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路及曲折


【明慧网2003年5月22日】我95年得法,到现在快有8年了,回想这8年来的修炼历程,点点滴滴无不绕人心怀,我就象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摔倒了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了现在。

一、得法

得法时我刚上高二,我从小就对生命和宇宙充满了好奇与无奈,这一点使我有别于其他同龄的孩子,我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尤其感兴趣,曾经试图从佛经与易经中找到生命的真谛,但是里面深奥晦涩的文字使我这个受现代教育的中学生不得不退出。后来兴起了气功,我很快加入进来,并且先后接触过好几种气功,我在这方面的毅力让父母都惊讶,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在到处乱撞,根本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更不知道修炼的内涵与根本了。直到见到了《转法轮》,当时我还很奇怪,怎么这本“气功”书全都是讲的“道理”,一点儿炼功动作也没有,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但是这些“道理”确让我越看越高兴,越看越放不下,他把我想知道的都说出来了,最后我决定炼法轮功

从那以后,《转法轮》就放到了我的床头,我决心一修到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得法不久的一天夜里我连续做了几个很清晰的梦,一个是我梦见我体内有许多软的管道一样的东西通下来,横的竖的,里面有水一样的东西通过。我后来悟到那是师父下的各种机制。再一个是我在一个空旷的荒野上,一个顶天立地的金甲天神看着我,清清楚楚,后来我又梦到自己穿着袈裟打着坐,头上出现了一个大的法轮。当时我醒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然现在我明白我得法了。

因为当时学员们还没有意识到学法的重要性,还是把炼动作当作第一位,再加上我上的是重点中学,学习任务很重,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很自负,觉得年轻脑子好使,看一遍比那些年龄大的学员看几遍认识都好,所以学习再忙也只苦炼动作,不重视学法。当然心性提高很慢,不过我确实受益很多,以前每年我至少要大病一次,而且我还有鼻炎、外耳道炎等困扰我的各种病症,得法后都消失了,从修炼开始7年多没吃过药,这一点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师长同学都感到神奇。更主要的我为人诚实,待人谦和,学习刻苦,父母老师都对我很放心,特别在这样世风日下的社会下,我一点不被污染,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生命的目标。

在高三一年里,我没有时间去炼功点,但是师父的新经文和经书我一样都不少,即使是极缺的情况下,我都能阴差阳错地得到,师父对弟子真是费尽心力啊!97年,我顺利通过高考,被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录取,这里面仍然包含着师父的巧妙安排与良苦用心。

二、学法

我真正安下心来重视学法,是从上大学后开始的,当时学校的很多老师(包括许多教授、讲师、博士、硕士)都是大法弟子,他们对大法理解很深,“比学比修”中让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学校有很多学法小组,我天天晚上参加学法,早晨参加炼功,特别是东北的冬天很冷,对我这个南方来的人有时觉得很难承受,有一次我炼抱轮时冻晕了过去,一下子向前摔倒,当脸触及到地时才明白过来,但是马上站起来了,也不感觉怎么疼。

只要有时间我就学法,我想把以前耽误的时间弥补过来。我的同学们都在找朋友、看电影、聚会,我就去看书,除了正当的学习,我的心思都在大法上,这使我很安心,我的学习成绩在大学四年里也不错,连年拿奖学金。但用心学法的同时让我感到了修心的难,许多矛盾一个一个地出现,我艰难的往前走,真正感到了什么是修炼,甚至有一次我都想放弃了,但是“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的话突然响在我的耳边,我心头一酸:我怎么能放弃这千万年等待的机缘!当我冲破一切障碍时,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也越来越感觉自己真的很幸福。我在这种平静充实的大学生活中度过了两年。

三、七二二进京

以前光明日报事件、4.25上访这些大事都是发生以后我才得到消息的。学习师父经文后,我还非常惋惜自己没赶上,现在想来是自己没有达到标准。99年7月21日,电视、广播开始对大法大肆污蔑,当时学校已放假,我因故还没有回家,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一下子蒙了。同学们都议论纷纷,这时一位同修找到我说学员们都到省政府去了,我二话没说立刻赶到省政府,只见人山人海,全省的大法弟子都在往这里赶。我找到炼功点上的同修,大家一起静静地等待。下午两三点钟,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大法轮,比旁边的太阳还亮,在场的人们都看到了这一现象,这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后来我们几个人商量决定:进京上访!

