻坚组,监狱长任组长,教育科长杨贺,监区长徐钢,为副组长,张延军、樊利翔、党宁宁、雷占彪、任××和教育科一干事为组员,从各生产监区选调了一批犯人当事务犯,在十五监区的三楼楼层里,进行新一轮迫害。他们还请来了北京的好象是前进监狱的所谓专家,指导迫害。
张延军特意做了两个木凳子,每个凳子用三块手掌大的不太规则平整的木板钉成,一个上边钉了一排钉子,钉帽凸在外面,一个上边钉了一根有槽的铁条,他们隐晦的称为“宝马”“奥迪”。给我们坐。空荡荡的屋子,旁边有事务犯看着,抓着,按着。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什么都不让干,整天让保持一个姿势坐着。睡觉的时间很短,不知道几点让睡,不知道几点让起,一个很脏的草垫子,睡时提进来,起后提出去,值班的以看你好着呢没为由每隔一小时过来叫醒。栾凝在隔着几间屋的组里,不时可听到他痛苦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法轮功学员王德生当时也被抓来迫害。
迫害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快要过年了。栾凝被迫害的住了院,我被关押到了一组。一组除了马缸,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设施,一切生活用水,都要从马缸里取用。我也是进来后才知道,而栾凝之前在这里,不知被关了多久。那些恶人,没有人的底线,不把人当人对待。
5、撕、拧、抓、捏
因为排斥、不配合,在集训区,他们又空出了一间屋子,拿来了“宝马”让我坐。我两脚顶着榻榻米,三个事务犯围在身边,左右两个抓住手,背后一个在我腰部、腿部用力撕、拧、抓、捏,使我大腿内部、腰部青紫瘀血。犯人马首智,拿笔在我后背反复摩擦;用曲别针在我后背、腿上、胳膊上到处乱扎,抓住苍蝇往我衣领里塞。背心后背处,渗的斑斑血迹。一江西犯人,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辱骂我家人、亲人。雷占彪骂我脑后有反骨。每天给我打很少的饭,白天不让上厕所。十几天后,我的两膝完全失去知觉,软的根本站不起来。 我知道,一定不能被他们控制,随他们左右,被他们象傀儡,象行尸走肉一样操纵。
他们又将我弄回一组,每天给半餐,强化训练。中午的馒头别人两个,我一个,很少一点菜。下午的面多是汤,稀稀几根面。有专门的事务犯进组喊口令。我所在的组是独立组,训练项目和内容随意安排,强度、难度怎么大怎么来,很少有休息,凳子动辄不让座。晚上也一直训。
6、冻、饿
到了冬天,窗户不给关严,后面留一道宽缝。雷占彪进组,让我把棉衣、棉裤脱下来收走。白天我全身冰凉,到了晚上,冷空气穿堂而过,冻的根本睡不着。被窝冷的象冰窖,全身蜷成团还哆嗦发抖,使劲往墙边贴,侧边的被子被窗缝的风吹的象铁样冰凉,碰都不敢碰,刚睡一会儿就被冻醒,整个晚上都迷迷糊糊。
后来,我又被调换到了十三组。这个组除了榻榻米通铺的一边有个马缸,再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贴毡的墙面很脏,铺上蓄着灰,空气干燥的刚进去鼻子出血。不给我任何生活用品,一直是半餐。仍然是独立组,每天安排专门的犯人进组训练我。
我越来越瘦,皮包骨头,几个指甲的瘪的坑,经常被饿的气喘吁吁,脚腿发软,行动迟缓,身子乱晃,站都站不稳;眼皮沉重,不由耷拉下来,眼睛都睁不开,不时眨眼睛,才能保持清醒和视觉。坐在凳子上,和旁边的事务犯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晚上饿的翻来覆去,睡不着。事务犯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僵尸”,一直喊了我几年。
7、电击、竹条子抽打等折磨
一天,张延军把我带出去,拿来一个拖布,让我不停的拖各区域走廊,拖了一会儿嫌拖布小,让人给我换了一个大的,让在各区域走廊来回不停的拖,一遍又一遍,不让停顿休息。过了几天,又给我换了一个新扎的更大的拖布。是从裁剪监区弄来的布条,用做水管的塑料管子做把扎成的,大小抵四五个普通拖布都不止。一边拖,后边还有个事务犯专门监督。监区长马强给事务犯交代的要求是不许抬头,不许直腰,眼睛不许向左右看。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扎了一个更更大的拖布,蘸上水,犯人们说有七八十斤,完全浇透水,一个人拿不动,得两个犯人用塑料箱子才能抬得动。让我拖着这个大拖布,在走廊里一遍又一遍得来回不停的拖。身后的事务犯,拎个塑料桶,时不时的往上浇水。我常常满身的汗,还不给水喝。天热换季,我棉衣也不给及时换。长时间的不让洗澡,理发、剃须、剪指甲。就是除了拖地有人管,再什么都没人管。后来,估计还是张延军,又安排扎了一个更大的,把把截的非常短,布条拖的更长,终因太畸形而不久作罢。
有段时间,一到张延军的班上,就让人把我带到小风场,他拿电击枪,在我头上、脸上、嘴上、耳朵、脖子、腿、手脚,身上所有部位,几乎都被打了过来。被电击枪打过的地方,很多地方都被电弧烧的结了痂。张延军让人把我鞋袜脱掉,在地上泼上水,把我手脚按在水里,用电击枪打;把我手脚按在地上,用塑料管子抽;一管子下去,脚面就一个血口子,血就冒了出来;用塑料管子、竹条子抽打我大腿、臀部,打的青紫瘀血。
不让拖地的时候,就是不停的高强度训练。上半天、下半天、晚上不停。一个蹲下起立,能让练一天,事务犯李楠,说他站着光喊口令都喊不动了。
严管开了个“强化班”,樊利翔把我弄了过去。每天几乎是不停的行为养成动作和跺脚,每个人都是汗如雨下,衣服湿的透透的。别人饭不够可以加,而我仍然是半餐。 一次党宁宁找我谈话说:你就打算这样子下去吗?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你还有几年呢,这是不现实的。
又到冬天,最冷的时候,事务犯王涛,也将走廊正对十三组门的窗户打开,让冷空气往组里灌,常常冻的我哆嗦。中午一直不让我睡,让坐着或站着。有时天气好,中午有点太阳,身上不凉不抖就算是暖和了。我常年一个人被单独关押,很少有人和我说话。李健有时候过来趴在门上看一会儿,丢下一句:站起来了啊。
我的半餐,直到张延军调走后,才逐渐恢复了正常,持续了有一年半的时间。樊利翔接替了张延军副区长的职位,找我谈话,说: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说:你要的我给不了。
监区考试让答卷子,有一题:说说你所加入的邪教组织的社会危害性。我写道:国家从来没有把法轮功认定为邪教,我也没有加入过什么组织。晚上,党宁宁把我带到小风场,让犯人脱掉我鞋子、袜子,按住我,用塑料管子抽我脚心,打的我两脚青紫肿胀,将我送到“集训”加强训练折磨了两个月。在集训,因为从不参与“三联三同”的按人,被警察骂“x桩”。
要到期了,一天樊利翔问我:后悔不?我说:不后悔。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是对的。他再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