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公报》红朝蒙羞──老报人罗孚访谈

【明慧网2002年8月19日】在实行数千年帝制的中国,报纸的面世是很晚的事。而能在激荡的现代史中穿过百年风雨,保存至今的报纸,非《大公报》莫属。

今年是《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海外多家传媒都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香港凤凰卫视也播出了精心制作的多集电视片。无可否认,百年老报《大公报》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记录了现代中国兴废荣枯的诸多脉络,《大公报》本身也深深介入了时代的裂变,它贡献出了一大片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

然而,这一百年中的后半段,《大公报》的光荣历史却黯然蒙尘,在所有纪念文章和电视片中,关于《大公报》后50年的事迹均语焉不详,能省则省。而且,被凤凰卫视电视片集采访的历史见证人中,漏掉了一批现时已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老报人,罗孚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罗孚自1941进入报社,前后在《大公报》工作了41年,他正是重要的时代见证人。本次节目专门采访了罗孚先生。罗孚认为,百年《大公报》的前50年是值得人们追忆和纪念的,而后半段只能余亦无言了。他认为《大公报》“百年一半是虚名”。

这分野就是1949年,那时北京《大公报》、上海《大公报》是它的主干,天津、香港《大公报》是它的旁枝,但首先是北京和天津《大公报》被共产党军代表接管,完全变成了党报,连报名都被抹去;继而上海《大公报》也被接管。香港《大公报》不在共产党治下,全面接管是不可能的,但当该报的主干都不复存在,香港报社的财政自然出现问题,这时候就由共产党拨款支持,每年有专项预算,把香港《大公报》支撑下去。虽然不是由报社内的党组织直接管理,而是有知名统战人士来办报,但实际上垂直管理香港《大公报》的是香港新华社。

百年《大公报》一向有“四不”的座右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大公报》一旦成了党产,非党勿言、非党勿动、非党勿视、非党勿听,还有什么“不党”可言?它变成变相党报之后,销路愈加萎缩,一切财政都由党来包干,又有什么“不卖”可言?它必须依照一党之私去定调,按党的方针去办报,它是党的私产,不再是大众的公器,还有什么“不私”可言?它因一党之私而盲,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眼光,首先从思想上就盲从于党,又有什么“不盲”可言?

罗孚先生追忆肃反、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香港《大公报》都是紧跟不舍的,从他本人来说,开始是相信,而后半信半疑,最后完全不信,但还是要按党的指示办报,罗孚先生痛心地说:这是“盲目、盲心、盲从!”

罗孚再举八九民运之例,那时他已被软禁于北京若干年了,但他知道香港《大公报》在“党意”不明时,曾经跟着民意作报导和发议论,允许员工参加游行,在报馆门口挂起支持民运的标语。但戒严令一下达,北京形势突变,门口的标语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报纸口径就从反对李鹏到支持李鹏……这就是“党、卖、私、盲”一应俱全了。

罗孚先生表示,纪念《大公报》百年报庆,他也颇有怀旧的沧桑之感,怀念那些风雨鸡鸣的日子。但刻骨铭心的不单是“风雨”,而是“鸡鸣”,只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真正降临中国,才能有群鸡齐鸣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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