为了避开警察的盘问,我们改乘去上海的一趟火车,在中途的天津下了车。当时正是酷暑,北京、天津等地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高温,好象空气中都充满了邪恶。因为有几个学员没带身份证,所以我们又分成两路,有身份证的坐火车,没有的坐出租车,先后到了北京的一位大法弟子的家里,当时已经半夜了,北京同修介绍了他了解的情况,说北海那边驱散了很多人。当时明慧网已经被封了,北京同修用代理突破封锁查看消息,看到了师父写的声明。我们决定第二天去天安门。

早晨五点,我们先到了附近的几个炼功点,人很多,但是没有人炼功,能看出来很多人是我们学员。我们转了几圈,沿着大街走,街上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观察过往的行人,这时一个警察上来问我从哪来的,我没有理他,跟学员说着话径直走了过去。

来到天安门,已是中午,天虽热,但人还是很多,在天安门的楼洞里,我们遇到了两个长春来的女孩和一个哈尔滨的女孩,大家从未见过,但很快便互相认出是大法弟子。后来听说信访局的牌子早就摘了,不许上访。我们又到了另一位同修的家里,大家交流了一会儿,看了录像片《耶稣转》,感到耶稣受难的情形与当时的情况惊人的相似。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只知道要维护大法。

我决定先回家,在火车上,我的眼泪流了一路。这是我懂事起第一次流这么多眼泪。想到师父大法遭受如此破坏、污蔑,而作为弟子的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的力量这么小。

四、证实法

回到家,爸爸用多年来的经验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劝我放弃,我据理力争,我说有哪一个人能讲出如此高深的法理?现在的报道有哪一点符合师父讲的大法?看过书的爸爸无言以对。

但是我仍然很痛苦,回到学校后,以前的炼功点和学法组都被破坏了。我就到教室看书,晚上上完自习就跑到学校旁边的广场上炼功。不时传出有同修进京上访被抓的消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样一直到了99年12月,冬天的夜晚很静,我炼完功经常望着天空发呆,有时月亮很明亮,天空万里无云,这时却飘下来朵朵雪花落在我的头上、身上,清凉透彻。我想我不能总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中修炼。

这时一位同修找到我,教给我用代理服务器突破网络封锁的办法,我开始上网,并开始研究如何突破封锁把消息传给其他学员,从开始的一次代理、二次代理、加密代理到后来的自由网、动态网以及现在的各种突破封锁的软件,单从突破网络封锁这一方面,我就亲身见证了大法四年来一步步的艰辛与金刚不破。

有一天,同学告诉我本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我知道考验来了。

书记见我后很客气,与我沟通思想,开始想用道理说服我,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就给她讲真象,常常把她说的哑口无言,最后她见说不服我,就说:“你回去先考虑考虑吧!”

晚上,班里的辅导员老师找到我,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叫我“表态”,并威胁我如果我不写“保证”,就把我送到拘留所去。后来给家里打电话,爸爸闻讯后第二天马上从千里之外赶来。班里辅导员老师给安排我和爸爸单独住在一间宿舍里,让爸爸做我的工作。当时我从网上了解到了大量真实的情况,我就讲给爸爸听,爸爸本来一直很相信修炼的事情,并身有体会,也一直把师父称为“老师”,但由于很多执著放不下,所以没有加入进来。听我发自内心的给他讲之后,他明白了很多。他开始和我商量怎么办,还告诉我妈妈得知此事后都哭了,快80岁的奶奶也要坐火车来劝我。我听后心里很难过。

过了两天,系里党委书记找我,说已经把我报到省里去了,要我写“保证”,否则后果自负。我又跟她讲道理,她强词夺理,并不断威胁我,说家里供我上大学多不容易,如果毕不了业怎么对得起父母,而且我的成绩又很好,本来前途无量,但如果我不放弃,将来毕业找工作考研究生都是问题,因为要政审的。我说:“修炼法轮功我只是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做个好人,根本没有想反对谁,更没有想反对国家,实践中他让我受益无穷,无论是从亲身经历还是从大法的书里我找不到一点不好的东西,你让我说法轮功不好,我无论如何做不到!”虽然我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怕心,最后还是用文字游戏的形式写了“不进京,不上访”等几条“保证”。后来通过学法,知道那是不对的,并发表了严正声明。

但是系里并没有对我放心,因为学校里不断有人去北京上访,他们也怕我去。班里辅导员老师给我开会,开始要班里的同学一人一天轮流陪我上自习,监视我的一切行动,当时快到期末考试了,我说:“如果那样,我考试考不好谁负责任,因为你们给我制造了这么大的压力。”后来他没有办法,但让我每天向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报到,并要求寝室的同学负责我的行动,同学无奈地跟我说:“你只要不上北京,干什么都行,我们也没办法,唉,这叫什么事啊?”

不管怎样我还是争取了学法和炼功的机会。同时,我从网上看到了大法弟子舍生忘死证实大法的行动,每每看到同修被抓被打被残酷的迫害,我的心都碎了。2000年,师父的新经文开始发表,我都从网上看到了,这时原来学法点上的一位同修有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们可以在他那儿学法炼功并进行交流,还可以利用电脑。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同修也都联系上了,我们开始做讲真象的工作。

我利用学校的特点,把传单放到教室里或学校的信箱里,利用假期把真相资料带回家乡散发。后来,我见学校每个寝室都有电脑,就买了许多软盘,把明慧网的文章下载后进行筛选分类,装进软盘,再用旧报纸包起来粘到每个寝室的门上,还用邮件的形式邮寄给以前的同学。

我接触到了不同地区的同修,不知不觉中成了中间的“协调”人:我把我突破网络封锁的经验和其他地区能上网的同修进行交流;把一个点上打印出来的资料供给不能打印的同修;把会排版的同修设计出来的版面又提供给其他地区的资料点;把传到我手的大陆消息和学员体会文章发给明慧网;同时还负责学校的真相资料散发。后来,两位同修找到我,要建立一个资料点,我负责下载每日明慧文章和上传大陆消息。

当时正值大四,课程并不是很紧,但却面临毕业,我显的格外忙,大陆对网络封锁得越来越厉害,今天用这个方法能突破封锁,明天可能就不行了,明慧网当时的服务也没有今天这样完善,而且只有很少的几个网吧有软驱,现在想想,确实是很不容易,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是不可能走过来的。

开始的时候我对证实大法的理解并不是很深,很佩服进京上访和即使在残酷迫害下都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我相信历史会永远记载这一切,我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大法的工作上,我当时想:即使我被抓被打,我也曾经助师正法了。并且不敢忽视学法炼功,很怕自己落下,我甚至放弃了找工作和考研的机会,还曾经为自己的这种放弃而高兴,现在想来那都是不对的,因为大法要求我们尽量做到圆融。

五、遭受迫害

2001年7月,就在我刚毕业没几天,一天夜里凌晨两点,警察破门而入,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进行抄查,当时我住在一位同修的家里,恶警们搜出了我随身带的所有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还有两捆大法资料。这次损失是很大的,我的全套大法书,两台电脑,几十张软盘,近百张光盘(其实大部分是电脑软件但都被当作了大法光盘),十几盘磁带,更主要的是我所在的资料点给破坏了,后来我才知道是由于与我认识的一位学员被抓后承受不住把我供了出来。

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因为搜出了大量“证据”,它们以为抄了一个很大的“点”,所以对我进行严格审讯,听说还惊动了省里。开始恶警问我与谁联系,我不说,它们就开始打我,脱光衣服用电棍电,把塑料袋套在我头上不让呼吸,手段极其恶劣。我说你们这是刑讯逼供,它们边打边恶狠狠地说:“谁打你了?!谁刑讯逼供了?!谁看见了?!”我心想:你打死我也不能说。后来,它们把我铐在暖气上出去了。

我看到了资料点上的另两位同修也同时被抓,而且电脑、扫描仪等机器都损失了,他们说也是因为那个学员供出来的。我们在派出所被关押了一天两夜,期间没吃一点饭没喝一口水。第二天早晨,恶警们拿着拘留证回来,对我们说:“你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那就是上电视,或者公开在网上发表一篇揭批文章。”我们都不肯,它们就把我们押送到看守所。

看守所里管教和犯人们得知我们是××大学的学生因为法轮功而被抓的都很吃惊和惋惜。一个管教提审我,我就给他讲真相,我本来是那种内向不爱说话的人,但是此时却显得格外健谈,我讲了很长时间,他手里做记录的笔一个字也没写,最后他叹了口气说:“现在国家就这样,你们的事我管不了,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好了。”说完就把我送回去了。

看守所里的条件非常差,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关着三十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晚上睡觉除了号长等一些“大侠”外,别人统统“立刀鱼”。以前我只从网上看到过这种名词,当时正是盛夏,每天晚上都要出浑身汗,热的睡不着,其中的滋味去过看守所的人都知道。吃的更差了,每天两顿饭,一次只给一个用粗玉米渣做的小发糕(窝头),每两个人发一小盆菜汤(跟盐水差不多),别说吃饱,两顿饭加在一起也吃不饱。

我向犯人们讲真相,凡是能接受的我都告诉他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我发现犯人中有很多人知道法轮功好,是因为先前有许多大法弟子进来证实了大法。

期间我又被提审了两次,他们还是要我供出其他同修,我一个也没说,他们又吓唬我,我咬紧牙就是不说,当我正念强的时候,他们就不问了。开始的时候我有些顾虑,因为我的电话本和传呼机都被抄走了,上面有许多同修的联系电话。我在看守所里天天发正念,求师父帮助。后来我发现恶警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而且我的传呼机在我出狱后发现并没有被他们拿走,可是当时被抓的时候我明明看到恶警首先抢走的就是呼机。这一定又是师父的保护。

后来我们被非法判劳教一年,送往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基地”。事后我仔细查找出事的原因,虽然我们资料点的三个人同时被抓,但自始至终恶警们并不知道我和另两位同修有什么关系,这样看来我们所采取的一些安全联系措施和上网的技术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肯定是心性上的原因了,因为当时学法、炼功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虽然有一些杂乱但都不至于被邪恶钻这么大的空子,那么是什么呢?我想了很久,我仔细查找当初的一思一念:“即使我被抓被打,我也……。”问题可能就是出在这个“即使”上,当时我确实很大程度上默认了邪恶的迫害,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所以一些行为并没有完全在法上。这一点希望现在做大法工作的同修们要注意。

明慧网每天都登出不少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那确实是真实的。在劳教所里我们被严密看管,称为“包夹”,就是两个或三个犯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不管干什么都要跟着,就是晚上上厕所都要把自己的“包夹”叫起来,一起去,否则就要挨处分。大法弟子和任何人都不准说话,天天除了“坐扳”,就是干活。在劳教所里干活,管教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干的是超强体力活,而且很少让休息,经常是从早干到晚。

到劳教所没几天,爸爸从家乡赶来,从小没吃过苦的我在遭受了这么多委屈后见到亲人,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滋味,但我还是把泪水咽到肚子里,对爸爸微笑着说:“我没事,你们要保重自己。”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已经生病几个月了,打了一个月的吊瓶刚拔下针头就坐火车赶了过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爸爸临走时给我留下了200块钱,但马上被犯人骗走了100,而且我的被子衣服都被抢走了。多亏其他大法弟子默默的帮助给我解决了很多困难。

劳教所的生活寂寞难熬,而且充满了邪恶,这其中的苦处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的。但犯人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有许多犯人与大法弟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大法弟子高尚的品德与无私无我的境界打动了很多人,环境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邪恶依然猖狂,特别是2002年4月,江氏集团把大法进一步定为“反革命组织”,上面压下来要全面提高“转化率”。4月6日,劳教所开始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一个个拉出去“过关”,镐耙、藤条、电棍、竹坯、胶棒等等全部用上了,大法弟子一个个被折磨得失去了人样,惨叫声撕心裂肺动人心魄。7日,整个天空变成了红色的,鲜红鲜红的,连续三天都是一样,沙尘暴袭卷大地。犯人们都说你看真有天象变化。

我当时全身长满了浓疥,身体极度虚弱,苦不堪言,最主要的长时间不学法炼功,又被各方面压力搞得晕头胀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的实在承受不住了,执著心驱使我照着一个学员写的“五书”也写了一遍,但我尽量避开关键词汇,师父的名字一概不提。虽然这样,还在压力下参加了“帮教团”,虽然主要是想以此接触到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但也是给自己的修炼道路上留下了极大的耻辱,辜负了慈悲师尊的苦度。[注]

当时犯人中的一位“大侠”与我关系处的特别好,正好恶警让他看管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我告诉他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并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的真相和我的经历,他说:“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做,你放心吧,我打他们我心里有数,尽量不让管教打他们,管教们打人狠着呢。”

我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听老同修讲,当时的情景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天天开批判会,同修被挂上牌子推上台批判,犯人们在下面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什么都吃不了,吃什么吐什么,全身肌肉萎缩骨瘦如柴,真个人都脱了像,上楼要人架着,否则楼都上不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来近130斤的体重还剩80多斤,四肢无肉单单有一个大肚子,鼓鼓的象石头一样硬,经常胀得在地上打滚,就是这样,同修们提出要我提前保释出去,恶警都不答应。

在我被解除非法劳教的那天,我是咬着牙一步步走出去的,爸爸来接我,几乎都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他怕我伤心,偷偷的抹着眼泪。我望着满脸憔悴白发苍苍的父亲,眼泪夺眶而出。可这一切又是谁的过错呢?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这场邪恶迫害导致的呀!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妈妈天天以泪洗面,整个人瘦了好几圈。

当天下午爸爸就把我送进了医院,医生们都吃惊的看着我,告诉爸爸这种情况必须马上住院,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是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就是查不出病因,只是天天给我输营养,医生对着我的大肚子反复透视又做B超又做X光可就是显示正常。因为住院费很贵,我跟爸爸说我们出院吧,没办法在亲戚家里住了20多天,等我精神好一点了才坐火车回到了家里(开始我身体虚弱得连火车都坐不了)。到家里看了很多医生我仍然不见好转,而且人还在变瘦,已经不能走路了,精神状态极差。我想这是报应,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师父也不管我了,业力都回来了。

家里人都很着急,亲戚朋友都来看我,妈妈天天哭,我心里更难过了,晚上有时挣扎着坐起来打坐,肚子就好受一点,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常人了。一天,一个做医生的亲戚来看我,说我得的可能是××病,这种病耽误不得,要赶紧送省医院,我心里想可能就是那个病吧!这一念之差就让我住了两个月的院。先前很多医生检查我的肚子都找不到什么毛病,可这次到医院一做透视,发现我的肚子里处处梗阻,用医生的话讲是“惨不忍睹”,马上给家里下了病危通知书,我问医生我的病能不能治好,好几个医生都跟我说这种“病”是很危险的慢性病,需要患者注意很多方面如:只能吃流食但又要营养跟上;要注意活动但又要不能累着,有一点做不好就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即使好了以后还要注意好多年,还给我举了很多病例都是出现反复的,说到最后都是那句话:“这要看你的造化了!”一位很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对我说,这种病即使好了,但要想达到和平常人一样至少要两至三年。而且住院治疗不能少于半年。

六、重新振作

我住了两个月的院,父母陪了我两个月,医药费花了几万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很重的负担了。但我的精神渐渐地平静下来,开始从修炼的基点重新思考这一切。想好后,我执意要出院。这样我回到了家里,身体却比在住院时好得还快,体重迅速增加,一个多月就已经恢复了正常体重。到医院去复查,医生拿着拍的片子与原来的片子对比,原来片子上“惨不忍睹”的梗阻块全部消失了,他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连连惊叹。我心里明白,又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这一切,只要我们那颗向着大法的心还在,师父是不会轻易放弃每一个弟子的。

我开始想起了学法,我原来的大法书全部损失掉了,我在家里还有一套锁在柜子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再拿起书,总觉的有一种魔难在阻挡着我。有一天,我找出了柜子的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柜子的锁,爸爸过来帮我开,也开不开,是钥匙错了?但这种钥匙我找了找只有这一把。又过了两天,我碰到一位同修,跟我讲起现在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学法、讲真相、发正念。我心一动:发正念?一下想起我刚被抓的时候,是刚开始发正念不久,那时天天对邪恶发正念。对,我发正念试试,我回到家,又拿出那把钥匙,我心想:清除邪恶的干扰,我要学法!再拿去开锁的时候,“啪”,非常轻松的把柜子打开了,我抚摩着久违的大法书心潮澎湃,感激师尊的慈悲救度。

但是我发现一点,就是大多被抓过的同修放出来后,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惰性”,无论是炼功学法都显得很吃力,除非用强大的正念破除它,否则这种干扰是很大的。这种“惰性”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我开始每天用心地学法、炼功、发正念,投入到正法洪流之中。

在最后的回归路上,我一定谨遵师训,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损失,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辉历史使命!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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